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未见饶公，正思念中，饶清芬、施志咏为安排小聚。丁亥重阳后四日，2007年10月23日，英皇骏景酒店四楼咖啡厅。上午11点30分至12点45分。甫入座，饶公即询问近况，不知当下正研究什么课题？饶公精神爽朗，与一年前并无多少区别，只是清瘦一些。握起手来，仍然那么有劲。其时，清芬递过一份材料，从网上下载的文章。有云：

　　观近世所谓“国学大师”，虽无不底蕴通博，而精专却多只在一域。譬如冯友兰，以哲学名世；“北钱”钱锺书，以治宋诗著称；“南钱”钱仲联，以治清诗驰誉。即便是执着“继绝学，存国故”的一代宗师章太炎门下弟子，亦只是各发扬乃师一端之学：如黄侃精小学、吴承仕专经学、朱希祖攻史学、刘文典擅《庄子》《文选》……“诸体皆工”“百科全书”式人物，很难见到。今世屈指，不过饶宗颐一二人而已。人生苦短，术业专攻，契合于社会分工理论，实在是很正常的。

　　这是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申请设立国学学位所引发的议论，表示对于国学与国学大师的不同理解。随即，我亦递上新制《金缕曲》，敬呈郢正。饶公兴致很好，逐句诵读。上片云：

　　盖世饶公学。地天人、要终原始，群书卓荦。德镜清琴素怀

　　寄，尘霭众山如濯。呈藻绘，文章颖烁。我志述删千春映，骋良图、上下看横廓。存大雅，正声作。

　　饶公连声赞叹。说：“不敢当，不敢当。”

　　下片云：

　　初成一卷重交托。二仪兼、函弘韫椟，从容优渥。屋满春风荣末座，笔阵空来夜斫。念细菊，新开篱落。好树凋残秋蔬尽，履岩崖、万仞无桥彴。南斗仰，以斟酌。

　　饶公对之，亦颇加奖掖。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并说：“现在能制作此曲者已不多见。”

　　于是，这次见面的话题，也就从这里开始。

　　施议对：网上文章称：“各国皆无国学，只中国有国学。国学本一历史性概念，西风东渐之际相对西学而言，统括传统学术。”这一说法，似乎觉得没有必要于文、史、哲之外，另立一门学科，曰：国学。或者说，国学根本就不存在。这是需要斟酌的。而其将国学看作统括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门学科，却说明，作为国学这么一种学问或者学科，实际上并非子虚乌有。

　　先生探讨人类精神史，凡所涉足领域，皆由顶上做起。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太史公语），十分注重于天、地、人之间立论，落想极其高远。先生的学问，无论哪一域，或者百科中的任何一科，都概括不了。所有这一切，似乎只有“饶学”二字，才能够较为准确地加以表述。

　　饶宗颐：我的目标是学艺兼修。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孔夫子说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几个方面都兼顾得到。作为读书人，经过几十年，我现在的注意力，主要在于艺。至于学，过往所积累，已辑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在学与艺两个方面所获成果，应当说，都是上天所赐予。上天不仅给我高寿，而且，我这一辈子，亦特别幸运。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当代学术之显学——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皆有幸参与其事，我还到过不少地方，国内、国外，亲身见证过学与艺的许多重要活动及事迹。这一切，对于目标的进取，都有很大帮助。最近，沈建华所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你可找来看看。

　　施议对：沈建华所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导引称：2003年10月由台北新文丰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近一千四百万字。如果说二十卷巨册展示了20世纪饶先生的学术成就与不同领域研究历程，那么今天呈献给读者的这本《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却是体现饶先生近几年最新的思路和创造性的学术思想。

　　导引所说，新的思路和创造性的学术思想，除了新见（新的发现）、新知（新的见解），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是否就是一种证据法？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将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对接。先生给二重增添了一重。以为：出土文物上之文字记录，若甲、金、简、帛等等，数量之富，与纸上文献资料，可相匹敌。尤其是甲骨文。先生并曾指出：若干万片文字，诚为古史之无尽藏，倘能细心寻究，有无数新知，正待我人之探测，其事有同于开矿。先生的三重证据法，进一步将田野考古出土文字及文献记载（甲骨、金文材料，经典材料）研究和民族学资料、异邦古史资料研究三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古史重建，这是一项重要的创造。

　　饶宗颐：提倡三重证据法，三重史料互相印证，主要考虑到文物之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二者宜分别处理；而且，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更为重要。

　　我有个学生，澳洲人，曾以中国妇女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请我指导。论文所说人物妇好，武丁妃，中国第一位文武双全的女将军，远在殷商时代；而最后一位是吕碧城，民国时代词人。已有英文版行世。妇好墓属殷墟早期，1976年发现，保存完好。出土各种玉器七百五十余件。甲骨文有关记载二百多条。我有《妇好考》，发表于近期《燕京学报》。这篇文章写好二十多年，现在才拿出来发表。此外，并有《妇好墓铜器玉器所见氏姓方国小考》一文，载《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妇好与殷同姓。庙号辛，墓上的享堂，卜辞称母辛宗。曾率领一万三千多人的军队攻打鬼方，并大胜而归。

　　这是个个别案例，但牵涉面很广，需要几个方面的配合与贯通，才弄得清楚。

　　施议对：三重证据法，所增加的一重，既有直接史料价值，而且于论证过程，先生所进行的综合理论考察，亦为进一步探研，在方法上提供启示。特别是古玉证史问题。大家知道，古玉之作为历史的载体和见证，为留下鲜明的时代印记，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长期以来，学界各个领域对此皆十分重视。有关探研，虽各有所得，但在不同层面上，各自均受到一定的限制。先生将分散、零碎的考古发掘集中梳理，并在这一基础之上，运用出土文献以及古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全方位的考察。由玉器的出土、玉文化的形成，断定玉器时代的存在，并因此而引申出一系列相关问题。先生的具体论证，为补史之阙、证史之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令人眼界大开。

　　饶宗颐：在西方考古学方法尚未入华之前，吾国文献，已特别突

　　出“玉兵”这一时期，这是西方学者所想象不到的。对于玉的研究，吾国已有长远的历史和相当完满的成果。不少专著，诸如《相玉书》《古玉图》《玉经》以及《服玉方》等，有关玉的记载，都见古籍引述，只可惜已经失传。而其点滴记录，吉光片羽，却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证诸近年东北之红山，西南之广汉，东南之良渚及上海、杭州一带玉器出土之夥，学界大都认为，中国历史上应该有一玉器时代，紧接于石器时代之后。

　　西方学人有以金与玉二者来判断欧洲及地中海以西的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分野。西方以金，中国以玉。

　　玉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汉人对玉的崇拜，形成了特殊的玉文化。古代思想家对玉赋予崭新的道德与美学的理论。配合玉之文理符采的认识体验，写出许多经典作品。“理”字原训治玉，引申为逻辑思维之“理”，影响更加远大。

　　施议对：1993年10月，郭店楚简出土于湖北荆门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楚墓。这是一次轰动世界的考古大发现。郭店楚简问世，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震动，并迅速成为海内外人文学研究的热点。学界预计：郭店楚简必将导致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的重新改写。

　　先生对于这一重大发现，极为重视。曾花费很大气力，将郭店简《性命篇》中一段谈及人心喜愠问题的话，和《礼记•檀弓》所引子游的一段话，仔细加以比勘，指出其关键词是一个“通”字，但是，如将这个字看作通，那就完全不通了。先生以为，这个字当释“”，与《礼记》的“踊”同。先生的考察，既弄清文义，又因此断定，《礼记》里有不少篇章是先秦的作品，并非汉人所撰。同时，先生并就郭店简以及马王堆本《五行》篇中涉及古代乐教的一段话，与孟子对孔圣人的称赞，对于“集大成”作精辟的阐释。和古玉证史一样，先生的考察，亦为三重证据法提供一成功例证。

　　饶宗颐：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能集大成，而以“金声玉振”四字表扬之。金声是始条理，玉振是终条理。向来训诂家都采取乐章之“成”来解说大成，这是正确的。

　　金声玉振的道理，自从曾侯乙墓钟磬出土以后，有具体的物证可供借鉴，使人们增加许多真切的理解。

　　古代乐悬制度：天子四面，名曰宫悬，舞八佾（行列）；诸侯去其南面，存三面，名轩悬，亦称曲悬，舞行六佾；大夫又去其北面，名曰判悬，舞行四佾；士曰特悬只一面，舞行二佾。有钟兼有磬，加之以舞，作为乐的全套。金声击编钟，玉振击编磬。前者孟子谓之始条理，后者谓之终条理。目前出土有关磬的新资料甚多，正宜作综合研究。否则，只有始条理，而没有终条理，还不能算是集大成。

　　乐是兴善进德的工具，儒家十分重视。其所以特别提倡乐教，目的在于，使人浸润于天德化育之中。这种浸润，最高层次是集大成。孔子所以为至圣即以此。

　　这里，最值得注意而应该深入研究的是，《五行》篇中所述关于金声玉振的解说，从精微差异的角度加以剖析，和《孟子》大有出入。孟子之说，较为简括，但谓为“始条理”“终条理”，而没有突出“无与终”的“无”。子思区分善与德为二系，善为人道，德为天道。人道之善有与始，有与终；而天道之德则有与始而无以终，由有而反乎无。《五行》篇体现子思的形上学见解。

　　施议对：孟子和孔子相距近二百年。孟子从子思门生那里得到孔子真传。《孟子•万章下》云：“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这段话从音乐演奏角度，即以钟发声，以磬收韵，由始至终，描绘一完整过程，并以之象征孔子思想集古圣贤之大成。可谓功德完满。但对于形上学，孟子却有所保留。

　　这与当时社会环境，有无关联？

　　饶宗颐：马王堆本《五行》篇说“有与始有与终，言与其（体）始，与其终也”，“无与终者，言舍其而独其心也”。无与终是舍其体，即不形于外。由有与终到无与终，推进一层次，由人而及于天，由有形到无形。这是形而上的一种升华。我个人认为：子思的重“无”，《礼记》的《孔子闲居》，孔子对子夏大讲三无的道理，即无体之礼、无声之乐与无服之丧，其中，无体之礼不就是《五行》篇所说“舍其”吗？“无与终”之为天道，是高级的善，故称之为“德”。子思对“德”的界定，认为形于内不形于外谓之德。韩愈《原道》称“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似有取于此。子思学说，富有形上意义。孟子不能完全采用，这与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有关。战国末期，议兵游说，实用观点大行其道，子思形上学见解不易为人接受。孟子的修正，自是理所当然的事。

　　施议对：三重证据法，与二重证据法相比较，新增加的这一重，需要民族学资料及异邦古史资料研究的配合。论证过程中，先生往往将各方面有关知识，古今中外，都联系在一起。令得每一个问题的牵涉面都十分广泛，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才领悟得了。因此，一般读者常觉得先生的文章不易看懂。有网友甚至称，读先生文，身边最好准备一本《康熙字典》。

　　饶宗颐：我以为，读书须贯通，做学问也须贯通。长期以来，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拖泥带水。这一习惯，说得文雅一点，就是一种联系，将十万八千里以外，看似毫无牵连的问题集中一起，进行探究。所以，面铺得较宽。再就是，说过不再说。有的论题，虽曾经于多篇文章道及，但并不重复。需将其联系起来，相为见证，才易于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