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音乐，离不开音乐。音乐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的作品的一部分。有时候是我的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头等重要的部分。

　　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我曾经动情地描写林震和赵慧文一起听《意大利随想曲》的情形。那时候我也爱听《意大利随想曲》，它的曲调对我来说是透明纯洁的，遥远但不朦胧，清亮而又有反复吟咏的诗情。它常常使我想象碧蓝如洗的辽阔的天空，四周没有一点声音，突然，从天空传来了嘹亮的赞美诗般的乐声。

　　在我的小说《布礼》里，主人公在新婚之夜是用唱歌来回忆他们的生活和道路与过往的年代的。

　　当年的战斗的、革命的歌曲，如今唱起来还具有某种怀旧意味，一唱某个歌，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就出现了，这真叫人感动。

　　我不会演奏任何乐器——真惭愧，但是我爱唱歌和听音乐。在解放前的学生运动里，不仅《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茶馆小调》《古怪歌》是鼓舞学生们反蒋反美的斗志的，就连《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太阳落山明朝依旧爬上来》《喀什噶尔的姑娘》这些歌也只属于左翼学生。拥护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少数学生是一批没有歌唱也不会唱歌的精神文明上的劣等人，也许他们会歪着脖子唱“我的心里两大块，左推右推推不开……”是的，好歌，进步的歌，健康的、淳朴的歌，永远只属于人民，属于新兴的阶级而不属于行将就木的反动派。

　　《歌神》和《如歌的行板》干脆一个以维吾尔歌曲、一个以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来贯穿全篇。特别是后一篇，“如歌的行板”是全篇的主线，又是这个中篇小说的基调，小说的结构也受这段弦乐四重奏的影响，从容地发展进行，呈示和变奏，爬坡式的结尾。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这些直接写到歌曲或者乐曲的篇章或者片断的作品（还有《春之声》呢，“春之声”双关的语义之一，便是约翰·施特劳斯的那个著名的圆舞曲）。从整体来说，我在写作中追求音乐，追求音乐的节奏性与旋律性，音乐的诚挚的美，音乐的结构手法。

　　我常常自以为60年代我写的短篇小说《夜雨》是一个钢琴小品。全篇是“窸窸窣窣”“滴滴答答”“哗哗啦啦”这样五次互相颠倒与重复的象声词来做每一段的起始，这是风声、树声和雨声，这也是钢琴声。

　　那时候（现在也一样）我喜欢听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四季》中的《十一月》（即《雪橇》），当然，我写的《夜雨》要稍微沉郁一些。

　　另一个短篇《夜的眼》我自以为是大提琴曲，而《风筝飘带》里，佳原和素素在饭馆里对话的时候我总觉得在他们的身后是有伴奏的，他们说的是“老豆腐”“四两粮票两毛钱”“端盘子”，然而他们的真情流露在伴奏里。后来佳原的奶奶死了，几天没有到素素的清真馆来吃炒疙瘩，素素恍然若失，想起了在内蒙古插队放马时失落了小马驹的悲哀。我又写素素和佳原的再见面，又写幻想中小马驹的奔跑，如果说素素和佳原的再见面是用弦乐来表现的，小马驹的奔跑则像是敲响木琴。把木琴插进去，也许能更好地衬托出弦乐。

　　《春之声》里也写了歌和乐，写的是德文歌和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但这篇小说本身，我自以为是中国的民乐小合奏，二胡、扬琴、笙、唢呐、木鱼、锣、鼓一齐上。《春之声》里用了大量的象声词，“咣”“叮咚叮咚”“哞哞哞”“丁零丁零”“咚咚咚、噔噔噔、嘭嘭嘭”“轰轰轰、嗡嗡嗡、隆隆隆”“咣嘁咣嘁”“咔嚓咔嚓”“咣哧”“叭”……本来就是写“声”的嘛。

　　那么《海的梦》的呢？也许我希望它是一支电子琴曲吧？

　　《蝴蝶》大概是协奏曲，钢琴的？提琴的？琵琶的？《布礼》呢？像不像钢琴独奏？《相见时难》呢？

　　1953年我开始写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的时候，最感困难的是结构。那时，在我心目里，是有一批人物、有一系列生活画面、有一些激情的，怎么把这些东西组织起来呢？这可苦恼死我了，原因是，从一动笔，我就没有采用那种用一条完整的情节贯穿线来组织全篇的办法。

　　就在为《青春万岁》的结构而苦恼、左冲右撞、不得要领的时候，我去当时的中苏友协文化馆听了一次唱片音乐会。我已经记不清那是谁的作品了，反正是那时一个苏联作曲家的交响乐新作。交响乐的结构大大启发了我、鼓舞了我、帮助了我，我所向往的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应是这样的呀，引子、主题、和声，第二主题、冲突、呈示和再现。一把小提琴如诉如慕，好像是某个人物的心理抒情。小提琴齐奏开始了，好像是一个欢乐的群众场面。鼓点和打击乐，低沉的巴松，这是另一条干扰和破坏书中的年轻人物的生活的线索，一条反抒情线索的出现。竖琴过门，这是风景描写。突然的休止符，这是情节的急转直下。大提琴，这是一个老人的出场……

　　我悟到了，小说的结构也应该是这样的，既分散又统一，既多样又和谐。有时候有主有次，有时候互相冲击、互相纠缠、难解难分。有时候突然变了调、换了乐器、好像是天外飞来的另一个声音，小说里也是这样，写上四万字以后，你可以突然摆脱这四万字的情节和人物，似乎另起炉灶一样，写起一个一眼看去似乎与前四万字毫不相干的人和事来。但慢慢地，又和主题、主旋、主线扭起来了，这样就产生了开阔感和洒脱感。狄更斯的小说如《双城记》就很善于运用这种天马行空百川入海的结构方法，而我，是从音乐得到了启示。所以说，对文学作品的结构，不但要设想它、认识它、掌握它，而且要感觉它。

　　音乐是我的老师，当然，音乐也为我服务，它可以引起我的回忆，触发我的感受。当我写《相见时难》的时候，我不停地与蓝佩玉和翁式含一起重温40年代、50年代的那些歌。我是哼哼着那些歌写作的，包括儿歌“我们要求一个人……”“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也包括用徐志摩的诗谱写的《偶然》。这首歌我本来几乎早已忘了，不知道是因为写《相见时难》而想起了《偶然》，还是因为1980年秋在美国衣阿华大学[TheUniversityoflowa，现译作艾奥瓦大学、爱荷华大学。——编者注]参加“中国周末”时偶然听到了《偶然》（只是片断地听了一两句），才触发了我要写《相见时难》，并从而忆起了这首也许并不太好的歌的曲和词。

　　当然，更多的时候，音乐给我以美的享受和休息。我说过，听音乐是给灵魂洗澡，使人净化的方法。当我因为工作杂务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当我因为过分紧张而失眠、焦躁的时候，听上一个小时的钢琴曲或者管弦乐就能把自己的心理机能调整过来，从而获得心理的以至生理的好处。如果能够有机会和条件自己唱上一阵子所喜爱的歌，我的心情就会更加舒畅。可悲的是，对我的歌声表示愉快的人大概远远少于听到我唱歌就捂耳朵或关紧门的人。

　　除了西洋音乐，我也喜欢民族、民间音乐与群众歌曲，刘天华的二胡曲——特别是《光明行》里的“副曲”特别使我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电台很少放刘天华的作品了。我差不多可以哼哼出《二泉映月》的全曲来，比较起提琴协奏曲，我宁愿听《二泉映月》的二胡独奏。在《相见时难》里我写过《雨打芭蕉》，我也许更喜欢《彩云追月》，当然还有《紫竹调》和《三六》。戏曲音乐里我首先喜欢河北梆子，那种高亢而又苍凉的唱腔常常使我想起“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的诗句，这大概是我作为河北人的唯一标志了，其实我已经是出生在北京而不是在河北农村。京韵大鼓和单弦牌子曲，蒙古拖腔和维吾尔民歌，云南《猜调》和东北《丢戒指》，黄虹和郭颂，李谷一和才旦卓玛，我都喜欢。当然，我也同样喜欢真正意大利男高音唱《我的太阳》，我有这个原声带。

　　音乐给予我的实在是太多了，而我对音乐的认知是很有限的，如果没有手指头帮着数，我大概认不下五线谱来。我之所以写了这么一大篇，不是想谬托“知音（乐）”，不是想冒充音乐的行家，而且我很担心我的上述杂感有专业性、知识性的错误。我只是想对读者和同行说，更多地去爱音乐、接触音乐、欣赏音乐吧！没有音乐的生活是不完全的生活，不爱音乐的人也算不上完全地爱着生活的人。

　　198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