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思想，差不多是防身的武器，可以批评什么主义，可以避免一切纷扰。我们人总以为思想只有知识阶级才有，可是这是不尽然的；有的时候，思想不但普通人没有，就是学者也没有。普通人每天做事、吃饭、洗脸、漱口……都是照着习惯去做，没有思想的必要，所以不能称为有思想；就是关着窗子，闭着门户，一阵子胡思乱想，也绝对不是思想的本义。原来思想是有条理、有系统、有方法的。

　　我们遇着日常习惯的事，总是马马虎虎地过去；及至有一个异于平常的困难发生，才用思想去考虑和解决。譬如学生每天从宿舍到课堂，必须经过三叉路和电车站，再走过二行绿荫荫的柳树和四层楼的红房子，然后才至课堂。这在每天来往的学生，是极平常而不注意的事；但要是一个新考进来的学生，当他到了三叉路口的辰光，一定有一个问题发生：就是在这三条路中，究竟打哪一条路走能到目的地？那个时候，要解决这个困难，思想便发生了。

　　要管理我们的思想，照心理学上讲，须要用五种步骤：

　　（一）困难的发生。人必遇有歧路的环境或疑难问题的时候，才有思想发生。倘无困难，决不会发生思想。

　　（二）指定困难的所在。有的困难是很容易解决的，那就没有讨论和指定困难的所在的必要。要是像医生看病，那就有关人命了。我们遇着一个人生病的时光，往往自己说不出病之所在；及至请了医生来，他诊了脉搏，验了小便，就完了事；后来吃了几瓶药水，就能够恢复原状。他所以能够解决困难，和我们所以不能解决困难的不同点，就在能否指定和认清困难之所在罢了。

　　（三）假设解决困难的方法。这就是所谓出主意了。像三叉路口的困难者，他有了主意，必定向电车站、杨柳树那边跑。这种假说的由来，多赖平日的知识与经验。语云：“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们求学亦复如此。这一步实是最重要的一步。要是没有思想的人，他在脑袋中，东也找不到，西也找不到，虽是他在平常能够把书本子倒背出来；可是没有观察的经验和考虑的能力，一辈子的胡思乱想，终是不能解决困难的啊。

　　但是也有人，因为学识太足了，经验太富了，到困难来临的时候，脑海中同时生了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法；有的时候，把对的主意，给个人的感情和嗜好压了下去，把不对的主意，反而实行了。及后铸成大错，追悔莫及。所以思想多了，一定还要用精密谨慎的方法，去选定一个最好的主意。

　　（四）判断和选定假说之结果。假若我脑海中有了三种主意：第一主意的结果是A、B、C、D，第二主意的结果是E、F、G，第三主意的结果是H、I；那个时候，就要考虑三个结果的价值和利害；然后把其中最容易而准确的结果设法证明。

　　还有我们做事，往往用主观的态度，而不用客观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某人说话，不负责任”的解释了。

　　此次五卅惨案，也有许多激烈的青年，主张和英国宣战，他们没有想到战争时和战争后，政治上、商业上、交通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一切设备和结果。他们只知唱高调，不负责任地胡闹，只被成见和一时感情的冲动所趋使，没有想到某种条件有某种结果，以及某种结果有没有解决某种条件的可能。

　　（五）证实结果。既已择定一个解决困难的方法，再要实地试验，看他实效地如何以定是非与价值。遇有事实不易在自然界发生的，则用人力造成某种条件以试验之。例如欲知水是否为轻（氢）养（氧）二原素所构成，此事在自然界不易发生，于是以人力合二原质于一处，加以热力，考察是否能成水。更以水分析之，看能否成轻（氢）养（氧）二原素，即从效果上来证实水的成分。

　　从前我的父亲有一次到满洲去勘界。一天到了一个大森林，走了多天，竟迷了路；那个时候干粮也吃完了，马也疲乏了，在无可如何的时光，他爬上山顶，登高一望，只见翠绿的树叶，弥漫连续，他用来福枪放起来，再把枯树焦叶烧起来，可是等了半天，连救援人的影踪也找不到。他便着急起来了，隔一会儿，他想起从前古书里有一句话，叫作“水必出山”。他便选定了这个方法，找到了河，遵了河道，走了一日夜，竟达到了目的地。

　　又有一例。禅宗中有一位烧饭的，去问他的大法师道：“佛法是什么？”那大法师算了半天，才回答道：“上海的棉花，二个铜子一斤。”烧饭的便说道：“我问你的是佛法，你答我的是棉花，这真是牛头不对马面了。”隔了三年，他到了杭州的灵隐寺去做烧饭，他又乘便问那个主持的和尚道：“佛法是什么？”那主持和尚道：“杭州的棉花，也是二个铜子一斤。”他更莫名其妙；于是他便跑到普陀山、峨嵋山……途中饱尝了饥渴盗匪之苦，问了许多和尚法师，竟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有一天，他到了一个破庙房，碰到一个老年的女丐，口中咿唔地自语着，他在不知不解间，听得一句不相干的话，忽然间竟觉悟了世界上怎样的困难，他也就明白了“佛法是什么”。他在几十年中所怀的闷葫芦，一旦竟明白了，不是偶然的。这就是孟子所说“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只要把自己的思想运用，把自己的脑筋锻炼，那么，什么东西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在宋朝有一个和尚，名叫法贤，人家称他做五祖大师，他最喜欢讲笑话。他讲：从前有一个贼少爷，问贼老爷道：“我的年纪也大了，也不能天天玩耍了，爹爹也可以教我一点儿立身之道吗？”那贼老爷并不回答他，到了晚上，导他到一座高大的屋宇，进了门，便用自己身边的钥匙，开了一个很大的衣橱，让他的儿子进去，待到贼少爷跨进衣橱，贼老爷把橱门拍的关上，并且锁着；自己连喊“捉贼，捉贼”地逃了。那时候，贼少爷在衣橱里是急极了，他想，我的爹爹叫我来偷东西，那么他为什么把我锁在里边，岂不是叫他们活剥剥地把我捉住，送我到牢狱里去，尝铁窗骚味吗？可是他既而一想：“怎么样我可以出去？”便用嘴做老鼠咬衣服的声音，吱吱一阵乱叫，居然有人给他开门了，他便乘着这个机会，把开门的人打倒，把蜡烛吹灭，等到仆人们来追赶他，他早已一溜烟地跑回家了。他看见父亲之后，第一声便问道：“你为什么把我关在橱里呢？”那贼老爷道：“我先要问你，你是怎么样出来的？”他便把实情一五一十地讲给贼老爷听，他听了之后，眉开眼笑地说道：“你也干得了！”要是这位贼少爷，在困难发生的时候，不用思想，他早已大声地喊道“爹爹啊！不要关门啊”了。

　　我们读书不当死读，要讲合用；在书本之外，尤其要锻炼脑力，运用思想，和我的父亲、禅宗中的烧饭者和贼少爷一般无二。他们是能用有条理、有系统、有方法的思想，去解决他们的困难的。

　　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日本新闻记者问我：“现在中国青年的思想是什么？”我便很爽快地答道：“中国的青年，是没有思想的。”这一句话，我觉得有一点儿武断，并且很对不起我国的青年，可是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我在北京大学教伦理学的时光，我出了三个问题：

　　（一）照你自己经验上讲，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二）在福尔摩斯的侦探案中，用科学方法分析出来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三）在科学发明史上，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到了后来，第二、第三都能回答得很对，第一问题简直回答得不满十分之二，而他们所回答的，完全是答非所问。这便因为他们平时不注意运用思想的缘故。

　　1925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