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的本事

　　电脑有硬件，软件也不可少。人一样，光有硬本事，没有软本事，肯定吃不开。我在好些单位工作过，发现一个规律，科班出身的业务不错，却往往没非科班出身的混得好。领导业务部门的头头，往往不是搞这个业务出身的。道理很简单，每个单位、每个部门、每个人、每项具体业务，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单位、部门、个人、业务，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整体。领导工作最需要的不是业务上的硬本事，而是在这个整体中理顺关系、燮理阴阳、调和矛盾的软本事。这是能够将集体中所有人的硬本事发挥到位并获得应有价值的高级本事。

　　软本事

　　当年我在财政局做办公室主任，局长带我和一位科长下去看扶贫点。局里给扶贫点拨了不少钱，办了不少事，村长很客气，陪着我们看过扶贫项目，拿出酒肉款待。酒是乡下米酒，局长乃酒君子，又装了两耳美言，喝得很尽兴的样子。带上土特产，回到城边，天已断黑，几个人下车去路边店吃工作餐。我是办公室主任，要茶点菜，当然得主动些。只是要不要酒，略犯踌躇。要吧，局长酒劲儿未退，脸上还是红的，喝坏局长贵体，我这办公室主任罪责难逃不说，组织培养一个财政局局长也不容易。心里体谅着组织，我凑近局长说，还喝不喝？意思是放杯没多久，别喝算了。局长一听来了火，生气道，还喝不喝？是不是担心我喝得太多，喝穷财政局，没法儿给全市干部职工发放工资？戗得我无地自容，赶紧去找服务员点酒。不过已经太迟，同行的科长早从包里拿出茅台酒，搁到桌上，说中午喝的米酒，晚上换换口味吧。局长不置可否，只是上桌后，喝得比中午起劲儿得多。

　　事后反省，我这水平，确实比科长差了好几层。照理我也经常跟局长吃饭，知道他就好这一口，无酒不上桌。要喝就喝好酒，一般酒不喝，喝酒不一般。只是到了贫穷落后的扶贫点上，要与村长同甘共苦，不得不跟着喝些米酒，不好太奢侈。喝惯好酒的肠胃装上普通米酒，局长肯定难受，好不容易回到城边，自家人关起门来吃饭，不拿好酒压一压胃里的劣酒，只怕局长大人死的心都有。你见死不救，还要置人于死地，居心何在？相反，科长聪明得多，有备而来，适时出手茅台，把局长从死亡线上拯救了回来。

　　要说局长还算看得起我，不然不会让我做办公室主任。他曾明确说，财政局是业务部门，科室负责人尤其是预算科科长和办公室主任两个角色，得有点儿硬本事，不是随便哪个都能胜任的。具体说，预算科科长的硬本事是“三能”：能算、能写、能说。预算科科长掌握全市财政预决算，一要能把账算明白，不可做糊涂虫；二要有一定文字功夫，写得出像样的预决算分析；三要口齿清楚，在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前，讲得出子丑寅卯。至于办公室主任，也得有这“三能”，只不过主次略有不同，先要能写，次要能说，再要能算。意思好理解，财政局局长平时经常向市委常委和市政府汇报工作，每年还得在人代会上做预决算执行情况报告，这些材料皆出自办公室主任之手，笔头不硬，无法完成大任。同时要跟上下左右沟通，口头表达也很重要。无论写材料，跟人交往，都得拿数据说话，大账总该算得清楚。也就是说，在局长眼里，我肖某人也算有点儿硬本领，可挑办公室主任重担。

　　局长觉得我有硬本事，我也这么以为，自我感觉就莫名其妙地好起来。自我感觉一好，就不太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平时走路忍不住鼻孔朝天。就说财政局，有人能算，有人能说，能写的还真没几个，三样齐具更属凤毛麟角。比如前文一起去看扶贫点的科长，“算”字没问题，“说”字差强人意，“写”方面是绝对不好恭维的。换句话说，他的硬本事与俺肖某人还有着一定的差距。可为何在局长面前，他可以拿到高分，我却只能甘拜下风？原来光有硬本事是不够的，还得具备其他本事，我名之曰软本事。

　　人在机关里，要有点儿硬本事，更要有软本事，其他地方也一样。新东方老板俞敏洪，复读三次考上北大，无论个人资质，还是学业成绩，都比不上他的大学同学。也就是说若论硬本事，俞敏洪没啥值得炫耀的，也就勉强过得去。可偏偏是他从无到有，打造出响当当的新东方，令世人瞩目。硬本事不够也能成就大业，自然得益于软本事。俞敏洪自己说过，大学期间再怎么努力，成绩也赶不上同学，干脆不傻赶，埋头读自己的书。一读就读了好几百本，大都与专业搭不上界，仅仅喜欢而已。与专业无关，对提高硬本事没啥好处，却大大提升了个人综合素质，也就是增长了看不见的软本事。正是这些软本事，让俞敏洪具备了大学同学不具备的眼光和胆识，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我没有俞敏洪的软本事，注定成不了大事。在财政局待了十年，局长见我多少有些硬本事，就把我从文字秘书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和主任。谁知我仅有硬本事，没有软本事，局长最后得出结论：肖仁福不适合做办公室主任。反正成不了大事，干脆去文联写姓“小”的小说，倒也称职。称不称职其实也在其次，主要是我喜欢。记得1978年我进邵阳师专中文科时，八十多位同届同学里，我高考语文成绩最差，才四十多分，只有高分同学一半分数。学过写作课，每次作文交上去，教授给的分数也较低。偏偏我痴心文学，离校后一直没放下手里的笔，无论在学校做老师，还是去政府修县志，或是到财政局当差，一有时间就忍不住手心发痒，写些公文之外的文字。置身文联，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更是乐在其中。不觉已出版二十多部作品，质量不敢说，数量还算可观，多达七百多万字，也拥有不少读者。回首三十多年前，高考语文和写作成绩优秀的同学没谁吃文字饭，相反我这个语文和写作差生竟成为文人，靠卖书养家糊口。这自然不是我写作水平多么高，仅因我喜爱文学，乐此不疲。文学到底不是别人的老婆，谁都可以喜欢，用不着多大的硬本事。

　　不仅写作，别的行当也一样，喜欢才能成事。喜欢不是硬本事，充其量算软本事吧。

　　当然，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像我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少。而且，软本事本身并非一个负能量的词汇。在今天，我们固然提倡做领导的硬本事够硬，但更希望他们的软本事够软。道理很简单，每个单位、每个部门、每个人、每项具体业务，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单位、部门、个人、业务，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整体。领导工作最需要的不是业务上的硬本事，而是在这个整体中理顺关系、燮理阴阳、调和矛盾的软本事。这是能够将集体中所有人的硬本事发挥到位并获得应有价值的高级本事。

　　聪明误

　　聪明是要有资格的，上可聪明，下不可聪明；君可聪明，臣不可聪明；尊可聪明，卑不可聪明；贵可聪明，贱不可聪明；富可聪明，贫不可聪明。正因如此，国人也就不太认可聪明，若被人说成聪明人，心里就会不自在，要跟你急。有句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仿佛只要聪明，就会误大事，倒大霉。苏东坡晚年得子，赋诗曰：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语带调侃，实属无奈。东坡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犯忌遭妒，终被逐出京城，一路南贬，先黄州，后惠州，再儋州，到了天尽头。东坡有些毅力，没被打倒，相反还有心情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东坡被聪明误一生，到底还留着小命一条，另一个人却为自己的聪明掉了脑袋。这个人就是杨修。在国人的词汇里，“杨修”二字几乎就是“聪明误”的代名词。杨修的故事记于史书上，登在课本里，无人不晓。比如曹操让人盖花园，完工后前去检查，啥都没说，只在大门上写下一个“活”字，便甩手离去。工匠不知何意，杨修点拨说，门内一个“活”字，不就是“阔”吗？丞相嫌大门太宽。工匠听信杨修，改造完大门后，曹操果然很认可。问谁的点子，工匠道出杨修的名字，曹操口里没说什么，心里嘀咕：杨修这小子。

　　不久外使来访，曹操就在花园里接见客人。主客礼毕，外使呈上一盒奶酪酥，曹操顺手在酥盒上写下三个字：一合（盒）酥。杨修见状，自作主张打开盒子，将酥分给众人。曹操责问，谁叫你动酥的？杨修嘻嘻笑道，“一合酥”不就是一人一口酥吗？丞相看得起，赏酥给咱们，当然只好领情咯。曹操只得一笑了之，心下已有些不痛快。

　　杨修敢在曹操面前放肆，原因在于他是曹植好友。曹植是曹操小儿子，才华横溢，能诗善文，曹操甚为喜爱，有心让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可自古立长不立幼，让曹植接班很犯忌，会留下不少后遗症，曹操左右为难，想烂脑袋也打不定主意，渐渐就精神衰弱，夜不成眠。好不容易睡着，又老做噩梦，被人四处追杀。这夜曹操半睡半醒地躺在床上，被子掉到地上，侍卫过来给他盖被子，他一跃而起，挥剑杀死侍卫，而后躺倒继续装睡。天亮起床，见侍卫倒在血泊中，还故作惊讶，问是谁杀的。旁人告知实情，曹操假惺惺痛哭一场，命人将侍卫厚葬。自此人人皆信曹操梦里也会杀人，只杨修不以为然，侍卫临葬时，忍不住指着棺材道，哪是丞相在梦里，是你在梦里啊。话传到曹操耳边，他自然不快。

　　曹操带兵出征，被马超所阻，进退两难，一个人喝鸡汤解闷儿。部将夏侯惇进帐，询问夜间巡逻号令，曹操盯着碗里鸡肋，随口道，就用鸡肋吧。夏侯惇传令下去，杨修立刻动手整理行装，以备撤军。夏侯惇忙问何故，杨修说，首长不是以鸡肋为号令吗？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也。进攻不敌马超，死守又无济于事，只好早点儿收兵。夏侯惇觉得不无道理，也开始让人收拾东西。曹操听到动静，找夏侯惇一问，才知是杨修借鸡肋说事。一时大怒，以扰乱军心为由，令刀斧手将杨修推出去斩首，再把那颗聪明的脑袋悬挂在辕门外，以儆效尤。

　　杨修掉脑袋时才四十五岁，后人很同情，诗云：聪明杨德祖，世代继簪缨。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德祖是杨修的字，诗人开篇就以“聪明”二字给杨修定位，再说他如何能写会道，终至为才所误，身首异处。结论好像颇有道理，如果杨修不是太聪明，处处显得比领导还有才，也不会一次次惹领导不乐，最后因领导一句话，就掉了脑袋。聪明的代价如此惨重，后人从此再不敢显山露水，自作聪明。尤其在领导面前，特别善于矮化自己，该装痴装痴，该作傻作傻，以至习惯成自然，弱智成为常态，举目看去全是痴子、傻子和侏儒，好像只有领导秀外慧中、英明伟大。

　　不说别的，单说一伙人吃饭，我们经常发现席间口才最好者一般是坐首席的某领导。领导风格各异，有好高谈阔论者，也有喜轻言细语者，听众表情却惊人地一致，好像事先做过彩排，个个面带微笑，目含景仰，同时不住地点着头，努力配合好领导的讲话内容。领导的思想总是最深刻的，见解总是最睿智的，才华总是最让人倾倒和折服的。连领导的笑话也最精彩、最好笑，哪怕这个笑话已听过一万遍，也会令你忍俊不禁，笑痛肚子。反正杨修已死，再无人点破领导。有意思的是，到了别的场合，有更大的领导在座时，这位领导会自觉换位，把话语权拱手让给大领导，自己变成无知的小学生，为大领导的老腔调和老笑话使劲儿鼓掌，大声叫好。

　　如果大家都这样讲规矩，倒也各归其位，皆大欢喜。可满眼都是弱智，一个个缩头缩脑、缩手缩脚，又该谁来推动社会进步？吾国之大，吾民之众，手上玩的、眼中瞧的、耳里听的、头顶飞的、脚下跑的、居家使的、办公用的，又为何制造者多，创造者少？要说咱们人种不比人家差，辉煌了五千年的文化就是明证，可到头来盛行的不能只是权谋、窝斗和麻将吧？即使现在已经没有砍聪明脑袋的曹操，但如果大众的脑袋还是只求自保，一味屈服权威，装痴卖傻，应有的功能慢慢退化，又怎么可能有所作为？装傻对于个人，在某种环境下，是一种智慧。但如果成了整个民族的基因，成了一种习惯，那就会变成真傻，再次被人类现代文明远远抛在后面。

　　别奢求缺乏个性和自由人格的群体有多少创造力，别指望习惯仰视、谨小慎微的民族能真正强大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重续断裂已久的聪明基因。

　　嫉妒心

　　赵宋江山是靠陈桥兵变夺来的，历代皇帝都忌惮武将，乐意跟文臣打成一片。那年代实行无为而治，官不扰民，民不惹官，用百姓自己的话说，你是你，我是我，强盗不与贼搭伙。朝廷也就懒得弄啥GDP，搞啥土地财政，自然没地皮可买卖，没房屋可拆迁，没信访可拦截，想将皇宫扩宽几尺，邻居不同意，皇上也只得作罢。君臣无所事事，闲得难受，总得找点儿事消磨时光，便到处打听谁写了佳词丽句，索来欣赏取乐。文臣皆读书人出身，哪个不是满腹经纶，才情卓绝？吟诗作赋当然不在话下。皇上也不再是皇上，俨然作协主席，天天点评作协会员诗文，倒也乐在其中。众多作家里，诗文最佳者莫过于苏东坡，皇上每每拿到他的作品，总是赞赏有加，喜欢得不得了。连皇后也是苏东坡的粉丝，皇上下班回家，不打听朝政，不关心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只问带没带苏作回来。

　　文人有个毛病，就是嫉妒心强。皇上和皇后这么喜欢苏东坡的作品，其他文人出身的大臣写不出讨最高首长欢心的作品，心里就酸溜溜的，恨不得剁了苏东坡的手，要他没法儿舞文弄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鸡蛋里挑骨头，在苏作里发现反动言论，献给皇上，撺掇他干掉苏东坡。无奈宋祖有训，不杀文臣，皇上又爱苏东坡的才华，不想要他命，仅把他贬往黄州。苏东坡不在身边，读不到他的诗文，皇上心里发慌，觉得这个作协主席做得没意思，逢人便问有无苏东坡新作。好不容易得到苏东坡写于黄州的《赤壁怀古》和《赤壁赋》，皇上喜不自胜，暂停办公会，当着众大臣面，一边吟诵，一边忍不住击节叫好。也是苏东坡这赤壁辞赋写得太绝，文臣们羡慕嫉妒恨，想剥东坡皮，一时又够不着他。只得故技重演，编些莫须有的罪名，把他赶往惠州。惠州比黄州更偏远、更落后，也没赤壁这样的古战场可游玩，看你苏东坡到哪里寻找创作灵感去。

　　谁知到惠州后，东坡照样活得又开心又滋润，作诗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诗不胫而走，传至京都，朝臣们读后，气得卵睾子猛弹，背后大骂苏东坡，咱们伴君如伴虎，天天战战兢兢，吃不香，睡不稳，你狗日的一天吃三百颗荔枝，就不怕上火出鼻血！也不晓得搞搞空运，给皇上运两筐过来，咱们也跟着尝几颗，大家一高兴，说你几句好话，说不定你还有返京之日。你不叫子瞻吗？海南有个地方名曰儋州，“瞻”“儋”形似音近，你去那儿待着吧。

　　就这样，苏东坡由儿子苏过陪着，到了儋州。儋州军使张中崇拜苏东坡，在行衙里安排了空屋，供他们父子栖身。苏东坡感激张中，赠他诗曰：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事被人知，告到朝廷，说贬官不配住官舍，逼迫张中把苏东坡父子赶出了行衙。苏东坡只好带着苏过，自己动手，搭建茅屋。茅屋搭成，苏东坡兴犹未了，用桄榔叶编成“苏东坡”三字，挂在门上，聊以自乐。还作《新居》曰：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诗传到京都，不免又将朝臣气得直翻白眼，想唆使皇上把苏东坡贬到更远处，无奈儋州已属天涯海角，再远就到了澳大利亚，估计朝臣也没听说有这么个地方。就是听说有澳大利亚，彼此没有建交，也无法逼人家接受你的谪臣。

　　苏东坡才华横溢，遭人嫉妒，吃尽苦头，可对后世读书人来说，还真该感谢朝臣的嫉妒心，把苏东坡赶出京都，让他写出那么多不朽诗文。若苏东坡一直待在最高首长身边，天天写报告、作公文，中国历史上不过多了一个高级文秘人才，哪能成就一代诗文大师？所以我总觉得，不能完全否定嫉妒心的作用，有时没有嫉妒，也许就不可能成就卓越。

　　嫉妒心是一种寻常情绪，人皆有之。想让人消除嫉妒心的唯一办法，只有让自己变得足够高尚和优秀。苏东坡与王安石就不会彼此嫉妒。或者说两人都到了一定高度，没必要嫉妒别人。两人不仅没彼此嫉妒，还惺惺相惜，成了很好的文朋诗友。偏偏政见不同，王安石搞变法，苏东坡公开反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敌。可有人在皇帝面前诋毁苏东坡，王安石不仅不落井下石，还极力给他开脱。王安石变法失败，落荒而逃，贬居江宁，靠他发迹的势利小人都躲他躲得远远的，唯有苏东坡跑去看他，两人相谈甚欢，亲如兄弟。

　　刘邦不论马上得天下，还是马下治天下，都离不开一个人的鼎力辅佐，这人就是萧何。刘邦也够意思，给功臣们封侯时，将萧何排在第一。曹参也封了侯，可他比萧何能力差，功劳小，排名只能靠后。两人同为刘邦沛县老乡，又是一起出来闯天下的，论功行赏，出现小小差别，不知曹参会不会嫉妒萧何。历史只记大事，不会婆婆妈妈描述这些细枝末节，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觉得曹参嫉妒萧何也很正常。只是后人没理由怀疑曹参嫉妒萧何，“萧规曹随”的美谈就是明证。萧何在宰相任上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和规矩，继任者曹参不自以为是，随意瞎折腾，实在算得上伟大。

　　一般人估计难有曹参和苏、王的胸怀，心藏嫉妒，一点儿都不奇怪。俗人如吾辈，就常怀嫉妒心。过去奔仕途，见有人官大过我，权重过我，我就不痛快，心里嘀咕，你德不比我高，能不比我强，凭什么风光占尽？后来卖文求生，有作家影响比我大，书卖得比我好，我也不舒服，天天躲在家里生闷气，发无名火，骂朝天娘，恨读者没眼光，不识货，放着肖作家的惊世之作不理，偏偏喜欢人家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

　　嫉妒心太盛，无损于人家半根毫毛，最受伤的还是自己。再说天天忙着发牢骚，还哪有心情舞文弄墨、著书卖钱？手头无权力可寻租，没资源可利用，也没本事吃人软饭，不写书，只有喝西北风。也是我老人家聪明绝顶、智慧超群，终于想出一个防嫉治妒的妙招。说是妙招，其实也简单，就是找来嫉妒对象的作品一读。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棒，作家一般不读其他作家的作品，除非是古代和外国作家的作品，不看几部，显得没学问。若嫉妒某位作家，更是不屑一顾，一辈子不会理睬他，更遑论其作品。我的伟大之处在于，实在嫉妒得难受，就找人家的作品来读一读。这一读，想不到的效果意外出现，我再也嫉妒不起来了。不仅嫉妒不起来，还变得心平气顺，高兴得睡觉都会笑出声来。

　　为啥有这种效果出现？道理并不深奥。嫉妒对象的作品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比你写得差，一是比你写得好。比你写得差，你还嫉妒人家干啥呢？犯不着啊。比你写得好，你读其作品时就是一种享受，你感谢人家还来不及，哪儿还有空嫉妒是不？再说都是同行，人家作品为什么好，好在哪里，总看得出来，轮到自己写作时，吸收人家优点，提高自己的作品水平，这不是天大的美事？这样你更应心存感激，为自己的进步感到庆幸。

　　这防嫉治妒的妙招不仅适用于作家、艺术家，放到其他行当，也同样见效。比如商界朋友嫉妒同行，可以试着多了解人家，若人家经营不善，肯定做得不长久，你的嫉妒心会变成同情心；若人家经营有方，多向人家学着点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嫉妒之心自然消失。官场朋友嫉妒同僚，也可走近人家，若同僚权重德薄，说不定某天出事，身败名裂，你想嫉妒也没的嫉妒；若同僚德才兼备，你见贤思齐，提升自己，又何乐而不为！

　　曾国藩靖港投水

　　孟夏时节，数位帅哥美女，迎着习习江风，走进古香古色的靖港。这已是我第三次来此湘江边的古镇。第一次是五年前，来感受水彩画般的街景，品尝街边小吃。第二次是三年前，来观日落西岭，月出东隅，看江中渔父打捞水上暮色和粼粼星光。而今再一次踏进靖港，眼里景相同，耳边涛依旧，心头那份感觉却已然发生微妙变化。这变化来自近年我对晚清的研读和书写，恰恰晚清大人物曾国藩与靖港有段生死之缘，我的心情也随之微澜起伏，生出无限感慨来。

　　曾国藩与靖港故事早已耳熟能详，尽人皆知，可还是恳请读者诸君，允许我重复这段旧事，然后一起解读故事背后的深意，以及对曾国藩本人、对湘军乃至整个晚清中国那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特殊意义。

　　事起于1851年1月，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很快打出广西，一路过境潇湘，攻克武昌，顺江东下，席卷整个江南，于1853年3月定都南京。洪秀全并没有就此罢休，又悍然发动北伐和西征。1854年初，西征军逆湘江而上，回攻湖南，正值曾国藩组建的湘勇初练成军，奉诏抵御太平军。经周密部署，曾国藩调动主力，出兵湘潭，自己则坐镇长沙，遥控指挥，力争首战成功。曾国藩本是京官，身兼多部侍郎，两年前因母亲逝世，回乡丁忧，不料太平军起事，兵锋所至，各地绿营兵纷纷溃败，咸丰皇帝屎急挖茅厕，诏令各地督办团练，助剿太平军，自然也没放过在湘乡老家守孝的曾国藩，颁旨“夺情”出山，就近练勇剿敌。清廷以孝治国，父母逝世，位再高，权再重，都得回家丁忧，除非情况特殊，才夺亲情，奉国事。创办团练，招兵买马，购枪置炮，先得筹饷募粮，曾国藩一个在职侍郎，在湘官势力范围内夺食，肯定不容易，也就一千个不甘愿，一万个不答应，迟迟没有动静，却禁不住咸丰三令五申，左宗棠、郭嵩焘等乡党故旧一再游说鼓动，曾国藩只好拜别老父，出山帮咸丰挖茅厕。果然不出所料，很快曾国藩就与湖南官场闹翻，结下梁子，湘官一个个恨他恨得咬牙切齿。所幸有咸丰背后撑腰，有亲戚朋友、同年乡党力助，终于练成水陆两师。正准备大干一场，恰逢西征太平军进入湘北一带，曾国藩一番运筹帷幄，移主力于湘潭，欲重创敌军。

　　该调的兵调走，该遣的将遣出，曾国藩高坐大营，只等首战告捷，向朝廷表功，也让湖南官场见识见识自己的能耐。此时大营里来了一个商人，名叫彭嘉玉。原来太平军进入湘北后，长沙黑云压城城欲摧，富商担心巨财难留，官吏害怕脑袋不保，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城北七十里处的靖港，系西征太平军粮草基地，重兵驻守，随时都有可能扑过来，攻破长沙城墙。时值湘潭会战在即，不知彭嘉玉从哪儿得知，靖港太平军倾巢而出，尽开湘潭，势在必得，心下琢磨着，若湘勇乘虚而入，占据靖港，长沙便可保无虞。跟长沙城里官吏和商客一说，大家觉得有理，就怂恿彭嘉玉，入团练大营献计献策。彭嘉玉与曾国藩不熟，可他外甥章寿麟在曾府为幕，正好通过他接近大帅。偏偏章寿麟受命增援湘潭，即将成行，不便去见曾国藩，只好将舅父介绍给同为幕僚的李元度。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举人出身，满腹经纶，为曾国藩所器重，聘入曾府，襄赞军务。也是觉得彭嘉玉言之在理，李元度也没细想，就带他去见了曾国藩。曾国藩开始还犹豫，禁不住彭嘉玉花言巧语，心里慢慢松动起来，暗忖若能亲率湘勇取胜靖港，不仅可摧毁敌军粮草基地，还可鼓舞士气，声援湘潭争夺战，亦能提升主帅声望，威服部众，又何乐而不为？就这样，曾国藩一时头脑发热，坐上帅船，率领五营湘勇，直扑靖港。倒是李元度忽然多了个心眼儿，拦住就要开拔湘潭的章寿麟，问他懂不懂水性。章寿麟就是长沙人，从小在湘江里泡大，水性自然了得。李元度对他说，受贵舅父蛊惑，曾大帅贸然出兵靖港，万一有失，如何是好？吓得章寿麟两腿发软，问该怎么办？李元度说事已至此，只能听天由命，拉章寿麟登上帅船后面的战船，顺流去了靖港。

　　正是江南四月天，战船一路浩荡开往靖港，发现敌营静悄悄，曾国藩才感觉有些不妙。作为粮草基地，太平军不可能弃营而去，无兵把守，内中只怕有诈。于是赶紧下令，停船待命，可已来不及。原来曾国藩所练水师船大帆宽，又遇西南风劲吹，战船根本刹不住，往太平军水边营垒直撞过去。躲在营垒后面的太平军将士看个真切，待湘勇战船挨近，抛出铁钩，死死扣住，尔后矢石直下，湘勇们鬼哭狼嚎，纷纷落水身亡。没落水的，奋力冲到岸边，也经不住伏军一顿乱砍猛刺，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曾国藩只好离船登陆，挥舞利剑督阵，企图挽回颓势，谁知太平军越战越勇，湘勇招架不住，逃命要紧，抱头后窜。曾国藩一急，抓过帅旗，往地上一插，大喝道：过旗者斩！同时高扬利剑，砍死数名溃散下来的逃兵。其他败勇见状，不愿受死，绕过帅旗，逃往别处，曾国藩剑长莫及，只得大呼天灭我也，天灭我也！呼声没落，敌军已冲过来，李元度等人拉住曾国藩，往已掉过头的帅船上奔去。幸好风向突转，太平军战船追赶不及，帅船得以脱逃。

　　可曾国藩不愿回长沙。为办团练、筹粮饷，与长沙城里大官小吏闹得生冤死仇，人家正等着看你热闹，就这么人不人，鬼不鬼，回去遭人白眼，受人嘲笑，脖子上的老脸往哪儿搁？何况你身为团练大臣，竟两耳生蛆，听信商人的馊主意，也不多动动猪脑子，只顾把太平军当弱智孩童，贸然出兵，损兵折将，咸丰皇帝那里也没法儿交代。曾国藩越想越懊恼，越想越悲哀，越想越害怕，趁旁边人不注意，跑到船边，纵身一跳，投入水里。众人全都傻了眼，愣在那里，一时没反应过来。还是后面战船上的章寿麟眼尖，连衣服都来不及脱下，扑通一声，跃入水中，迎住顺流下浮的曾国藩，双手一伸，将对方死死抱在怀里，往船边直拽。曾国藩口喊别管我，让我去死，挣扎着要去见阎王。挣扎半天也没挣脱，回头望望，见是章寿麟，惊愕道，我派你带人增援湘潭，怎么到了靖港？也是章寿麟机灵，随口编造道，湘勇大败湘潭长毛（太平军），寿麟赶来报喜，见大帅落水，顾不得太多，入水相救。曾国藩心头一喜，暗想靖港虽败，湘潭取胜，也算给自己争回些许面子。于是老实起来，不再要死要活，配合章寿麟，爬上帅船，捡回一条小命。有意思的是，章寿麟随口编造的假话，竟然成为事实，曾国藩领着残兵败将刚至长沙，湘勇湘潭大胜捷报便传将过来。曾国藩破颜而笑，心想幸亏章寿麟及时出现在靖港，不然自己死得也太不值得了。

　　这就是曾国藩初战兵败靖港投水的真实故事。故事很著名，略悉晚清史的读者都知道。虽说故事不虚，却怎么看也不像偶然发生，倒像彭嘉玉几个精心策划而成。咱们再回顾一下故事发生经过：彭嘉玉欲经外甥章寿麟献计给曾国藩，章寿麟已领命增援湘潭，不便露面，让李元度带舅父去见大帅。后曾国藩听信彭嘉玉，领兵出击靖港，李元度担心有失，没让章寿麟去湘潭，而是拉着他上了赴靖港的战船。果然曾国藩靖港兵败，一时书生气短，投水觅死，章寿麟及时出现，入水施救，挽回大帅小命。失败是成功他娘，后曾国藩吸取教训，指挥湘军，紧贴太平军屁股，下湘江，出洞庭，入长江，再借浩荡水势，一路进逼金陵，十年后收复南京，封侯拜相，也挽救清廷于既倒。章寿麟为此自诩：“援一人以援天下，功在大局不浅。”意思是靖港之役，他救的不止曾国藩一人，也是大清天下。也有人嘲讽章寿麟：“凭君莫话艰难事，佹得佹失皆天意。”认为曾国藩大难不死，大清气数未尽，皆是上天意思，非你章寿麟之功。吊诡的是，曾国藩大权在握后，手下幕僚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一个个受其保举，身居要职，建功立业，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湘军元老章寿麟却仅在主公辖区内谋得小小知县一个。李元度运气稍好，做到四品道员，可后来也因战事失利，又处置不当，与曾国藩闹翻，没混出大名堂。章、李官运如此，才识不如左、李、沈几位，是其主要原因，只怕与彭嘉玉献计致靖港兵败，也不无关系。设想当初不是章、李两人，彭嘉玉也没法儿接触到曾国藩，献上馊主意，或曾国藩贸然出兵靖港前，章、李从旁提醒提醒，也不至于初战兵败，狼狈不堪。也就是说，靖港之败，章、李两人于曾国藩有救命之恩，同时也有大过，难免让人记恨。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事纷繁，半随天意半在人，大体没错。

　　不过我最想说的，还不是章寿麟与李元度两人的官运，而是靖港兵败，于曾国藩和湘军具有不可忽略的重大意义。曾国藩毕竟是文人。文人都有文人的短板，就是自视过高，自以为是，自不量力，曾国藩也难幸免。曾国藩天分并无过人之处，秀才考了一次又一次，皆名落孙山。然天道酬勤，因耐得住青灯黄卷，没日没夜地苦读，曾国藩终于开窍，过完秀才一关，便一通百通，举人、进士、翰林，一路顺风，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翰林散馆，更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升任二品侍郎。有些史家老喜欢拿旧时六部与当今部省相比，认为各部尚书相当正部，侍郎相当副部，其实大谬不然。晚清各部尚书大都有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衔，不是一品，也是从一品。硬要与当今官品比附，一品从一品怎么也属正国级和副国级。也就是说二品侍郎，即使比不得副国级，算正部级绰绰有余。事实是侍郎外派地方，至少也有巡抚实职，而地方巡抚入京，能做侍郎，已很不错。比如咸丰末年，薛焕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后以头品顶戴任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入京后做的就是礼部侍郎，相当于曾国藩离京前的级别。朝廷总共六部，曾国藩三十六岁加礼部侍郎衔，三十八岁授礼部侍郎，之后又做过另外四部侍郎，若非丁忧回籍，升任尚书不在话下。我的意思是，曾国藩尽管崇尚理学，不断反省自己，立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可毕竟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做过天子近臣，没人能把他骨子里的自信和骄傲剃除掉。加之组建湘军得手，雄踞一方，想要曾国藩不自我膨胀，只怕难上加难。正是自我膨胀，感觉太好，曾国藩才不知天高地厚，听信彭嘉玉忽悠，亲领五营新勇，直奔靖港，差点儿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千古遗憾。

　　所幸靖港之败，让曾国藩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这就是韩信对刘邦的评价，善于将将，不善于将兵。善于将将是帅才，善于将兵是将才，古往今来，善于将将，又善将兵者，毕竟不多。纵观晚清几十年，也就出身曾幕的李鸿章与左宗棠两人，既可坐镇帅营，调兵遣将，又能跃马阵前，直接指挥作战，其他人包括曾氏兄弟，或能帅，或能将，皆不可兼而能之。靖港之败让曾国藩知道自己能帅不能将，从此便一心做好湘军统帅，不再以帅代将，亲自挥师上阵。人贵有自知之明，明就明在知已所能，也知己所不能。知己不能将兵，干脆放下架子，尊重手下将领，放手让他们发挥才干，带好每一个兵，打好每一场仗，决不越俎代庖，捆绑其手脚，拖拽其后腿。知己能将将，就全心做好三军统帅，规划全局，运筹帷幄，要粮给粮，要饷给饷，要枪给枪，要炮给炮。有人立功，表功奖赏，让人觉得有盼头；有人有过，记过惩处，让人改过自新，另立新功。正是靖港之败，让曾国藩一下子认清了自己，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中，不断反省自己，纠正自己，才指挥湘、淮、楚三军，横扫江南，消灭太平军，挽救摇摇欲坠的清廷。假设靖港侥幸取胜，曾国藩感觉良好，盲目自信，看不清自己短板，一味蛮干瞎搞，在后来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能不能率领湘军，度过一劫又一劫，取得最后胜利，实在难以预料。

　　由此可见，曾国藩初战靖港，铩羽而归，绝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换言之，靖港之败造就了曾国藩，靖港之役成全了湘军。从另外的角度，说靖港是曾国藩福地，也是大清福地，亦不为过矣！

　　骗子也当博士

　　有首民谣流传已久：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没兑现。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先生当着总理的面念了这首民谣，对骗风大行于世深表忧虑。

　　能一直骗到国务院的“骗”属于大骗，是总理要解决的问题。吾乃小民一个，只要袋里买衣购食的小钱没被人骗走，冻不坏，饿不死，就万事大吉了。再说我天生胆小，街上有人捡了金条要跟我平分，我跑得比兔子还快，生怕家里的保险柜不保险，金条没地方可放。有人拿着伟哥神油什么的，追着我便宜卖，保证我金枪不倒，坚韧不拔，我也捂紧钱袋，决不中招。都这么一把年纪了，马放南山，刀兵入库，金枪久不擦拭使用，早已氧化锈坏，成为蜡枪一杆，还管它倒与不倒？

　　这也许就是胆小的好处。胆小的人想象力不够，不敢妄生非分之想，人家就拿你没辙。天上又不掉馅饼，硬是掉馅饼下来，我也会赶紧抱着脑袋避开，先别砸出脑震荡再说。我系鼠年生人，命中不带歪财，只能像鼠一样刨一点儿吃一点儿，想占人便宜，大发横财，没这个好八字。脑筋这么不开窍，再高明的骗术也拿我没法儿，除婚后夜夜被老妻骗上双人床，大半辈子好像还没被谁骗过。

　　正在得意之际，有男声打来电话，说是我的读者，想上门拜访。我一般只接待年轻女读者，如果漂亮得可以，还负责报销来回的士费。对男性读者一概拒之门外，哪怕他带着大额见面费。我正要挂机，对方又发话了，说他姓徐，中国社科院古籍研究所的博士，是吾邵阳老乡，平时喜欢读我的小说，对我的英名敬仰已久，非常想拜见他心目中的大作家。

　　这下我可得考虑考虑了，尽管明知对方不是年轻漂亮的女读者，可人家到底是博士呀，还是从北京回来的，难道不应该享受一下女读者的待遇吗？要知道我的第一学历才是个专科，后去吉首大学进修，却因春心萌动，偷偷跑回家结婚，被系里查出，视同重色轻学的反面教材予以严肃处分，仅赏了个本科文凭，连学士学位都被扣掉了。学历如此低贱，也就对硕士、博士崇拜得五体投地，日日思之慕之，心向往之。走在车站码头，碰上有人贩卖硕士、博士文凭，总忍不住去掏钱袋，欲购两本回家，过一把硕博之瘾。一旦见着有眉有眼的活生生的硕士、博士，更是又惊又喜，血液加速，两脚发软，不瘫倒在地，算我革命意志坚强。

　　就这样，我扔下正在修改的长篇小说，怀着无比崇敬和激动的心情，翘首迎来了敬爱的徐博士。博士到底是博士，眉带英气，目含睿智，一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文质彬彬的样子。话里夹着湘韵和京腔，让我既感亲切，又崇拜得五体投地。我一个长年不离邵阳的土包子，哪儿见过什么世面？跑到长沙就像到了纽约，四肢无措，惶恐不安，生怕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今日北京博士光临，还不蓬荜生辉，脸面增色？

　　可能看出了我的卑怯，徐博士越发优越了，给我谈起他光辉灿烂的人生历程来。说他三十出头，爷爷是清末秀才，家学渊源深远。当年高考成绩位列市里文科第二名，被湖南大学录取，后考取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专攻古籍文献。全国两个最好的古籍文献专业点，一个在中国社科院，一个就在他们复旦。毕业之际，导师留他继续读博，他担心近亲繁殖，不利于专业发展，还是考进了中国社科院。北京不比地方，兼职的地方多，徐博士还在《博览群书》杂志社做兼职编缉，赚些生活费。

　　这段战斗历程可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能不令人倾倒吗？当然也有疑点。爷爷是清末秀才，再晚也该出生于1880年前后，至今将近一百三十年了。过去的人成婚早，按二十余年一代计算，该到第六代了，不可能才到第三代。邵阳属于高考高分区，文科第二名不进北大、清华，至少也是南开、同济，还轮不到湖南大学。可转而思之，天才的诞生总是不同寻常的，好比参天大树，生长期绝对比平常树木时间长，徐博士家族代际长过一般人，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既然是天才，成才路径自然别出心裁，能去北大、清华或南开、同济，偏偏不去，只读湖南大学，你也拿他没法儿。不是说官越大越正确吗，学历越高越正确，也是一个道理，我一个准本科生怎能质疑人家北京正宗大博士呢？

　　徐博士不只顾着自我表扬，又恭维起我的小说来，说我的长篇比曹雪芹的短篇还写得好，我的短篇比鲁迅的长篇还写得棒。这么棒的作品，就是到他兼职的《博览群书》上露面，都不用出版面费。我好好兴奋，好好自豪。如果评论家收下我的大额红包后这样表扬我，我一点儿也不意外，因为我的红包远比我的小说引人喜爱。徐博士并没拿你红包呀，他表扬你，还承诺让你免费上《博览群书》，绝对是你的小说太伟大了。我一直担心，自己那堆小说尽管散布甚广，但想留传后世，把握并不太大。徐博士是研究古籍的，正宗的历史代言人，如果他一高兴，将我的小说列入他的古籍研究范围，甚至弄个国家科研项目干干，代表历史对我的小说进行定位，我也可以永垂不朽了。徐博士有这番美意，我的小说突然就历史了、不朽了，我能不感激涕零、屁滚尿流吗？

　　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我让老妻准备了好菜好酒，请徐博士赏脸吃顿便饭。徐博士倒也礼贤下士，没怎么推辞就答应了。我激动得差点儿晕死过去，想不到徐博士这么看得起我，且跟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一样，也有吃饭喝酒的低级需要。以后一定写篇文章，题目就叫“我和博士吃过饭”，让没和博士吃过饭的人羡慕羡慕、嫉妒嫉妒。过去盼望到有油水的科室去做科长，想请分管人事的副局长吃顿便饭，请了几年都没请上，才至今毫无长进，穷困潦倒，只好卖文求生，写些叫作小说的玩意儿，去骗读者口袋里的银子。徐博士到底比人事副局长思想境界高，肯吃我的便饭，虽然不能赏我个发家致富的好科室，却有可能让我和我的小说青史留名，不比发家致富意义小。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史名却可光宗耀祖，泽被后辈，代代相传。这顿饭也就吃得非常愉快，觥筹交错间，两人的讨论越发热烈，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政治经济、琴棋书画，无所不涉。写了这么多年小说，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也就罢了，竟然连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什么的都弄不到手，我好郁闷的，见着谁都有气，许久都没开开心心说过这么多话了。

　　这种感觉太奇妙了，饭后我又拿出新近再版的《位置》一书，写上我的大名，请徐博士指正。这是我视为代表作的长篇小说，徐博士这样的高人，要送当然得送代表作，以体现我的最高水平。还写好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双手呈上，同时向对方讨要联系方式。徐博士二话不说，写下自己在中国社科院的宿舍和《博览群书》杂志社的电话号码。他的字很漂亮，颇有书法功底。他也说他是书法世家，爷爷的字就非常了得，家里至今还留有墨宝。我再不好意思怀疑徐博士的家史了，确信他爷爷的秀才身份货真价实，没有一点儿水分。

　　见时间不早，徐博士起身告辞。我恋恋不舍，十八相送，长亭对短亭。临别之际，正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之时，忽然想起上师专时有位姓徐的同学，正好跟徐博士同县，顺口问了句他认不认识我那位徐同学。徐博士说不仅认识，他们还同村同族，共着家谱呢。还说了我那徐同学的家庭背景和工作方面的诸多情况，与我所知分毫无爽。看来徐博士还真是我徐同学的老乡同族。既然徐博士与我徐同学老乡同族确定无疑，那他不凡的出身和高贵的博士身份也就毋庸置疑了。

　　也是事有凑巧，第二天我就在路上碰着我那徐同学，说起徐博士，徐同学笑曰，他们同村同族倒没假，不过那是位飞着讨吃的骗子。我坚决不同意这一无耻谰言，直怪徐同学胡说八道，诬蔑我心中的博士偶像。也是气愤不过，我撸撸手臂，差点儿就要老拳相向，将徐同学揍翻在地了。想想世上哪儿有这么有学问的高雅骗子？这么有学问，大学早请去做一级教授了，还犯得着在外行骗吗？徐博士谈吐不俗，知识面又广，跟我那么谈得来，难道我水平如此之差，竟觉察不出人家是个骗子？事实上徐博士也没骗我什么，粗茶淡饭外加赠书一本，也就个百多元的样子，并没超出我的承受能力。

　　徐同学说这不过是投石问路，博取你的信任后，下次就会骗你的钱了。我大摇其头，还是不肯相信。我的智商也不是太低，本身就是写书骗读者的，写的十多本小说，本本都让读者大上其当，且心甘情愿，什么骗子还想班门弄斧，在我面前耍花招？徐同学说这不是智商高低的问题，除他被这所谓的徐博士骗过外，某某老板、某某老师也被骗过。我心虚起来，这某某老板和某某老师我也认识，不是徐同学杜撰出来的，却还是强词夺理地说，我不是你徐同学，也不是某某老板、某某老师。徐同学又举例说明：徐博士还自称是某某副市长的学生，从他老人家手里骗过钱哩。

　　这下我没话可说了。徐博士连副市长都骗得了，骗骗你肖作家，你也亏不到哪里去。这说明徐博士看得起你，视你为副市长，不然人家还不见得会理睬你哩。我为自己跟副市长一样同被徐博士骗过，感到脸上光彩，就像小姐相互攀比，同被某大员嫖过一样。何况副市长还被徐博士骗走了钱，我的钱却还在我袋子里，一个子儿没少。这不雄辩地证明我比副市长的智商还略高一筹吗？智商高过副市长，岂不就是正市长的材料？过去我最缺少的就是自信，老以为自己只有写小说的雕虫小技，今天才清醒地认识到我还这么了不起，还可以做市长，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个多么伟大的天才发现！世上有几人能有这样的天才发现？我简直太有才了，不得不暗暗佩服起自己来。

　　不过到底被人骗过、哄过，再佩服自己，心里还是有些别扭。我问徐同学，徐博士学历不会太低吧？看上去像喝过不少墨水的。徐同学说他学历其实并不太高，中学毕业后只读过两年中专。我在心里悄悄原谅了徐博士，如今大学生就业都那么困难，一个中专生能行走于江湖，自食其力，靠本事吃饭，一方面为国家缓解了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咱们这几年的素质教育没有白搞。只是素质教育搞的时间并不长，这么快就出了成果，培养出这么高明的毕业生，我还是有些将信将疑。第二天就照着徐博士留下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希望能听到他亲切动听的声音，以证明博士教育确实高过中专教育。谁知宿舍电话是空号，所谓《博览群书》的杂志社电话则是一个家庭电话。

　　看来徐同学所说并不假，我还真是碰着骗子了。过了好几天，徐骗子的形象依旧留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当时他的话不是没有破绽，我也曾起过疑心，为什么最后还是相信了他呢？细细思之，原来是他挠到了我的痒处。作家最看重的是自己的作品，徐骗子说喜欢我的小说，我哪里还搞得清自己姓甚名谁？人都崇拜高处的东西，徐骗子若稍微谦虚点儿，打的不是中国社科院的幌子，说他是省社科院的教授，我也不见得会搭理他。人都有自私自利的天性，徐骗子答应让我免费上《博览群书》，我还能不偷着乐？免费就是赚钱，不赚白不赚嘛。

　　不出徐同学所料，两个星期后徐骗子又找上了门。奇怪的是，我远看近看，左看右看，前看后看，上看下看，怎么也看不出他像博士了，整个一副骗子嘴脸。其实眼前这个男子还是那么文质彬彬，言谈举止跟那天并没什么两样。如果不是碰上徐同学，被他一语道破天机，我能识得出这不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而是江湖骗子吗？

　　看出对方的骗子嘴脸，先前的崇敬景仰一扫而光，我也变得居高临下起来。我冷冷说道，有天打电话到你宿舍，你那位姓李的同学还说你已回社科院，怎么又到了邵阳？徐骗子怔了怔，也许深感奇怪，我怎么能在他提供的假电话里找得到他那子虚乌有的同学，而且还姓李？他目光躲闪着，再不好意思在我面前大装其酷，大谈文学和艺术了。

　　望着徐骗子夹着尾巴逃跑了，我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还嗤嗤鼻子，不出声道，你才一个中专生，也敢在我准本科生面前耍滑头，你怕是还嫩了点儿！可随即又笑不起来了。人家一个中专生，不过顶个假博士的头衔，就骗得你晕头转向，不正好证明你太差劲儿，你那准本科生的水平太值得怀疑了吗？试想下次你碰着的不是假博士骗子，而是真博士骗子，不更是骗你没商量？看来当年吉首大学扣着学士学位不发给你，是完全应该的、非常英明的，也是颇有远见的。到底准本科生被中专生骗，总比有学士学位的正宗本科生被中专生骗，要稍稍说得过去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