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好一派繁荣富贵之象。在这宁静繁华的外壳下，却处处隐藏着危机；变革的列车终于呼啸而来，不管人们有着怎样的悲欢喜乐，都一同掩在这震耳欲聋的时代强音中。

　　1920年初秋的上海，微雨乍凉、毫无生气。9月30日这一天，位于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降生了一名女婴。这是一栋还未从满清天朝的残梦中苏醒过来的官僚私寓。宅子的前主人身名显耀，其名门大户的声誉与影响直至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新生儿的降生并没有驱散这座公馆的迟暮之气，外部世界摧枯拉朽的变革运动仿佛从未与馆内的生活发生任何的交集。而这名女婴的命运，也如同这幢稀有的老宅一般，只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她日后的生活，亦如当日的天气，带着沁心沁脾的清新，也渗着沉哀的凉意。这名被父母唤作“小煐”的女孩，便是日后演绎别样爱恋人生的奇女子——张爱玲。

　　一个从小被视为天才的女子，一个有着痛苦童年经历的女子，一个年纪轻轻就成了当红作家的女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依旧固守着自己的故事。高处不胜寒，面对外界，她有着本能的排斥和轻视，一个人孤傲地走在路上，直到胡兰成的出现——带着自己的风流倜傥，带着自己的才华横溢，带着对她的欣赏与剖析，带着自己的爱慕和坚持，怎能不令她怦然心动呢？于是，汉奸也罢，有妇之夫也罢，所有的一切，都不抵不过一个爱字，她爱上了他，爱到自己的头低得很低很低。

　　然而，人但凡一出生便背负着自己的家庭——过去的历史或现在的境况，在世的或逝去的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人们。无论这一切带来或将带来什么，成就或是摧毁，都无从去怨恨。

　　身世显赫的年轻祖母与失意落魄的老祖父的结合，看似匪夷所思的姻缘竟成就了一段佳话；一个是御史大少，一个是军门千金，仿佛天造地设的一对，竟是家世门第的捆绑；父亲的古板与沉郁，母亲的现代与疏朗，两种格格不入的因子注定成为家庭不幸的开始。而生于此间的张爱玲，如何能够脱逃千疮百孔的家所带来的伤？无论怎样追寻，仿佛命定的一般，真爱之于她，依旧那么远。

　　上苍给了她显赫的身世，高贵的血统，却没有给她相称的境遇。如若不然，她或许就同所有旧时的官家小姐一样在深宅大院里安逸的度过自己不为世人知晓议论的一生。

　　对于自己家族广为流传的旧闻逸事，成年之后的张爱玲不太愿意与人谈起，但家世血缘对她那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唯美主义的人生态度的形成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她本人始料未及的事，也是不可能自觉到的。

　　张爱玲的曾祖父名张印塘，字雨樵，同治年间曾当过安徽按察史。因为职务上的往来，与此后的晚清“中兴名臣”李鸿章相识。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学，遂结下深厚的友谊。到了张爱玲祖父张佩纶这一辈，两家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世交。

　　张佩纶，字幼樵。自幼好学，才思敏捷。1854年，当父亲张印塘病故于任上时，佩纶才不过是7岁的幼童。由于他奋进好学，22岁便成了同治辛未科进士，授编修。随后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朝廷大考中考取了第一名，授翰林院侍讲，又晋升为日讲起居注官，常伴光绪左右。这也是张家从未享有过的荣耀。

　　张佩纶在京做官，时常愤慨激昂地批评时政，“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使他深得军机首辅恭亲王奕与另一位军机要臣李鸿藻的赏识与器重。他为官清廉，虽然身为翰林院侍讲，做着高级文官，但仍然守着清粥白饭的饮食习惯，对于那些华屋高堂、锦衣玉食的达官显贵们，无论是朝中贵族，还是镇边大将，要是犯了案子在他手里，只要证据确凿，参奏的折子就会递上去，笔锋犀利，条理明晰，颇受皇帝“嘉许”。

　　1884年，法国殖民军入侵越南，把攻占越南作为入侵中国南疆的基地，并且还窥伺**岛，把军舰停泊在福建马尾口外，挑衅驻扎在当地的清军福建水师。张佩纶则被派往马尾一线主持战事。踌躇满志的张佩纶赶赴福建，原以为经此一役可以实现报国的宏愿，没想到却成为他人生的悲剧性转折点。

　　张佩纶本是个辞严义正的书生，善于辞令论辩，在实际的军事作战能力上无疑是缺乏经验的，因而等到海战一打响，就只知道按照朝廷的圣谕和李鸿章的电报来布置战局，结果一战而败，葬送了整个福建水师。张佩纶自己则冒着大雨顶个破铜盆狼狈逃出，年底就被清廷发配到了边疆察哈尔。

　　1888年，张佩纶戍期已满而后返回京城。李鸿章一直非常关切这位故交之后。当年4月，张佩纶料理完家务事，就前往津门，来投奔这位李大人。没过半月的时间，就同李大人的千金李菊耦订婚，一时传为美谈。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幼樵以北学大师做东方赘婿，北宋泰山孙先生故事，窃喜同符。”又赞“幼樵天性真挚，囊微嫌其神锋太隽，近则愈近深沉，所造正未可量，得婿如此，颇惬素怀”。可见李鸿章十分器重这位老女婿，对女儿的婚事也十分满意。但在普通人的眼中，此时的张佩纶已风光不再，以战败之罪被朝廷流放，刚刚从流放地察哈尔返回京师，几同于庶民。从婚姻通常意义上的“门当户对”原则来看，一个如此落魄、失意的文人与相府千金喜结良缘，只会在戏文里出现。张、李二人的婚姻，无疑是一出才子佳人的现世喜剧。

　　这里面还有一则慧眼识英才的佳话。因为事出名门，以影射现实写作见长的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家曾朴直接将此实事巧加发挥，演绎成了《孽海花》中的一段“传奇”故事。

　　小说中写道，尽管张佩纶战败，遭致流放边关，但总理北洋军务的李鸿章大人仍然十分爱惜这位才子的学识，甚至有意将他招为自己的女婿。某一天，张佩纶因公务去拜见这位德高望重的李大人，正要迈进李鸿章的书房内，忽抬头看到里面正立着一位妙龄少女：“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退也不是，进也不是，一时无法回避，只得硬着头皮立在那儿，好不尴尬。李大人见了，却非常高兴，对这位老才子说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张世兄。”女子一回身，正瞧见这位手足无措的张佩纶，顿时满面红霞，轻摇漫步，羞答答地进了里间屋子。张佩纶这才进前，只见桌上铺着两首七律诗，都是咏叹马尾海战的。表达了对败军之将张佩纶深切的理解之情。

　　张佩纶见了，顿觉心头涌上无限苦楚，眼角竟不知不觉润湿了。马尾一役可谓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惨痛的一次挫折，其继室边粹玉也在他离家的这段时间病故于北京。然而他并未消沉自轻，而是重新振作，利用在塞上的这段苦旅，勤奋研学，著书以自遣。在这三年的流放生涯中，他竟先后完成了《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以及《涧于集》、《涧于日记》等多卷著述。少年时代的张爱玲就常常阅读《涧于日记》。然而，在三年多的谪戍生活中，他以出世之心，与汉晋隋唐的诗文为伴，以饱读诸子百家为乐；然而内心的悲凉与挫败感不是如此就能够排解的了的。

　　看着眼前的这两首诗文，张佩纶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拨动了一下。李鸿章见眼前的这位才子沉默不语，就笑着说这两首诗只是女儿的涂鸦之作，还要请他多多指教。张佩纶一听，只是一个劲儿地称赞相府千金用韵精当，却再找不出其他的话来。李大人似乎已经看出张才子一时难以言语的复杂感受，便换了另一个话题，托张佩纶为自己的宝贝女儿物色一个好姑爷。张大才子就问李大人对人选有什么要求，大人只说“要和贤弟一样”，并且还暗示性地“看了他几眼”。张佩纶顿时心里暗暗吃惊，不过即使再呆的人也能够领会对方的意思。张佩纶回去后就立刻托人来相府提亲，李大人果然答应下来。而相府夫人一得知此事，便痛骂李鸿章“老糊涂虫”，好好的宝贝女儿竟然配给一个老“囚犯”。李鸿章被夫人骂得哑口无言，这时小姐本人开口了：“既然爹爹已经应承，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原来这位小姐早已倾慕于张佩纶的才学，她本人已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爱女心切的母亲也无可奈何了。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在娶李菊耦之前，已先后有过两位夫人。元配夫人朱芷芗，病逝于1879年，生子张志沧、张志潜，长子早夭；继室边粹玉，在张佩纶被流放期间病逝，没有留下子女；李菊耦是他的第三任夫人。而李菊耦嫁入张氏家族，则带去了丰厚的嫁妆，包括田产、房产与古董，其具体数额现在已经无法获知，但30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仍包括8座花园洋房以及分布在安徽、天津、河北等地的大宗田产，而实际上张爱玲父亲所获得的这些遗产只占当年李菊耦陪嫁资产中相当少的比例。毫无疑问，这段天降的姻缘无疑多少挽回了一些丰润张氏昔日的风光。

　　张爱玲的祖母23岁出阁，照当时的标准，离一般的出嫁年龄已长出一大截，而且还嫁给一个长她20来岁、死过两个太太、曾革职充军的年长老头。而且论门弟、相貌、年龄，哪一样都称不上般配，连后来的儿女们也都觉得父亲配不上母亲。在孩子们的印象中，这位年老的父亲面目模糊，他们都不大瞧得起这位不得意地跟着母亲吃嫁妆的父亲，幼年时的张爱玲就曾听姑姑替祖母不平：“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在念中学的时候，她惊奇地发现原来爷爷也有名字，于是向姑姑穷追家族史上的爷爷，姑姑断然地摇了摇头：一点都不记得了。被官场中人和文人墨客编得有声有色的那段佳话，在子女们的眼中早已蜕去了绚丽的光环，剩下的只有和普通的平民婚嫁一样的取舍标准了。世俗的物质的标准是没有罗蔓蒂克的，罗蔓蒂克的少年爱玲接受不了，可是好听的、好看的，不一定就中用，世上有用的往往是俗人。如果论起生活，不管怎样璀璨炫目的人士也只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太阳每天的升起降落中寻找实际的人生。

　　但好在这对老父少妻的组合感情很好，虽不甚如意，但生活中也不时有小小的快乐，意外和知足可以冲淡诸多不如意，况且，还有许多回忆的过往把他们连在一起。张李联姻后，张佩纶仍然留在李府中做事。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日记就多为夫妻二人偕游的意趣，更令人惊奇的是，李菊耦的才学也不让张佩纶，喜吟诗赋词，颇有女才子之称。一次她拿出藏于闺房的宋拓兰亭，张佩纶一见大喜，原来他也珍藏一份兰亭，于是互相在兰亭上题咏，李菊耦慧心所至，马上铺纸研墨，挥毫题书“兰骈馆”三个字，叫人挂至书房，以此命名。

　　然而，张佩纶的仕途并未因此得到转机。虽然在婚后他曾一度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辅佐其政治改革，但是后来，当他在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代表谈判时，在对俄态度上与岳父意见不合，总不便顶撞，于是只好称病不出，离开北京，携少夫人在南京的大房子里偕隐。不问政事是无奈的选择，他晚年的生活是不得意的，纵酒终日，不久便郁郁而终。由于时代的变迁，家族的没落，又使他的后世子孙成为了家族解体的受害者——张爱玲即是其中的一例。她斩不断与家族世界的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并在丝丝缕缕中透出一个失落者寻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哀自怜感。而这一切，是她沉郁于失败感中的祖父无法感知的了。

　　生在民国的张爱玲，无缘得见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等辈在时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风姿，也不可见证老父少妻的祖父母如何相濡以沫的厮守在一起。她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开始的感受还是来自于父母所组建的家庭。而家庭给她的最早的印象，便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张佩纶和李菊耦婚后生的儿子，女儿张茂渊就是后来同张爱玲共同生活十多年、感情深厚的姑姑。张佩纶于1903年郁郁而终后，李菊耦也心绪不佳，终日闭门不出，没过多久就染上了肺病，于1912年在上海辞世。此时一双儿女都尚未成人，张爱玲的父亲16岁，姑姑11岁，不久兄妹俩就投奔他们同父异母的二哥张志潜生活。

　　张爱玲的父亲在19岁上跟黄素琼（后改名黄逸梵）结婚。和祖父张佩纶一样，张爱玲的母亲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家世。她的祖父黄冀升，是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中的一员大将，与李鸿章一同在曾国藩手下领军作战。后因平定太平天国、捻军之乱有功，渐升为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随后被授予三等男爵，而黄氏在南京的地位与势力也非同小可。

　　一个是御史少爷，一个是军门千金，是当时令人艳羡的金童玉女的结合。但黄逸梵虽出生于清朝军官家中，但家庭环境却还开明，她接受了新式教育，人又聪慧，个头高挑，清秀又漂亮，洋溢着一股新时代女子蓬勃的朝气，与张廷重老气横秋的遗少气息显得格格不入。婚后，二人仍然在张爱玲的二伯父张志潜的管治下生活。张志潜是个不尚奢华、家教管束甚严的旧式人物，小夫妻俩也觉颇受约束，为此黄逸梵常回娘家散心。为了摆脱这种受人管治的生活，不久，张廷重就托堂兄张志潭(1921年5月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为自己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职位，做英文秘书。就这样，在张爱玲2岁的时候，一家人从上海搬到了天津，同时也和张志潜分了家。张家的主要资产都是李鸿章嫁女儿时送过来的陪嫁，尽管在分家之前，这位二哥哥已先独占了一部分，但分到张廷重名下的资产仍然是丰厚的。

　　黄逸梵是被迫与张廷重结的婚。她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她的表姊妹也是张廷重的远房表姊妹，所以算来两人的婚姻是“亲上加亲”的。张爱玲从小就一直听人说母亲像外国人，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深目高鼻，薄嘴唇，有点像拉丁人的后裔。黄逸梵的家是明朝时从广东搬到湖南来的。张爱玲也曾对母亲的血统感兴趣，看了许多人种学方面的图书，但始终没弄明白。《茉莉香片》中那个从未爱过丈夫的冯碧落也许就是黄逸梵的写照，而且两人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亲上加亲”。她不关心家中的事，与丈夫话不投机，便尽量沉默不言，花心思学钢琴、读外语、裁衣服，好在她的小姑子与她一样，看不惯哥哥败家子脾气，姑嫂两人意气相投，形同姐妹，暂时稳住这个名存实亡的“家”。

　　年幼的张爱玲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尽管母亲出身名门，却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但她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

　　搬到天津后，一家人的生活惬意而又自在：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房有车有司机，还有烧饭打杂的仆役，孩子也有专门雇来的保姆照顾，什么事都不用操心。此时的张爱玲被成群的仆人所包围着，天天被他们“抱来抱去”。童年的生活，充满了明快与温馨，弥漫着“春日迟迟”的空气。

　　院中有一架秋千，小煐常常被仆人们带到那去玩。一名额头上有疤，被小煐唤做“疤丫丫”的高个子丫头，荡秋千的技术极高，竟能荡到秋千架的最高处，猛地翻过去；院子里还养了鸡，经常被她追得惊慌失措地满院子乱窜。这一切都使得小煐乐得合不拢嘴。

　　夏日的午后，小煐也有自己的消暑良方。穿着“白底小红挑子纱短衫、红裤子”的她坐在板凳上，喝上“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捧着“一本谜语书”，嘴里念叨着书上的谜语“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好不惬意！一本儿童诗歌选集上的诗句让懵懂时期的爱玲领略了“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但成年后却只记得“桃核桃时作偏房”这么一句，“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

　　一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仆人时常用笔蘸了水，在天井下架的一块青石砧上练习写大字。这个人“瘦小清秀”，小煐非常爱听他讲三国演义的故事，还给他取了个十分古怪的名字——“毛物”。恰好这名男仆还有两个弟弟，也一并被小煐叫成了“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子自然是“毛物新娘子”，简称做“毛娘”。这位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非常可爱。但却是个“心计很深的女人”。后来被小煐叫做“疤丫丫”的丫头嫁给了三毛物，经常受毛娘的欺负。幼时的张爱玲并不懂得大人间的恩怨，在她眼里，毛物一家就如同她给起的名字一般，“是可爱的一家”，并且因为她对南京小户人家莫名的好感，女仆又时常带着她到这一家开的杂货铺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在店堂楼上吃吃茶，要几颗玻璃罐里的糖果，这都使得小煐对他们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之感。也因为她特有的感受力，在7岁那年，还以此为蓝本想出了一个妯娌不和的故事。

　　富贵的生活并非总是闲适慵懒的状态，名门之后也要讲究秩序与才学。崇尚西方生活的母亲坚持西式教育，并不和女儿睡在一起。每日清晨，独自从梦境中苏醒的小煐会被女仆抱到母亲的铜床上，自己趴在方格子的青锦被上，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4岁时，她经常跟着大人去拜访祖父张佩纶的堂侄张人骏。在晚清时代，张人骏曾当过两广总督；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军攻入南京，他跃墙而逃。当时正在天津做寓公。这位被小煐唤作“二大爷”的人开口总问她认了多少字，随后就要求背诗给他听。于是小煐就把母亲在家时教的那几首唐诗念出来，“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这位前朝的旧臣每当听到“商女不知忘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就流泪不止。

　　孩子眼中的世界也不尽是完美的，背书或许就是其中破坏完美的一件事情。因为家里为她和弟弟请来了私塾的先生，小煐因为整天背书而又总背不出来而苦恼不已。此后，再大一点的“不快”，就是来自那个古怪精灵的弟弟了。小煐只与弟弟相差一岁，且弟弟生得美丽而文静，甚至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叹：“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有一次，家里人谈论某人的太太如何漂亮，年幼的弟弟竟问：“有我好看么?”以至于大人们常常因此而取笑他的虚荣心。然而，尽管如此，小煐仍能够感到来自于弟弟的“威胁”。作为男孩，弟弟在家中的地位终究是高于姐姐的，将来也必是家中的主人，而不是她；女孩子终将要嫁出去，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旦“泼”出去，就与原来的家没太大关系了。虽然那时的她还不懂得一般女孩子的归宿，但家中这种“男尊女卑”的气氛，令小煐感到非常愤然。

　　照顾小煐的女仆叫“何干”，“干”即是“干妈”之意。小时候的张爱玲十分顽皮，经常用手去揪何干颈上松软的皮——年纪的缘故，何干颈上的皮是松垂的——探手到她额下，渐有不同的感觉。因为小孩子没有耐性，经常会把何干抓得满脸血痕。领她弟弟的女佣是“张干”，裹有一双小脚，要强伶俐，处处想占先。何干认为自己带的是个女孩，比不了带少爷的张干，因而处处都让着张干，自觉没有底气和她争。小煐却为这事感到十分不服气，常常拿出小姐的架子和她争，这时候“张干”就会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连小煐抓筷子的方式也成为她预测小煐将来命运的证据。小煐抓得近，她就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急的小煐赶忙把手指远远移到筷子上端，以为这下会嫁到近处了，就问张干：“抓得远呢?”“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张干得意地说，气得小煐一时说不出话来。弟弟娇弱，书读得也没自己好，因为忌妒她画的图，就乘没人的时候拿撕下来或者在上面涂上两道黑杠子。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小煐的头脑中朦朦胧胧有了男女平等的意识，暗暗较劲，“要锐意图强”，立志要超过弟弟。

　　但毕竟小煐比弟弟大一岁，比他身体好，比他会说话，也比他能吃更多的好东西，比他能做更多的事情。两人一同玩的时候，总是小煐出主意。凭借着“毛物”给她讲的三国演义或者隋唐时代的故事给她留下的印象，想象两人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晓将，自己叫月红，弟弟叫杏红。自己使一口宝剑，弟弟使两只铜锤，以及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略略切莱，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然而，弟弟经常不听小煐的调派，姐弟间的争吵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矛盾很快就会被化解：“……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鸣鸣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但很快，这样平静的生活就因父母间的矛盾而被打破了。张爱玲的父亲结交了一帮酒肉朋友，整日泡赌城，逛戏院，抽大烟，还背着妻子在外面养姨太太，成了一个十足的浪荡子。

　　对丈夫所沾染的恶习厌恶，张爱玲的母亲到了极点，深受新派思想影响的她绝不会像旧式妇女那样，对丈夫纳妾、抽鸦片等行径只会忍气吞声，敢怨不敢言。对于丈夫种种堕落行为，她从来都没有妥协过。尽管丈夫也经常浏览书报，常以新派人物自居，可骨子里仍是个腐朽的封建遗少，十足的享乐主义者，两人为此经常争吵。家中发生的这一切，自然是在花园里嬉戏玩闹的小煐和弟弟所不知道的。

　　张爱玲的母亲无法忍受丈夫的腐化堕落，最终选择了出走。不久她以留学的名义决意出国。张爱玲的姑姑也是新派女性，坚决支持嫂子的行动，也与她一同出国。1924年，已经是两个孩子母亲的黄素琼踏上了远行的油轮。在当时的社会看来，母亲的行动完全是个不守本分的“异数”，但舆论的非议没能阻止她的脚步。在母亲动身去法国时，张爱玲才4岁，尚未对母亲的离去感到怎样的沉痛与悲伤，在《私语》中她忆起母亲当日动身的情景：

　　“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因张爱玲是女孩,从小过继给伯父,所以称母亲为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

　　母亲无言的痛哭，仿佛是在哀悼自己不幸的婚姻与命运。她之所以出国，也只是一种“眼不见为净”的逃避方式而已。对于这一点，她自己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但发生的这一切，在年仅4岁的小爱玲眼里，是无法看透的。母亲的离去并非是一种伤痛，就好像一个人从记忆中消失了一段时日：“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

　　早在张爱玲的母亲出国之前，她的父亲就偷偷养起了姨太太，母亲的出走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一开始，这位姨太太被她包养在外面的小公馆里，小时候的张爱玲还时常被父亲抱到那里玩。或许是因为不愿意去，每当父亲过来抱她时，她就拼命地扳住门，双脚乱蹬，把父亲气得非要把她扳下来打几下。可是一到了那边，看着小公馆里气派的红木家具，摆在云母石的雕花圆桌上的高脚银碟子，小爱玲就马上高兴起来，况且姨太太又很会哄人，给她许多糖吃。一等母亲出国，张爱玲的父亲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位姨太太接进了家门。

　　姨太太本是**出身，绰号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一进了张家，就时常举办各种宴会。躲在帘子背后偷看的小煐，见到了许多希奇的人物，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两位漂亮姊姊，则最让她难忘：“批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裤袄，雪白的偎依着，像生在一起似的。”大概从那时起，张爱玲就一直对美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小煐的弟弟，这位姨太太是不喜欢的，一看到他，大概就会令她想起孩子的母亲来。小煐倒是很合她的心意。有那么一个时期，小煐每日都会被大人们带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年幼的她还不曾有舞池边上的桌子高，与“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等把面前的这块奶油蛋糕解决掉，她也渐渐在那微红的黄昏里发起困来，照例到三四点的时候，被仆人背回家。姨太太还曾为她做了一件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还曾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当时四五岁的小爱玲得了这样漂亮的裙子，自然满心欢喜，因而毫不犹豫地就说“喜欢你”。然而为了这件事情，直到成年之后她还感到“耿耿于心”，因为那是自己真实的想法，“并没有说谎”。

　　不过姨太太的脾气实在不好，常把张家闹得鸡飞狗跳：“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忽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很快，张爱玲的父亲也领教了姨太太的威力，被痰盂砸破了头。族里人看不过意，最终逼得她不得不离开。姨太太走的那天，小煐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着两辆榻车从大门里缓缓出来，盛着姨太太的银器家什。这在她看来，未必是一件拍手称快的事，然而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因为——太太要回来了。

　　就在她8岁的这一年，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是姨太太被撵走，随后父亲又把家从天津迁回了上海，在海外多年的母亲即将归来，这其中的缘由，又与她父亲的差事有关：1927年1月，那位在天津任交通部总长的张志潭被免了职，靠这位堂兄谋得差事的张廷重就此失去了靠山，而英文秘书一职本就是个闲差，他整日不务正业，只知道抽大烟、逛赌场，还和姨太太打架，名声原本就不好，因此不久就丢了官。一时意志消沉，不觉又想起留学海外的妻子的种种好来，这才决意赶走姨太太，迁回上海，给张爱玲的母亲写信，央求她回国。

　　张爱玲在她的散文《私语》中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然而，丢官这事对张廷重的刺激很大，他注射了过度剂量的吗啡。事业上的失败，几乎要了他的命。他终日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呆滞地望着前方。窗外的雨哗哗地下着，听不清他嘴里喃喃说着些什么，这让小煐害怕极了。

　　初涉人世的张爱玲，第一次看到了生活腐烂、颓败的一面。仿佛是一种先兆，人世的阴冷将一步步侵入她内心的世界；而她，终将用一颗更加漠然而悲苍的心灵来审视这个世界。她将推翻这一切，她将呼唤属于她的完美。然而此时的成长，还不足以让这颗种子发芽，她仍是一个富家小姐，懵懵懂懂、静静地等待着母亲的归来……

　　异域漂泊的母亲终于从英国回来了。尽管当初离开的目的是逃避令人心碎的丈夫，而这次的归来则是以女强人的面貌，重新挽救这段婚姻。

　　母亲回来的那天，小爱玲吵着要穿自己认为最漂亮的小红袄，然而母亲看到女儿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小爱玲就有了新衣服，生活的一切都与以往不同了。悔过的父亲被母亲送到了医院治疗。一家人也从石库门的房子搬进了一所花园洋房，过起了洋人的生活。养了狗，种了花，还有迷人的童话书，家里也陡然多了许多蕴籍华美的新朋友。母亲还和一个胖伯母坐在钢琴前模仿一对电影里的恋人。小爱玲坐在地上观赏着，快乐地在狼皮的褥子上滚来滚去。母亲那时候23岁，穿着从欧洲带回来的新奇的洋服，看起来是那么迷人!姐弟俩望着新潮的母亲弹琴唱歌，小爱玲偶尔转过脸来看看弟弟，俏皮地冲他眨眨眼睛，仿佛在说：“你瞧!妈妈回来多好!”

　　这时的家还充满着舶来的西洋气氛。家中的蓝椅套配着旧时的玫瑰红地毯，实际上这种搭配并不是和谐，但小爱玲却非常喜欢，于是连带母亲去过的英国也成为她向往的地方。因为在她的脑海中，一想到“英格兰”，就会出现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则是微雨的青色，就像镶在浴室里的瓷砖，散着生发油的香。这是小爱玲的“英格兰”和“法兰西”，尽管母亲常常纠正她的错位印象，告诉她英国常常下着雨，法国则是晴朗的，但她没办法纠正自己的想法。小爱玲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把自己的新居室、新生活和喜悦写了满满的三张信纸，而且还画了图样，但并没有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母亲还告诉她，画图的背景切忌红色。背景看起来应当有距离感，而红色的背景总迫近于眼前。可她和弟弟卧室的墙壁的颜色就是亲切的橙红色，这是小爱玲自己选的，她在画小人的时候也喜欢画红墙，温暖而亲近。

　　在母亲离开的这4年里，晃动在小煐眼前的，尽是姨太太的影子——这也正是母亲所担忧的。在她眼里，母亲是辽远而神秘的。即使在母亲过马路时拉住她的手，也会让她但到一种生疏的刺激。但母亲回归的这段时光，是张爱玲童年生活中最为和美、安宁的时期，仿佛一切都达到了美和快乐的极至。姑姑每天练钢琴，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大红绒线里绞着细微闪亮的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鲜花怒放，母亲则跟着琴声练唱，“啦啦啦啦”地吊嗓子。童年的记忆如此愉快，“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和许多小女孩一样，幼时的张爱玲对美也有着本能的向往。对美的最初的记忆，便是来自于立在镜前，往绿短袄上别翡翠胸针的母亲。她在母亲的旁侧仰着脸望着，羡慕得不得了，简直等不及自己长大，并许下“宏伟”的心愿：8岁要梳爱司头，10岁要穿高跟鞋，16岁吃粽子汤团，以及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然而越是性急，成长的日子越是看不到尽头：“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母亲还教她学英文，学弹钢琴。就像她自己形容的那样：“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着的一朵花，听着母亲追述起它的往事，竟自掉下泪来。而母亲见了则高兴地夸赞女儿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这番夸奖，让她一高兴没了眼泪，反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她还曾为学画还是学琴的事烦恼过一阵。在看一场描写穷画家的影片后，她痛哭了一场，便立志要当钢琴家，然而她对色彩有着一种源于心底深处的爱好。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的松子糖，黄红色的蟠桃式瓷缸里香喷喷的痱子粉，连那方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也让她着迷。或许是受了母亲的遗传吧,她对颜色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她欣赏古人对颜色的参差对照：宝蓝色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曾用自己第一次赚得的稿费买了一支口红。这支为她的童年增添第一抹亮色的口红，直到她成年后仍然无法忘怀。实际上，从那个时候起，她的眼睛里就从来就没有缺少过色彩，对色彩的感受力几乎是一种天分。

　　留过洋的的母亲，对于新事物历来敏感而乐于品尝。一回到上海就订阅各种刊物，其中最喜欢地就是《小说月报》和《良友画报》。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文学让母女俩有了心灵相通之感：“《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因为这段难忘的经历，使得成年后的爱玲一直对老舍的《二马》念念不忘，“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一看到它就会想起母女俩同乐的日常生活场景，有着她以后再怎样努力寻找也找不回来的亲情。

　　幸福的时光终究是短暂的。恢复健康的父亲没过多久就又开始犯老毛病——抽起了鸦片，并且开始用另一种手段对付作风强硬的妻子。他不出生活费，所有花费都由妻子来付，以为这样终有一日会让这个桀骜的女人因为没钱而无法再次出走。他别无所求，用尽另一种方式来束缚妻子，以图使她乖乖地向他低头。父亲的这一行径给张爱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她的小说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金锁记》中的姜季泽想骗嫂子的钱，《倾城之恋》中的哥哥花光了妹妹的钱，《多少恨》中的父亲千方百计骗女儿的钱，《小艾》中五太太的丈夫骗尽妻子的私房钱。

　　母亲早就看透了这些把戏，因而两人没过几天就会大吵一架：“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躲在阳台上的小爱玲和弟弟都不作声，静静地蹬着三个轮的小脚踏车。在张爱玲的记忆里，“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父母间的争吵与战争，使他们无暇顾及孩子的生活。一个整日用鸦片麻醉自己，另一个一味地追求西方的自由。张爱玲的童年并未从父母那里获得足够的关爱，然而文学却给了她巨大的安慰，于此中才找到内心的自我，让生命和情感在文字中流淌。

　　原本以为这次归来能挽救自己的家庭，然而封建遗少的习气早已深入丈夫的骨髓，想要改造眼前的这个男人，已是万万不能的了。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不要也罢！

　　根据张爱玲表哥黄德贻的说法，当时张爱玲的父亲并不想离婚，然而她的母亲则态度坚决，坚持要离。当初为了让妻子回国，张爱玲的父亲曾答应她两个条件，一条是赶走姨太太，另一条是“戒除鸦片”。但后者没有做到。他自知理亏，所以无可奈何。办离婚手续的那天，她的父亲绕室徘徊，长叹一声之后，把笔放回桌上。律师见他这个样子，就问女方是否要改变心意，然而她母亲毫不迟疑地说了句“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她父亲听了这话，才立刻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冥冥中，母亲对这段婚姻决绝的态度，亦传给了女儿。十多年后，张爱玲也因为男人那无可救药的本性，快刀斩乱麻，结果了与胡兰成的那一段惊世骇俗的爱情，把爱与不爱的问题交给了那个苦苦徘徊挣扎的男人。这样的女人，注定是一场惊艳，一场浮华的旧梦，一个绝美的传奇吧。

　　尽管母亲勇敢地和父亲离了婚，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现新思想的曙光，但在一般人世俗的眼中还是不能接受的。在中国，一个离了婚的少奶奶要保持个性与人格谋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权利是不容易的事，但对于个性独立的母亲，即便再怎样不幸艰难，对于她，没有比自由与尊严更重要的了。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若干年之后，张爱玲讲出这样刻骨铭心的话。对于父母的离异，她也曾提到过自己的想法：“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她曾对一个因插足别人家庭而担心让男方离婚会伤害他孩子的同学说：“……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别的小孩特别地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许多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

　　双方是协议离婚。孩子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不过张爱玲的母亲在离婚协议上坚持，女儿日后要进什么学校，必须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由父亲方面承担。母亲的坚持，使女儿得以继续在新式学堂接受教育。

　　1930年，10岁的她被带到黄氏小学入学时，母亲一时踌躇着不知填什么名字。她觉得“张煐”这个名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可匆忙中又不知该用什么名字，于是临时用英文名“Eileen”的音译名“爱玲”，作为女儿入学登记用的名字，等想好了在给她改过来。可母亲一直没有想起更好得名字，而随意想起的“张爱玲”这个名字，却在她以后的岁月中，发散出奇特的魅力。

　　张爱玲的家从此变成了两个——父亲的家，母亲的家。按照离婚协议上的要求，母亲仍对女儿的教育问题尽管她同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同样可以去看望母亲。这一点让她感到极大的满足。离婚后，母亲就很快同姑姑一起搬走，住进了赫德路公寓。父亲这边也搬到了一幢新洋房——康乐村10号。

　　尽管分居两地，张爱玲时常去母亲和姑姑那边玩，母亲公寓内的欧式装饰让她十分好奇和着迷。在那里，她生平第一次见到铺在地上的瓷砖、浴盆与煤气炉子，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喜爱：“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相比较之下，父亲这边的家则完全是两样：“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

　　当小爱玲还陶醉在母亲家的快乐与新鲜感中的时候，母亲竟又要动身出国了。在临走前，母亲曾到黄氏小学去看望过她。她不愿当面表露自己真实的情感，在《私语》中，她写道：“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得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这一走，父亲这边的家很快又变回了天津时的老样子：花园洋房，狗，一堆的扑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时间仍一如既往地静静地溜走。她住在学校里，继续上着小学。每逢节假日，都会有家里派来的司机来接她。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小爱玲继续学习钢琴，还请了一位白俄老师授课，每周一次。但父亲认为学费太贵，每次她向他要钱交学费时，父亲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肯给。可怜的爱玲“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钢琴课也就此断了。

　　1934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进入了有五十年历史的圣玛丽亚女校。此时的她不再是从前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了，一片新的天地在她面前展开。和一切刚刚走上人生之路的少女一样，她开始设想着自己的未来：中学毕业后就到英国去读大学，学画卡通画片，尽可能地把中国画的画风介绍到美国去，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全世界，在上海拥有自己的寓所，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显然，张爱玲的这些理想受着她母亲欧式生活方式的影响。然而，这种理想还未及实行，家中又发生了一起“结结实实的，真的”事件——父亲又结婚了。

　　可以说，这件事预示着张爱玲整个少年时期阴郁记忆的开始，也正一点一滴地磨去她原本对家的热爱，最终导致了她的第一次出逃，并渐趋独立面对外面的社会，真正地“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

　　父亲迎娶的是孙用蕃，即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孙氏一系也是显贵人家。孙用蕃的父亲孙宝琦，1901年出任法国大臣，1903年又兼任西班牙国大臣。在法期间，他还暗中协助**在从事海外革命活动。因而进入了民国时期，他仍能够继续在新政府里任职。北洋政府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职位。

　　孙宝琦，除了正室外还有4个妾，一共有24个子女，在女儿中，孙用蕃排行老七，当时已经36岁了，同时也是陆小曼的闺中密友。据说十分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和处理家务。如此看来，她嫁给财势渐弱的张廷重，和她的兄弟姐妹比起来，似乎有点“下嫁”的意思，其实这位老小姐早染上了阿芙蓉癖(抽鸦片)，而这一点是张爱玲的父亲所不知道的。

　　1934年的夏天，张爱玲父亲在礼查饭店进行订婚仪式，半年之后在华安大楼举行了婚礼。张爱玲和表姊们一起参加了这次婚礼。那一年，她14岁。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年龄，然而在整场婚礼上她都一直沉默着，面对父亲闹哄哄的喜事，她没有喜，也没有忧。对未来的生活，此时的她是否已预知到某种阴影正悄然靠近呢?成年后的张爱玲在《私语》中揭示了她的这种隐忧：

　　“我父亲要结婚了。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不幸被她言中。由于这位后母的出现，或者说因为她所起到的作用，张爱玲日后的这段生活开始嵌进更深而终身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反抗这创伤冲击的挣扎下，曾经的那段橙红色的童年时代、充满优裕感伤的少年时代，一同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她开始面对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开始像大人那样思考。

　　后母进门后，对住房十分不满意，总觉得现在住的洋房太狭窄，不够气派，因而要求搬家。此时在张爱玲的二伯父的名下，正好有一栋别墅空下来，一家人就搬了进去。别墅原本是李鸿章送给女儿的陪嫁，李菊耦还在世的时候，张爱玲的二伯父、父亲还有姑姑都住在那里。等祖母去世后，子女们分了家产，别墅归于二伯父名下。在她父亲谋得在天津的职务迁居之后，她的二伯父觉得住在这样大的别墅里太过奢侈，也搬了出去，一直把房子租了出去。

　　这栋别墅位于麦德赫司脱路与麦根路的交界处，挨着苏州河，能够望见河对面的闸北区。别墅是在清末民初时建的，仿欧式建筑。房间很多而且进深，后院还留有一圈房子供仆人居住，算起来总共有二十多间。一般而言，像这样大的房子，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来住才划算，但张爱玲一家总共只有4个人而已，而且房租昂贵，他们根本没必要租住在这样宽阔豪华的房子里，可她的后母坚决不住那栋康乐村的房子。那里离她的舅舅家太近，而且后母一点也不喜欢她和弟弟总去舅舅家玩——凡是和张爱玲的母亲有关的事物，这位后母都不喜欢。

　　张爱玲也不喜欢后母挑的新住处。她曾经出生在这栋房子里，现如今隔了十几年又回到这里，心中难免会有一种阴郁之感：“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现在已经是圣玛丽亚女校高一女生的张爱玲，十分不喜欢这种沉闷而恹恹欲睡的气氛——越是有机会接触到新空气、新人物，这种不满就越深、越重地隐在她沉默寡言的外表之下。

　　不过在最初的两年里，张爱玲都在学校住宿，到了周六，家里派司机来接她回家。到了周一的早晨，又坐着父亲的汽车去学校。只有周末会在家里，因而张爱玲的生活并未因后母的出现发生强烈的变化。在家的时候，她就在家里做她喜欢做的事。自己裁纸手绘圣诞卡与贺年卡，看电影看小说，照常去舅舅家谈天说地——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她喜欢去姑姑那里，喜爱她那雅致、清新和职业新女性的生活作风。当时她姑姑一直在怡和洋行做事，随后又到电台做播音工作，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五四之后的新女性了。

　　张爱玲与后母之间的关系，多是出于礼节性的友好。在家过假期时，她偶尔也会与后母寒暄几句，谈谈天气，聊聊家常，甚至有一次竟让她的后母大为感动。有一年放暑假，张爱玲在父亲的书房里写作文，写好后就跑到舅舅家去了，并没有收起来。后母无意中进到书房，看到了她的作文，着实被作文的内容感动了一番。这篇名为《后母的心》的作文，把一个后母的处境与心态都刻画得十分深入。后母以为这篇文章是张爱玲为她写的，所以凡是有亲友到家中来，后母都要把这件事说个不停，夸她文章写得好，人又懂事。而实际上张爱玲写这篇作文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并没有别的意思。在这一点上，她的父亲比较了解，但既然因为妻子的“误解”而使家里有一种比较融洽的气氛，他也就乐得随声附和。

　　然而总得来说，张爱玲与后母间的融洽只限于表面性的礼仪，内心都有着一层说不清的隔膜，就像从前因为姨太太的“贿赂”而说了一句“喜欢你”，多年之后仍不能原谅自己对母亲的“背叛”。不管怎样，她都不可能同后母“一条心”，何况这中间隔着一个美丽的亲生母亲，一个从精神上魅惑她的偶像；而同样出身于大户人家，工于心计的后母决不会被这小姑娘的“伎俩”蒙骗过去。

　　由于长期抽鸦片，这位后母的心态多少有点神经质，时常表现出刻薄阴鸷的一面。在她统掌张家经济大权后，丈夫前妻一双儿女的境遇可想而知。后母穿剩的衣服，张爱玲才能拣着穿。她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带给她的伤痛：“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陈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后母的刻薄，使得中学时代的张爱玲很少交朋友，因为“自惭形秽”。就像她的小说一样，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没有“爱”。

　　张爱玲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说，爱玲因了家庭里某种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她敏感早熟,当她带着一颗童稚而易受损伤的心理被抛到人间感受世界的冷暖时,处处将被笼罩在内心的家庭生活的阴影投射到周围的人和事上,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人格心理使她感到周围是一个冷漠的世界,这些性格特点对张爱玲写作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热闹，拥挤，然而陌生，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她把这种人性里的仇恨、善变、嫉妒、鄙视、猜忌、虚伪，描述的淋漓尽致，不加任何冠冕堂皇的掩饰。爱与不爱，于她笔下所圈定的人物，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的心始终孤寂、寒冷而又荒凉，弄不清自己真正的所在。

　　但因为在学校住宿，很少回家，因此彼此间敷衍几句就过去了，然而年幼的弟弟则终日处于后母的魔爪之下，他的性格又比较柔弱，受到的待遇也就更差。某次放假，张爱玲回到家中，见到弟弟时下了一跳：原来那个“秀美可爱”的弟弟不见了，站在她面前的是个又高又瘦的萎缩的少年，穿着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只对许多庸艳的连环画感兴趣。那时候的张爱玲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在她看来，弟弟的阅读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仆人们纷纷向她揭露弟弟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当姐姐看到弟弟如此堕落，比谁都更加气愤，也附和着众人激烈地诋毁他，然而大家反倒过来劝她了。

　　弟弟的荒废学业、游手好闲，以让张爱玲伤心不已，然而更让她无法容忍的，则是弟弟在这个阴气沉沉的家中所发生的性格变异与心理畸化：一次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张爱玲的父亲竟动起手来，重重地打了弟弟一个耳光！她惊呆了，“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然而她的后母竟笑了起来：“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张爱玲丢下了饭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面前，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正当她恨恨地发下毒誓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一只皮球撞在了临着阳台的浴室玻璃窗上——她的弟弟已在阳台上踢球了。“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对弟弟彻底失望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看到弟弟所遭受的一切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蜕变，做姐姐的张爱玲已没有了眼泪，因为在弟弟的身上，她同时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生活的影子。这个家值得她留恋的东西已经越来越稀少了，在这里，她找不出什么东西能够激起她的热爱；倒是此刻远在欧洲的母亲，常常能引起她一些奇异而美好的憧憬，一种超越亲情的浪漫的爱恋，她后来以这样的话语来评论自己母亲：“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

　　1937年，为了张爱玲的学业，母亲再次回国；张爱玲也于同年夏天，从圣玛丽亚女校毕业。然而当她勇敢地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时，就像此前父亲迟迟不肯拿出学费一样，这次她遭到了拒绝。“我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张爱玲在《私语》中写道。这或许代表了张爱玲的隐秘自责——她是为了支持母亲才被父亲弃绝的。

　　父亲的自私当然令张爱玲很失望，对家人的态度也就更加冷淡了。父亲虽然很少过问她的生活，但实际上却是喜欢她的。张爱玲的活泼伶俐，天资聪慧让父亲很是欢喜，还曾亲自为她的《摩登红楼梦》拟标题。在没有母亲的相伴的日子里，父亲的那间散发着淡淡幽香的书房，雾一般穿过玻璃的阳光，乱摊在屋内的小报，甚至弥漫在屋内的鸦片云雾，也让她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美感。一边浏览着小报，一边同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这种单亲的异**，使张爱玲对父亲有一种深沉的依恋感，这份依恋或多或少也同样存在于她对胡兰成的情感中。然而尽管对女儿的文学天赋非常欣赏，父亲对她的感情却是十分复杂的。他并不觉得女儿是爱自己的，女儿的心从不曾属于这边，她的性格太像她母亲。父亲是把对前妻的恨迁移到了张爱玲的身上。张爱玲是懂得这些的，她在潜意识里把自己的不幸的一部分归咎于母亲的离家出走，而对父亲始终是有幻想的。“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有觉得我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

　　一直以来与前妻的隙怨，此刻又因女儿的“偏向”而凸现出来，父亲话中的“别人”当然是有所指的，而后母也不失时机地过来添油加醋：“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实际上，早在她的母父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上就明确地写着，有关张爱玲的学业问题，都需征求母亲的意见。显而易见，后母在借题发挥，将对自己前任——张爱玲生母——的反感转移到张爱玲的身上。

　　由于家庭矛盾的激化，后母的这种嫉恨很快就在一件小事中爆发了。当时正值1937年夏天，一直虎视眈眈地窥伺中国的日本突袭了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当时张爱玲正在邻近苏州河的家中，夜夜被隆隆的炮声吵得不能入睡，因而就跑到母亲的住处待了两周。走前她已和父亲交待过，但却未告诉后母。女人天生的猜忌心理令这位后母对张爱玲的“出逃”怒不可遏。两周后，回到家中的张爱玲如同经历了一场暴风雨。

　　“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当“后母一路锐叫着”向楼上的父亲奔去，深知父亲脾气的张爱玲预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周围的环境在她的心目中立刻定格为无声的场景：“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终于，她的父亲趿着拖鞋，气急败坏地冲下楼来。一把揪住她，拳足交加，大声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为了一个神经质的女人，张爱玲平生第一次遭受了父亲的毒打：“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此时的张爱玲，脑中一直闪现着母亲一句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她并没有想抵抗。暴怒的父亲上楼去了，被打倒在地上的张爱玲爬起来，独自走到浴室的镜子前，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审视着自己身上的伤。她本想跑出去报警，可却被看大门的巡警拦住，并被告知门是锁着的，钥匙在父亲那儿。

　　“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父亲知道了女儿的意图，脾气比刚才更坏了。一等到她回到家里，就把一只大花瓶向女儿的头上砸去。这是怎样惊心的场面啊！然而张爱玲在记述这一段时却只写道：“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她的心已然麻木了。

　　父亲走后，照顾她的何干哭着对她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顿时，长久以来憋闷在她心中的冤屈，一古脑儿地都涌了出来，她抱住何干大哭了一场：刺痛自己的，是至亲的人；怜悯自己的，是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她在黑暗中伤心地抽泣。从小就在无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她,世界之于她，完全是个缺乏情感的物欲的俗世。爱是一种奢侈品,在她眼中，现实原来就是如此,所以她无可奈何地哀叹:“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惨伤。”

　　因为替张爱玲担心，何干就偷偷地往她舅舅家打了电话。第二日，张爱玲的姑姑就来替她说情。后母一见到她就冷笑道：“是来捉鸦片的么？”还没等她姑姑开口，她父亲就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过去，这下“情”没说上，人先被打伤送进了医院。临走前，她姑姑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然而这终究是家中的丑事，并没有闹到巡捕房去。

　　姑姑走后，张爱玲一度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她的心中也充满了诗意：“BeverleyNichols（通译作“贝弗利·尼科尔期”，英国作家）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地杀机。”“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张爱玲知道，父亲决不至于把她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她用手紧紧地捏着阳台上的木栏干，“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她的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此刻，她希望有个炸弹掉在家中，瞬间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善良的何干怕她逃走，一再地叮嘱道：“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而实际上那些脱逃的计划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的脑子。

　　还没等实施真正的脱逃计划，她却病倒了，生了沉重的痢疾，一病就是半年，还差一点死掉。然而父亲既没有为女儿请医生，也没给她抓药。躺在病床上的张爱玲，望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又开始陷入莫名的伤感中，甚至想到了死亡：“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石灰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在病痛的折磨之下，她依然通过她那份独有的感官，倾听着周围的一切：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声，“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即使在睡梦中也能够听见这声音，还有踩在煤屑路上的吱吱叫的脚步声。“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她一刻都没有忘记从这里逃出去。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终于，她从何干那里打听到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于是在一个隆冬的夜晚，她伏在窗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外面的动静，一等到夜路上没有人，她就真的挨着墙一步一步地逃出去了！

　　张爱玲在忆起这段出逃经历时写道：“——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在经历这件事之后，张爱玲基本上就与父亲断绝了往来。在她看来，父亲在她生命垂危之际如此待她，父女间的亲情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根据她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在张爱玲痢疾越来越严重且拖了很长时间之后，照顾她的何干惟恐她出事，自己会负连带责任，于是就趁她后母不注意，把事情偷偷讲给她父亲听，并一再声明：倘若他再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人命她可不负任何责任。或许是考虑到万一出了人命，自己将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不好听，抑或是此时的怒气已消，而且对女儿除了这次的震怒之外，两人并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张爱玲的父亲便开始注意到女儿的病情。他用消炎的抗生素针剂为女儿注射了几次，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后妻做的。之后，她的病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在何干的精心照料下，张爱玲才得以恢复健康。

　　张爱玲留在父亲家里的东西，都被她后母拿出去给人了，只当她死了。因为她的出走，父亲迁怒于何干，认为她也是女儿的同谋，就把她大骂了一顿。没几天，这位一直最关心张爱玲的老人收拾东西，离开张家回皖北老家去了。当时张爱玲已经投奔到母亲那边。何干临走之前，还偷偷收了一些纪念物给小主人送过去，主要是一些张爱玲小时候心爱的玩具，多年之后，她一直记得“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煽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

　　曾经和弟弟一起在院子里追大白鹅的岁月，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在张爱玲趁着夜色摸出父亲家大门的时刻，即是她生命中另外一种东西呼之欲出之际。她自我封闭的内心充满了敏感和警惕。不久，张爱玲发现，自己对母亲的情感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那年我弟弟也跟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她听她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我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这件事，使张爱玲感觉到“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母亲是封建家族里走出来的新潮女子，所选的路是走出去接受新潮的西方思想，这让幼时的张爱玲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渴慕，母亲于她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另一方面，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既有着书香之家的文笔风流，也脱不掉封建遗少的种种恶习，对家庭从未自觉出一种责任感，这让张爱玲既爱又恨。当她死里逃生地回到母亲身边时，等待着她的，又不复是“柔和”的亲情了。

　　张爱玲从他们那里得到两个一生都无法逃离的宿命：抒发于文字间的浓郁的苍凉之色；于母亲处得来的对于感情的自恃，特别是对亲情的淡漠，从而也为自己的感情生命造成了一种饥渴，希冀创造一种丰润的感情生命。亦如她对胡兰成痴狂的爱恋，尚或有些笨拙，只是高傲的血统于她尚不致贻笑大方，但与文无关。渴望爱的临近，却恐惧于爱的迷惑力。清醒地认识着爱的本质，却又悲哀地迷乱于爱自失的过程。这是所有女人的通病。每个女人的潜意识里都在等待着那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人，千万年，千万人之中无可替代的那个人，却又因熟稔千万年，千万人普遍的规律而畏惧，畏惧于自我被卷入的狂热力量，因而本能地要去逃避爱的份量，惴惴于爱的降临。飞蛾扑火的热情与抽身独处的冷寂，是一双相互咬啮的小兽，存于她的灵肉之间。固然，与胡兰成之爱虽为悲剧，但那一等才情，三等人品的男人，其多情风流、薄性任意的性情，自然有着客观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