贝多芬说过：“我是为人类酿造玉液琼浆的酒神，给予人们精神上的神圣癫狂。”

　　我不知道他是否如瓦格纳所说的那样，要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里描绘出一个酒神的庆祝会。[贝多芬曾经的确考虑过这件事，因为在他的笔记中，尤其是《第十交响乐》的草稿里，发现了这个主题。

　　]但我发现，在这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蕴涵着弗朗德勒人的遗传特质；同样地，我还证实了，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里，他那大胆狂妄、肆无忌惮的言谈举止，是源于自身的血统。在众多作品中，没有哪一部能像《第七交响曲》那样，表现出如此坦荡、自由的力量。这是毫无目的的超人精力的发泄，只是为了娱乐，如同一条泛滥的河将欢快淹没。而在《第八交响曲》中，虽然没有如此雄浑的力量，却更加奇特，更具贝多芬自己的特点，悲剧与闹剧交织，大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任**融。[在创作这些作品的同时，1811—1812年间，贝多芬在特普里兹结识了一个名叫阿玛丽厄·塞巴尔德的女子，一个柏林的青年女歌唱家。二人关系密切。贝多芬这一时期的创作灵感可能源于此。

　　]

　　1814年，贝多芬名声大振。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为欧洲的荣耀。他积极地参加各种欢庆活动。亲王们都向他致敬，而他则像他同辛德勒所吹嘘的那样，高傲地任由他们对自己献媚奉承。

　　1813年，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创作了一支《惠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第二年年初，又写了一支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复兴》。1814年11月29日，贝多芬在各国的君王面前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并于1815年，为纪念攻陷巴黎创作了一支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应景之作使他的声誉达到巅峰，更超过了他以往创作的那些作品。布莱休斯·赫菲尔根据弗朗斯瓦尔·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完成的木刻画，以及1812年弗雷茨·克莱恩为贝多芬创作的脸模，都将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张紧咬着牙床、充满愤怒和痛苦的雄狮般的脸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意志力，一种拿破仑早年所具有的意志力。他在耶拿[耶拿，德国图林根州城名，1806年，拿破仑曾在此地战胜奥军。

　　]战役之后，对拿破仑有一番言论：“很不幸，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在行！否则我一定会将他击败！”可是，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他的王国。正如他在写给弗朗索尔·德·布伦瑞克的信中所说的：“我的王国在天上。”[维也纳会议期间，贝多芬在写给考卡的信中也提到：“我不想和你谈论我们的君主和王国，我认为，思想之国才是最值得珍惜、最可爱的。在所有世俗和宗教的王国中，它是排在第一位的。”

　　]

　　光荣过后，就是困苦与悲惨。

　　维也纳从未垂青过贝多芬。在这座轻佻浮华、被瓦格纳深恶痛绝的城市里，像贝多芬这样傲岸而孤立、狂放不羁的天才，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贝多芬也从未放过任何可以离开它的机会。1808年，他认真地考虑过要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吉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维也纳的确是一个充满着音乐源泉的国家。我们必须公正地说，维也纳所拥有的一些高雅的音乐鉴赏家，能够深感到贝多芬在音乐上的伟大，避免因失去这样的音乐天才而使国家受到侮辱。1809年，维也纳最富有的三位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公爵、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每年付给他四千弗洛令作为生活费，只要他同意留在奥地利。他们说：“很显然，一个人只有在他不为衣食所忧的情况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之中，才能真正创作出为艺术争光的完美作品，所以我们决定通过这种方法为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从而摆脱所有可能阻挡其天才发展的一切障碍。”

　　遗憾的是，结果并不像承诺的那样美好。这笔生活费并未足额提供给他，而且很快就停止发放了。另外，从1814年维也纳大会之后，社会风气发生了转变，开始轻艺术而重政治。贝多芬的性格也有所改变。原有的音乐氛围也被意大利作风破坏了，时尚则完全倾向于罗西尼[罗西尼，意大利作曲家。他的歌剧《唐克莱德》振动了整个德国音乐。鲍恩费尔德在笔记中记录了1816年维也纳沙龙里留传的说法：“莫扎特和贝多芬都是老学究，只有老一辈傻瓜们才会赞扬他们。罗西尼的出现，让大家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音乐。贝多芬的《菲岱里奥》就是一堆垃圾。搞不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百听不厌。”——贝多芬最后一场演奏会是1814年举行的。

　　]，贝多芬被视为迂腐。

　　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者，或散或亡：1812年金斯基亲王逝世；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1816年洛布科维兹去世。拉梅莫夫斯基——贝多芬曾将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题赠与他，在1815年2月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与儿时的好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弗·德·布勒宁闹翻了。从此，他形单影只。他在1816年的手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独无依地活在这个世上。”

　　此时的贝多芬的听力彻底丧失。[除了耳聋，贝多芬的身体情况也每况愈下。从1816年10月起，医生诊断他患有肺病，之后他深受此病的困扰。在1820—1821年，他又患上急性关节炎。1821年得了黄疸病，两年后患有结膜炎。

　　]自1815年秋天起，他就只能用书信与别人进行沟通交流。最早的谈话手册记录于1816年。[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一年贝多芬创作的第一百零一号作品开始，他的音乐风格发生了变化。而他的谈话记录手册共有一万一千页，现存于柏林三家图书馆。

　　]有关1822年《菲岱里奥》演奏会过程中的那些痛苦，挚友辛德勒有这样的叙述。

　　“贝多芬要求指挥排练……自第一幕的二部起，但此时的他显然已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了。他大大地减缓了乐曲的节奏，乐队也都紧紧地跟随着他的指挥，可歌手们却都自顾自地向前赶。于是乎，全乱了。乐队指挥乌姆劳夫见状，建议休息一会儿，可并未说明缘由，只是同歌手们交谈了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同样的混乱再度出现，不得不再一次停下来。显然，这场演出不可能在贝多芬的指挥下进行；但又该如何同他讲呢？谁都不忍心对他说：‘退场吧，可怜的家伙，你已经无法指挥了。’贝多芬有些迷惑、焦躁，左顾右盼，努力地想从其他人不同的表情中看出点头绪来，但大家都默不作声。突然，他用命令的语气，大声叫喊。当我来到他的身旁时，他把他的手册递给我，示意我写。我便这样写道：‘我恳求您现在不要指挥了，回家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于是他猛地跳到台下，冲我嚷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刚进门，他就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待到晚饭时间。饭桌上，他一言不发，一副痛苦不堪、颓丧无力的样子。晚饭后，当我起身告辞时，他挽留我，向我示意他不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就在我俩要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疗耳疾方面颇负盛名的医生……在我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见到过有哪一天能同十一月里这致命的一天相比拟的。他的心坎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不曾忘记这个可怕的印象。”[辛德勒自1814年起，便与贝多芬往来，到了1819年，辛德勒已经成为了贝多芬的密友。最初，贝多芬对辛德勒表现出了一种高傲自大的态度，并没以朋友相待。

　　]

　　两年后，1824年5月7日，贝多芬在指挥（按节目单上所说是“参与音乐会的指挥”）《第九交响曲》时，全场向他发出一片喝彩声，可是他丝毫听不见。直到一位女歌手拉住他的手，让他转向观众时，他才突然看到全场观众都激动得站了起来，挥舞着帽子，为他鼓掌喝彩。——一位名叫罗素的英国旅行者曾在1825年看见过贝多芬弹钢琴，说他想表现柔和的节奏时，琴键没有发出响声，静寂之中看着他脸部的激动表情，连手指都在抽搐，此情此景，真令人伤感。[瓦格纳在1870年出版的《贝多芬评传》中，对于贝多芬耳聋的事情，有很精彩的描述。

　　]

　　贝多芬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隔绝人群，他唯有在大自然中寻得一丝慰藉。特蕾兹·德·布伦瑞克说，“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音”，是他的庇护所。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像贝多芬这般喜爱花草、云彩、自然的人。[贝多芬喜欢动物，而且对它们十分怜悯。历史学家封·弗里梅尔的母亲回忆说，她小时候因为贝多芬总用手帕将蝴蝶统统赶跑，而故意让她捉不到。所以她一直都因为这件事怨恨贝多芬。

　　]他似乎是依靠着这些而生存的。贝多芬自己也曾这样写道：“世界上没有谁能像我这样地喜爱田野……我对一棵树的喜爱要多于对一个人……”——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都会沿着城墙溜一圈。在乡间，他更是经常独自散步，从黎明到夜晚，而且不戴帽子，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啊！——在树林里，我是快乐的，因为每一棵树都在传达着你的话语。——上帝啊，这是多么的灿烂！在树林里，在山丘上，一片静谧——这是奉献给您、供您役使的静谧。”

　　从大自然中，他精神上的焦虑找到了些许慰藉，但是他却被金钱的忧烦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了，可是我还要装出一副衣食无忧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道：“第一百零六号作品是在一种紧迫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为换取面包而进行创作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斯波尔说，他经常出不了门，因为鞋子上裂开了个口子。他欠出版商很多债，而且他的作品又卖不上好价钱。他那支《D大调弥撒曲》在预订时，只有七个订购者（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创作了一些优美、温柔的奏鸣曲，每一支曲子都要花费他三个月的时间，可每支曲子最终只能勉强地为他换回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号），也许是他最具深邃性的作品，仿佛是用血和泪写就的，但亲王竟一分钱都没付给他。在窘困的生活中，在没完没了的官司里（或是为了得到属于他的津贴，或是因为要保住侄子的监护权），贝多芬的精力几乎要耗尽了。

　　1815年，他的兄弟因肺结核逝世，留下了一个儿子。贝多芬将自己心中溢满的温情全部倾注在了这个孩子身上。为此，他又要遭遇到痛苦与折磨了——似乎有一种慈悲的眷顾，在费心地、不断地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难，使他的才气不乏营养。——首先，就是他要同那个不配做母亲、又想夺走小卡尔的弟媳争夺这个孩子的监护权。他这样写道：

　　“啊，上帝，你是我的城墙，我的防卫线，我唯一的避难所！你能看穿我的心灵，你知道在我不得不容忍那些想要与我争夺查理——我的宝贝的时候，我所承受的苦痛！[贝多芬在写给斯特莱歇尔夫人的信中说道：“我从来不会报复。当我忍无可忍而采取行动对付别人时，那纯粹是出于自卫，或为了阻止他们作恶。”

　　]我不知该如何称呼的神明，请听听我的呼唤吧，请接受你最不幸的造物者所发出的热烈祈祷吧！”

　　“啊，上帝！拯救我吧！你看，我现在已经被全人类抛弃了，只因为我拒绝与不义妥协！接受我的乞求吧，我只求将来能与我的卡尔一起生活！……啊，残酷的、无法改变的命运！不，不，我的不幸将永远不会结束！”

　　后来，这个被强烈地爱着的侄子，辜负了他伯父对他的信赖。在贝多芬写给他的信中，充满了痛苦和愤懑，就像米开朗基罗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一样，但贝多芬的信更加天真，更加动人：

　　“难道我还要再一次接受这种卑劣无耻的无情无义吗？好吧，如果我们之间的纽带应该断裂的话，那就随它去吧！当一切有正义感的人知道这些事情后，都会恨你的……如果我们维系我们关系的约束你不堪忍受，我以上帝的名义——但愿一切均能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把你交给我至高无上的神明；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敢于站在最高审判者的面前……

　　“你已经被惯坏了，但学会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是没有害处的；你对我的虚伪让我心痛万分，无法遗忘……上帝为我作证，我只幻想着能离你千里万里，远离这可怜的兄弟，远离这丑恶的家庭……我无法再信任你了。”

　　然后他签下这样的署名：“你可怜的父亲——或者最好不是你的父亲。”

　　接下来，他心软了，开始了一番宽恕：

　　“我亲爱的儿子！——不必再说什么了——回到我的怀抱中来吧，你将听不到一句恶言恶语……我将以同样的爱接受你。对于如何安排你的未来，我们可以友好地商量。——我以我的名誉担保，绝对不会责备你！责备已经毫无意义了。我会给你更多的疼爱与照顾。——来吧，到你父亲贝多芬温暖的怀抱中来吧。——来吧，收到信就马上回家来。”（在信封背面，他还用法文写了一句话：“如果你不来，你必将置我于死地。”）

　　他哀求地说：“不要撒谎，要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好儿子！如果你像别人那样，用虚伪来回报我的话，那是多么丑陋啊！……别了，不曾生你却抚养过你，并为你的智力发育竭尽心力的人，超越了父爱的情爱，从心底里希望你能走上善良、正直的路。你的忠诚的好父亲。”

　　侄子是聪慧的，贝多芬原本想把他引上大学之路，但在为他的将来做过各种各样的规划之后，贝多芬不得不答应侄子的要求，同意他去做商人。但卡尔出入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

　　奇怪的是，贝多芬的伟大情操不仅没给侄子带来益处，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怨恨，促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体现其可耻灵魂的那句可怕的话：“我变得更坏了，因为伯父要我上进。”

　　1826年夏天，卡尔竟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有死，反倒是贝多芬差点儿为此送了命。这个可怕的打击再次重创他早已脆弱的心。[当辛德勒见到贝多芬时，他说贝多芬好像一夜之间变成了七十岁的老人，精神委靡、步履蹒跚、全身乏力，没有一点意志。如果卡尔死了，他也不想活着。——事实上，几个月后，贝多芬便去世了。

　　]卡尔被治愈了，他的伯父直到临死前都一直饱受折磨。而伯父之死，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前，卡尔并没有陪伴在他身边。——几年前，贝多芬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没有抛弃我，将来一定有人为我送终。”——遗憾的是，送终的并不是他称作“儿子”的那个人。

　　即便深陷忧伤之中，贝多芬仍然歌颂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规划。自1793年在波恩时起，他就对此有所考虑。他一辈子都想歌颂欢乐，并以此作为他作品中的一部终曲。他的一生，始终都在思考歌颂的确切形式，以及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最合适，即使在《第九交响曲》中，他都在犹豫。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准备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应该注意的是，《第九交响曲》并非是大家所听到的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叫《以欢乐颂歌为终曲的合唱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有另外一种结尾。1823年7月，贝多芬想在曲子里加入一支用某种器乐演奏的《终曲》，后来，他把这个乐器演奏曲用在了第一百三十二号作品中那个四重奏里去了。切尔尼和森雷特纳肯定地说，在演奏（1824年5月《第九交响乐》）之后，贝多芬都没放弃这一想法。

　　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是有极大技术难度的，这一点，可以通过贝多芬的稿本看出来。为了在作品的其他段落引进合唱，他作了大量的尝试，甚至还想到用别的方法来代替。在“柔板”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这样写道：“也许合唱加在这里会很合适。”可是他下不了决心同忠实的乐队说分手。他说：“当我产生一个灵感时，我就仿佛听见一种乐器正在弹奏它，而不是人演唱的声音。”因此，他总是尽量延后引用人声的部分，甚至用乐器开头，就像《终曲》《欢乐颂》那样，把欢乐的主题全都交给器乐来演奏。

　　对于这些延后和犹豫，我们必须更深一步地去了解。因为其中还有更深远的原因。这个饱经忧愁折磨的不幸者，始终都渴望着讴歌欢乐之美；而他却年复一年地延后这个任务，因为他不断地被卷入激情的旋涡，为忧愁所苦。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如愿以偿，并成就了一部多么伟大的杰作啊！

　　当欢乐的主题即将展现于世人时，乐队突然中止。一时间，寂静一片。这使引入的歌唱带有一种神秘、天堂般的气氛。这个主题确实是个神明。欢乐从天而降，包裹于超自然的平静之中：它用轻柔的气息安抚着人间的痛苦；当它悄悄渗入病痛初愈的心灵之中时，最初的接触是那么温柔，恰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所说的，“因看到他那双温柔的眼睛而很想流泪”。当主题随后转入人声演唱时，首先出场的是低音部，一种带有严肃而压抑的情调。渐渐地，欢乐抓住了人的全身。这是一种征服，是对痛苦的战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就像浩浩荡荡的大军行进一般，男高音那热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在其中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发出的呼喊，似乎他创作时正奔驰在田野上，如痴如醉，激动狂放，如同老国王李尔置身于雷雨之中。紧接着战斗的欢乐是宗教般的陶醉。随即又是神圣的狂欢，一种爱的疯狂。整个人类全都向苍穹伸开双臂，发出强烈的欢呼，冲向前去迎接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中。

　　天才的作品终于征服了平庸的群众。维也纳的轻浮之风也因此受到了动摇与震撼，因为当时正值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一统天下。忧伤受辱的贝多芬想去伦敦定居，并想在那儿演出《第九交响曲》。如同1809年那样，几位高贵的朋友又一次恳求他千万不要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创作了一部圣乐[这里指的是第一百二十三号作品《D大调弥撒曲》。

　　]，您在其中表达了您深刻的信念所启迪自己的那些情感。超现实、圣洁的光照进了您那伟大的心灵，也照亮了这部作品。另外，我们也知道，您的那些伟大的交响曲的桂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最近几年的隐遁生活，使所有关心、关注您的人感到怅然。[贝多芬穷困潦倒，为家事、琐事所困扰。从1816—1821年期间，贝多芬只创作了三部钢琴曲。他的敌人说他已经江郎才尽，但1821年，他又开始了创作。

　　]大家都痛苦地想，当一种外国音乐在设法移植到我们的舞台，企图将德国艺术彻底被人们遗忘时，那位在人们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人物却保持沉默……整个民族都将希望寄托在了您的身上，期待着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荣光，不被时尚束缚而创造出一种真与美的时代，只有您才能担起这个重任……但愿我们的这份心愿能尽快实现……但愿仰仗您的天才，未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整个世界，都会绽放出更多更美的鲜花！”这些恳切的信件内容说明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不单是在艺术方面，而且在道德上都享有较大的威望。他的崇拜者们在颂扬他的才华时，想到的第一个词儿既不是学问，也不是艺术，而是信念。

　　这些话语深深地打动了贝多芬，他决意留下来。1824年5月7日，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演出非常成功，几乎是盛况空前。当贝多芬出现在舞台上时，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而且是连续五次；在这个讲究礼仪的国度，即使是皇族驾临，按惯例也只是行三次鼓掌礼。交响曲可以引起人们狂热的骚动，这种狂热程度竟然惊动了警察。许多人甚至激动得当场哭起来。音乐会结束后，贝多芬因为过于激动而晕了过去。他被抬到辛德勒家，昏昏沉沉地和衣躺着，整夜未吃未喝，直到次日早晨。

　　胜利只是短暂一瞬，音乐会对贝多芬来说，毫无赢利之处。音乐会没有让他挣到钱，物质生活依然窘迫。他贫病交加，[1824年8月，贝多芬在写给巴赫医生的信中，提到他经常担心自己会猝死。“我同我的祖父实在是有太多相像的地方了。”他胃痛得很厉害。1824年冬天，贝多芬的病情有所好转，但第二年，他开始呕血并且流鼻血。他写信给卡尔：“我已经衰弱到了极点……恐怕要不久人世了。”

　　]孤立无援，但他却是个战胜者：人类平庸的战胜者，他自己命运的战胜者，他的苦痛的战胜者。

　　“牺牲，永远牺牲人生的愚钝，为了你的艺术——凌驾于一切的上帝！”

　　他终于抓住了他的终生目标，抓住了欢乐。可是他能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长期停留吗？——当然，他还会不时地跌落到往日的忧愁与伤痛之中。就像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就充满着怪异的阴影。然而，《第九交响曲》所获得的胜利好像已经在他身上印下光荣的痕迹了。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曲》[1827年，贝多芬在写给莫舍勒斯的信中说道：“我已经完成一部交响乐和一首新的序曲，初稿都放在我的书桌上了。”但这份初稿从未被发现。我们根据贝多芬的笔记，发现《终曲》大合唱并没给《第九交响曲》，而是留给了《第十交响曲》。后来，他解释道，想通过《第十交响曲》实现“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和解”，这也正是歌德在《浮士德》的第二部中，试图达到的目的。

　　]《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克里尔巴策的《曼吕西纳》谱曲，为科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贝多芬自1808年起，便有意为《浮士德》谱曲，这是他一生最重视的计划。

　　]谱写音乐，还有《大卫和扫罗的圣经清唱剧》，这些都显示出他的思想倾向于德国古代的大师们宁静恬适之境，就像巴赫和亨德尔。而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的明媚，倾向于法国南部或他梦想游历的那个意大利。

　　1826年，贝多芬见到施皮勒大夫，施皮勒说他容光焕发。同年，当克里尔巴策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反倒是贝多芬鼓励这位颓丧的诗人要振作。克里尔巴策感慨地说：“啊！如果我能有你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意志就好了！”时事艰难：反动的专制势力压迫着人们的思想。克里尔巴策叹息道：“我已经被审查制度杀害了。如果你想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去北美洲了。”但没有任何权势能够束缚住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弗雷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文字被束缚住了，但幸运的是，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就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国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常常提到自己必须履行的职责，就是要利用自己的艺术为“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斗争，为人类造福，给人类以勇气，让人类苏醒，斥责人类的懦弱。他在给其侄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时代需要坚强的心灵去鞭策那些可悲的人们。”1827年，米勒医生说：“面对政府，警察，或贵族时，贝多芬总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这样。[在贝多芬的谈话记录簿里，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句子：“目前，欧洲政治已经走上了一条离不开金钱与银行的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们什么都学不会，而什么都没有忘记。”“五十年后，世界各处都将成立共和国。”

　　]警方明知这一点，但他们容忍他的批评和讥讽，把它视作无伤大雅的梦呓，因此对这位光芒四射的天才不闻不问了。”

　　因此，任何力量都不能使贝多芬的这种无法驯服的力量屈服。现在，这股力量似乎要玩弄痛苦了。在最后的几年里，尽管创作条件十分糟糕[这里指的是侄子卡尔自杀的事。

　　]，但他所写的音乐具有一种讽刺、傲然而欢快的特点。在他去世前的四个月里，即1826年11月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第一百三十号为四重奏重新创作的《终曲》就是非常轻快的。严格地说，这种轻快不是常人所有的那一种。而是像莫切特斯所说的：时而是间断性的苦涩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那么多苦痛之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不相信死亡。

　　但死神终于降临。1826年11月末，贝多芬因为着凉，患了胸膜炎。他为侄子的前程而在严寒隆冬四处奔波，回到维也纳便病倒了。[贝多芬的病情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肺部偶发症，六天就好转了。“到了第七天，他觉得好多了，而且可以起床走动、读书了”；第二阶段是消化系统疾病。医生说：“第八天，我发现他的精神不是很好，而且全身发黄，夜里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差一点就让他当晚送命。”从那时起，贝多芬身上的水肿情况加重。这次发病不排除有精神上的原因。瓦夫洛赫医生说：“卡尔不听话，使贝多芬大发雷霆，十分苦恼，这促成了他疾病的爆发。他浑身打战，因为内脏的疼痛而直不起腰来。”关于贝多芬最后一次的病情，自1824年起，就有医生进行详细的叙述。

　　]朋友们都在远方，他让侄子替他去请医生。据说这个漠不关心的家伙竟然忘了，两天之后才想起来。当医生赶来时，已经太晚了，而且诊治得很马虎潦草。三个月里，他那运动员似的体魄在与病痛抗争着。1827年1月3日，他立他至爱的侄子为正式继承人。此时，他想到了自己莱茵河畔的朋友们，于是给韦格勒写信说：“……我多么想同你聊聊！但我的身体太虚弱了。我只能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恩。”[洛恩为韦格勒夫人的亲密称呼。

　　]若没有几位英国友人的慷慨相助，贫穷的苦难将笼罩在他最后的时刻。他变得很温顺，脾气也好了很多。1827年2月17日，他经过三次手术，等待第四次手术时[他这四次的手术时间分别是1826年12月20日，1827年1月8日、2月2日和2月27日。据格哈德·冯·布洛宁在信中提到的，当时，躺在病床上的贝多芬饱受臭虫的骚扰。

　　]，躺在弥留的床上安详地写道：“我耐着性子想：任何病痛都会随之带来点好处。”而这个好处便是解脱，正如他临终前所说的“喜剧的终结”，——我们要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结。

　　他在一场夹杂着雪花的狂风骤雨里，在雷鸣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离开了人间。一只陌生的手替他合上了眼睛[这位陌生人便是青年音乐家安塞姆·胡滕布瑞纳。布洛宁曾这样写道：“值得赞美的上帝啊，感谢他结束了这长期而痛苦的受难历程。”

　　]（1827年3月26日）。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都惊叹于他伟大的艺术。而他又何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他更是现代艺术最勇敢的力量。他是那些受苦、敢于抵抗的人们最伟大、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因世界的劫难而忧伤的时候，他就是那个跑到我们身边来的人，仿佛坐在一位失去儿女的母亲身边，默然无语，在钢琴上弹出一曲隐忍的悲歌，来安慰伤心的人。当我们同道德中的善恶进行毫无效果却又无休止的争斗后，感到精疲力竭时，重新回到这片意志和信仰的海洋中浸泡一下，将获得妙不可言的慰藉和力量。他身上所散发的是一种勇气、一种斗争的幸福、一种感到与上帝同在的陶醉，我们被深深地感染。好像在他同大自然每时每刻的沟通交融之中[辛德勒曾说道：“贝多芬教会我很多大自然的学问。在这方面，他像引导我研究音乐一样，指导我发掘大自然的规律。他陶醉于自然的基本威力。”

　　]，他终于从中汲取了深邃的力。克里尔巴策赞赏贝多芬时带有某种胆怯，他在谈到他时说：“他一直走进了可怕的境界，艺术竟和野性与古怪的元素混合在一起。”同样地，舒曼在谈到《第五交响曲》时也说：“尽管我们常常听到它，但它仍然对我们有着一种不变的威力，如同自然现象一样，虽然一再产生，但始终让我们充满恐惧和惊愕。”他的好友辛德勒说：“他攫取了大自然的精髓。”——这是真的。贝多芬是大自然的一股力；一股原始的力与其他力量在交战后，产生的荷马史诗般的壮观景象。

　　贝多芬的一生都像是一个雷雨天。最初，是一个明媚清亮的早晨，仅有几丝无力的轻风。但是，在静止的空气里，已经出现了一种隐隐的威胁，一种沉重的预感。突然间，大片的乌云席卷而来，雷声悲吼，静寂中夹杂着可怕的声响，一阵阵狂风怒号，这就是《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然而，白昼的清纯尚未遭受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忧伤中依旧保留着一线希望。但是，1810年以后，心灵的平衡被打破了，光线变得怪异。那些最清晰的思想，仿佛水汽一般升腾；它们散而复聚，凄惨而古怪的骚动笼罩着人们的心；欢乐的希望常常在雾气中浮现一两次之后，便完全消失；只有到了曲终才能在一阵狂飙之中重现。而快乐也具有一种苦涩而狂野的特点。所有的情感都掺杂着一种毒素——狂热。随着夜幕的降临，雷雨也在聚集。随即，沉重的云蓄满了闪电，黑压压的，夹带着暴风雨，《第九交响曲》开始了。——骤然间，在疾风暴雨之中，黑幕被撕裂了一道口子，夜被驱走，在意志力的作用下，白昼的明媚又还给了我们。

　　什么样的征服可与之相媲美？拿破仑的哪一场战役、奥斯特利茨（拿破仑1850年大获胜利的地点）哪一天的阳光能达到这种超凡努力的光荣？这种胜利是精神力量所从未获得过的？一个贫困潦倒、孤独残疾、痛苦不堪的人，一个世界不给予他欢乐的人，他却创造了欢乐，并把这份快乐带给世界！他以自己的苦难来铸就欢乐。他以一句豪言壮语浓缩了他的一生，并成为一切勇敢的心灵的箴言：

　　“用痛苦换取欢乐。”[1815年10月10日《致埃尔多迪伯爵夫人书》。

　　]

　　海林根施塔特遗嘱

　　给我的弟弟卡尔和约翰·贝多芬

　　噢，你们这群人啊，怎么能把我当作、或让我被人看作是一个满腹怨恨、疯癫、愤世嫉俗的人呢？你们对我太不公平了！你们根本不清楚隐藏在外表下的原因！自童年时起，我的心灵和精神便趋向于温柔、仁慈的情感，并一直准备着去做一些伟大的事业。但是，你们想想看，六年来，我的身体情况是何等的糟糕，还被一些冒牌庸医误诊，一年又一年被他们欺骗，还幻想着有一天会好转，最终换来的却是一种“永久的病症”，即使有一丝希望能够康复，那也要等上许多年。我虽然生来具有一种热烈而积极的性格，甚至能适应社会上的各种消遣，但我却较早地被人类驱除，成为形单影只的可怜人。有时我真想克服这一切，啊！但每次我都无可奈何地被残疾，这个不断翻新的悲惨经验所阻止！然而我又无法跟别人说：“请讲大声点，大声喊，因为我是个聋子！”啊！你叫我怎么开口告诉别人我的一种感官出了毛病呢，这种感官对于我来说，要比别人的更加完美，更加优秀。而它从前是最完美的，在我从事音乐这一行中，很少有人能像我的这个感官那么完美！——噢！我说不出口啊！——因此，如果当我本想与你们做伴而你们又看到我孤僻自处的话，请你们多加谅解。我的不幸让我痛苦不堪，我常因为它而被人们误解。在交往中，在微妙的谈话时，在大家彼此倾诉彼此安慰时，我却无法得到一丝慰藉。孤单，完全的孤单。我越是迫切需要在交际场合露面，越是不能冒险。我只得像一个被放逐者似的生活。如果我走近一个交际场合，我立即有一种揪心的忧虑，生怕被人发现我有残疾。

　　由此，我在乡下住了半年。我那高明的医生劝我要保护好听觉，这当然也是我的心愿。然而，很多次我都渴望与人接触，并禁不住要过去。但是，当我旁边的一位听见远处有笛声而我什么都听不见时，或者他听见牧童在歌唱，而我却什么也没听到时，那是何等的屈辱啊！这样的一些经历使我彻底陷入绝望之中：我差一点就要了结自己的生命了。——是艺术，挽救了我。啊！我感到，在完成被赋予的全部使命之前，我是不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就这样，我苟且偷生——那真是一种悲惨的生活——这副身躯是那么的虚弱，哪怕有一丝变化都能使我从最佳状态转入最糟糕的境地！“要忍耐！”——别人都这样说，现在，我也只能把它当作向导。我有耐心了。——愿我勇于抗御的决心能够保持得长久，直到无情的死神来掐断我的生命线的时候。这样也许是好的，或许并不好：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二十八岁，我不得不看破一切，这不是容易的事。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一点比其他人更加艰难。

　　神明啊，你能从苍穹渗入我的内心深处，你了解它，你知道它抱有对人类的爱和行善的愿望！啊，人啊，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这句话，想一想，曾经你们是怎么不公平地对待我；希望不幸之人看到一个像他这样的落难者时，能聊以自慰，不顾自然的种种障碍，竭尽自己之所能，以跻身艺术家和精英们的行列。

　　我的兄弟，在我去世之后，如果施密特教授尚在人世，你们就以我的名义请求他将我的病情详细地描述出来，再加上这封信，我想，在我死后人们会尽可能地与我言归于好。——当然，我承认你们是我那微薄的财产（如果可以这么称谓的话）的继承人。希望你们能公平分配，以后要相亲相爱，同舟共济。对于你们带给我的伤害，你们心里清楚我早就不追究了。卡尔兄弟，我要特别感谢你，在最后这段时间里对我的关怀体贴。我祝愿你们能生活得更加幸福，远离忧愁，不要像我这样被烦恼围绕。一定要教导你们的孩子讲道德：因为只有道德才能使人幸福，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道德使我在穷困潦倒时坚持着，支撑着我，多亏了它；另外还有艺术，我才没有以自杀来结束我的生命——永别了，你们相亲相爱吧！——我感谢所有的朋友，尤其是李希诺夫斯基亲王和施密特教授。我希望李希诺夫斯基亲王的乐器能够保存在你们之间任何一个人手中，[此处指的是李希诺夫斯基亲王送给贝多芬的一套弦乐四重奏乐器。

　　]但你们千万不要因此而发生争执。如果它们对你们有什么益处的话，可以把它们卖掉。如果躺在墓穴中的我还能帮你们一把，我将多么的高兴啊！

　　若真能如此，我将快快活活地迎接死亡。——如果死神在我有机会一展艺术天赋之前来临，那么，尽管我命运多舛，我还是希望它能迟些到来。——但即使如此，我也很高兴。难道不是它把我从一种无尽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吗？——死亡可以随时到来，我表示欢迎，而且是勇敢快乐地欢迎。——永别了，别把我完全遗忘在坟墓之中；我还是值得你们缅怀的，因为我在世时经常思念你们，想让你们幸福。但愿你们幸福！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1802年10月6日写于海林根施塔特

　　给我的兄弟，在我死后拆阅并执行

　　海林根施塔特，1802年10月10日。——向你们告别了——当然是十分悲伤的。——是的，我的希望——至少是我曾抱有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治愈的希望——它几乎把我彻底抛弃了。宛如枯萎的秋叶缓缓飘落一样，——这希望对于我来说也已经枯萎了。几乎同我来时一样——我走了。——美好的夏天一直支撑着我的那股强大的勇气，也随之消逝。——啊，主啊，给我一个真正快乐的日子吧！——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欢乐的、深邃的声音了！——啊，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神明！什么时候我还能在大自然和人类的圣殿里感觉到欢乐呀？——永远也不会？——不！——啊！这太残酷了！

　　致阿门达尔牧师的信

　　我的亲爱、善良的阿门达尔，我内心深处的朋友，我怀着既痛苦又欢乐的心情接到并拆阅了你的来信。你对我的忠实和关怀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啊！你始终珍视我们之间的友情，这真是太好了。的确，我曾经考验过你的忠实，但我能把你同其他人区别开来。你不是一个维也纳朋友，你是我的故乡所能产生的人物中的一个！我多么希望你能经常伴随在我身边啊！因为你的贝多芬真是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正在日益消失。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我就已经感觉到一些征兆了，但我一直瞒着。之后，情况越来越糟糕。目前我还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治；我想这与我肚子不舒服或许有关，但肚子的不适症状几乎消失了，而我的听觉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有这种幻想的，但是希望又是那么的渺茫，因为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避我挚爱的、对我的生命来说弥足珍贵的一切，孤独地活在一个悲惨、自私的世界里！……在所有人中，对我而言，我认为最可靠的朋友当数李希诺夫斯基了。自去年以来，他先后给了我六百弗洛令：这些钱，外加我出售作品之所得，使我不必每天为面包发愁。我现在所写的，可以立刻卖给五个出版商，而且还能卖个好价钱。——最近一段时间，我写了不少东西；我得知你在××铺子订购了钢琴，我可以把我的各种作品和一架钢琴放在一起寄给你，可使你省下一些钱。

　　现在，新结交的一个朋友可以带给我一丝安慰。同他在一起，我可以享受一点谈话的乐趣和无私的友情：他是我少年时期的一个朋友。[此处指斯特凡·冯·布罗伊宁。

　　]我时常和他提到你，我对他说，自从离开家乡，你是我最贴心的朋友之一。——他也不喜欢××；他太软弱，无法担当友情。我把他和那位××看作是我高兴时使用的工具；但他们永远不会了解我崇高的活动，如同他们无法真心地融入到我的生活一样；我只是根据他们为我尽的力来回报他们。啊！要是我能充分地享受我的听力的话，我是多么的幸福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向你奔去。但现实告诉我必须远离这一切；我最美好的年华流逝了，我还没有完成凭借自己的才气和力量可以胜任的一切事情。——我不得不隐忍着栖身于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曾发誓要战胜所有的灾祸；但那又能怎么样呢？没错，阿门达尔，如果半年后我的病仍未好转，我要求你放下一切来我的身边，那时我将去旅行（我的演奏和作曲还没完全受到我的残疾的影响；只是在与人交往时，是最叫人头疼的），你将是我的旅伴：我深信不会缺少一丝幸福。现在还有什么我不能与之较量一番的？自从你走了之后，我几乎什么都写，甚至写了一些歌剧和宗教音乐。是的，你不会拒绝的，你会帮助你的朋友渡过难关的，并为他排忧解难。我的钢琴演奏水平大大地提高了，我希望这趟旅行也会让你快乐。之后，你就永远地留在我的身边。——你的信我都如数收悉；尽管我很少回信，但我心里始终惦记着你，我的心带着同样的温情为你跳动着。——我所告诉你的有关我的听觉方面的事，请你为我严守秘密，无论对谁都不要提起。——希望你常来信。你的信，即使再短，都能使我感到慰藉和获益匪浅。期待着你的来信，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没有把你的四重奏[此处指第十八号作品。

　　]寄还给你，因为从我能够正式创作四重奏之后，我对它们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你将来收到时，就会看到这一点。——现在，别了，亲爱的好友！如果你觉得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令你感到愉快的话，毫无疑问，你要如实地告诉真诚地爱你的、你忠实的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致弗兰茨·格拉德·韦格勒博士的信

　　于维也纳，1801年6月29日

　　我最亲爱的韦格勒，我谢谢你对我的关注！我真是受之有愧，更不敢奢望你的关注；然而，你却如此这般的好心善良，即使我不可饶恕的静默都不能使你沮丧；你是我永远忠实、善良、正直的朋友。——千万别以为我会忘了你，忘了你们，忘了对我弥足珍贵的大家，不会的！有时候我十分想念你们，想在你们身边待上一会儿。——我的故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至今仍然真真切切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如同我离开时一样。当我再次见到我的父亲河——莱茵河，并向它致敬时，那将是我平生最幸福的时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随我心愿，我真无法确定。——但至少我可以告诉你们，到那时，你们将会发现我又长大了：我不是说艺术方面，而是在做人方面。你们将看到我更善良更完美的一面。如果说我们的国家尚无进步的话，那么我的艺术将为改善穷人们的命运出一份力……

　　你想了解我的一些近况，还好，还不算太差。自去年时起，李希诺夫斯基（尽管我告诉了你，但你觉得不可思议）始终是我最热情的朋友——我们之间是有过小小的误会，但这反而更增加了我们的友谊——他给了我每年六百弗洛令的津贴，直到我后来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差事为止。我售出的曲子为我赚到不少钱，而且我的订单应接不暇。每件作品都有六七家出版商争着要，如果不是我怕麻烦，会有更多的出版商希望与我合作。他们也不再同我讨价还价了；我定价，他们就照付。你瞧，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呀。假如我看见哪位朋友生活拮据，而我口袋里的钱又不够帮助他，我只要坐在桌前动手干活儿，转瞬间，我便能使他摆脱困境。——但我也比以前更节俭了……

　　不幸的是，嫉妒的魔鬼——我那被病痛折磨着的身体——总是与我为敌。三年来，我的听力越来越差，这大概与我肚子不适有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以前经常肚子疼，可现在更加严重了。因为不断的腹泻，使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弗朗克想让我吃一些补药增强体力，并用薄荷油为我治疗耳疾，但毫无效果。听觉仍旧越来越糟，肚子疼的症状也丝毫没有减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去年秋天，以致我那时经常处于沮丧绝望之中。一个蠢得像驴的医生建议我用冷水洗澡；另一个相对聪明的医生劝我到多瑙河洗温水浴；这种方法倒是有些效果，肚子好了很多，但耳疾依然如故，甚至更加糟糕了。去年冬天，我的身体状况真是糟糕透了：经常感到剧烈腹痛，完全是病发状态。直到上个月都是这个样子。于是我去看了韦林医生，因为我认为我的病更应该请外科医生治疗，而且，我一直都很信赖他。他基本上可以治疗我严重的腹泻，他也建议我到多瑙河洗温水浴，并为我在水里放了一些健身的药酒；他没给我开任何药物，直到四天前才给我开了点治疗胃病的药片和一种治耳疾的茶。我觉得好多了，全身也有力气了；只是耳朵一直嗡嗡作响，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可以说，我的生活是悲惨的。近两年，我拒绝一切交际，因为我无法跟别人说：“我是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其他职业，或许还有可能；但对于我所干的这一行来说，耳朵出了问题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的仇敌们会怎么说？他们可不是少数人啊！

　　为了使你对我这种古怪的耳聋有些概念，我要告诉你，在剧院里时，我必须坐在紧贴着乐队的地方，只有这样，我才能听明白演员们说了什么。若坐得稍微远一点，我就连乐器和歌唱的高音都听不见了。在与别人交谈时，令人奇怪的是竟然有一些人并未觉察到我有耳疾，或许是因为我平时总是一副不专心的样子，致使他们误以为我没专心听的缘故吧。当别人用很轻的声音同我说话时，我几乎什么都听不见，当然，我多少能听见声音，但听不清词儿；可是，如果对方喊叫，我也受不了。至于将来会怎样，天晓得。韦林医生说，即使不能彻底康复，情况肯定也会有所好转。——我经常诅咒我的生命和造物主。普鲁塔克引导我学会隐忍，但只要有可能，我就要向我的命运挑战；然而，在我一生中的某些时候，我却是上帝最可悲的造物。——我请求你替我保守秘密，千万别跟任何人说起我的病，也别对洛恩说；这是我最大的秘密，我将它告诉了你。如果你能就这个问题写信给韦林的话，我会非常高兴的。假如我的情况要持续下去的话，我将在明年春天时来到你身边；你可以为我在某处美丽的地方租一间乡下房舍，我想重新做一回乡下人，哪怕只有半年的时间也好。也许这对我而言会有很大的益处。隐忍！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逃避啊！更可悲的是，它却是我目前唯一的出路了！——请原谅我，在你众多的烦恼之中，又给你带来这份友谊的烦恼。

　　现在，斯特凡·冯·布罗伊宁也在这里，我们几乎天天都待在一起。回忆起当时的时光，我非常开心！他真的长成了善良、优秀的青年，而且颇有智识，像我们一样，心地纯正……

　　另外我也很想给洛恩写信，虽然我很久没有跟你们联系，但我从未忘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亲爱的、善良的好人们，对于写信，你们是知道的，这不是我所擅长的；我最要好的朋友们也都是好几年收不到我写的信了。我只生活在音符里，一部作品刚创作完，另一部就又开始了。以我现在的工作方式，我往往都是同时做三四件事的。——你要常给我来信呀；我将尽量抽出时间来给你回信。代我向大家问好。

　　别了，我最忠实、善良的韦格勒！请相信你的贝多芬的爱和友谊。

　　致韦格勒的信

　　于维也纳，1801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