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滋味

　——村上春树

　　需要说明的是：夏目漱石的作品，我是在成年后才逐渐产生真正的兴趣的。大学毕业至结婚那段时间，我几乎对他的作品一无所闻（现在想来，这样的表述并不准确，因为我在大学毕业前便已结婚），那时，我的人生主题是贫穷。

　　如此忽视漱石的真正原因，我已记不真切了。主因或许是我从十几岁就沉迷于外国小说，对日本小说抱着某种轻视的态度。次要原因，可能是少年时期读过的漱石小说从未打动过我（也许是选读的小说不对）。其三，在动荡的60年代，即我的少年时期，阅读漱石的作品并非时尚：既不会让人敬佩也不会受到表扬。那是一个革命和反主流文化的年代，是切·格瓦拉和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时代。当然，夏目漱石如今已经是现代日本小说的代表，而在那个年代，他的作品远未受到如此热切的追捧——至少未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

　　1972年，我与大学同学结了婚（她现在仍是我的妻子），她早于我毕业，以合同工的身份在一家出版社从事校对工作。我每周会去学校上几天课以修完毕业所需的学分，同时还要打几份工——音像店职员或者餐馆服务生之类。我会利用空闲时间做做家务——洗衣、烧饭、打扫房间、采购、照看猫，十足的家庭妇男样儿。生活不易，但我十分乐观，唯一的瑕疵就是没有足够的钱买书。

　　正像我先前所说，那时的生活极为拮据，或者可以说我们竭尽所能把开支降到最低。我们当时正筹划着开一家小型的爵士乐酒——在一家体面的公司找份体面工作过安稳日子，显然非吾类所求，对此也不感兴趣——正是抱着这样的生活态度，我们努力工作，积极存钱。买不起暖器，就和猫咪抱团取暖，以度过寒夜。值得庆幸的是，那时的我们年轻、健康、朝气蓬勃，并且有着明确的生活目标。

　　但买不起书确实令人难受。现实是：我们不仅买不起书，还要把自己已有的书卖掉以维持家用。那时的我如饥似渴地读书（这种情景不会重现了），争分夺秒地读完一本又一本。这似乎成了支撑着我活下去的唯一办法。所以，对于这样的我而言，不能买新书就如同不能呼吸新鲜空气般痛苦难耐。

　　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不得不重读手头上的书；当身边没有书可供重读时，就开始考虑读妻子书架上剩余的书。她在大学主修日本文学专业，有许多我未曾读过的书，其中有两套“全集”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一套是诗人宫则贤治（1896—1933）全集，另一套就是夏目漱石全集。妻子最初打算以宫则贤治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所以存钱买了套全集，但后来放弃宫则贤治（我不知为何）而转向了夏目漱石。当她的一位朋友利用夏目漱石全集完成了毕业论文之后，她便以低廉的价格将这套全集收为己有。妻子还收有小说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的好几部作品，以及11世纪的经典名著《源氏物语》和出版家岩波译的《男孩和女孩的世界文学》。这迥异于我的阅读品位，我们没有交集——一点儿也没有。

　　当我实在无书可读时，才会极不情愿地于空闲时开始翻妻子的书。我必须得说，宫则贤治不是我的菜，那时我也没理由对《源氏物语》产生兴趣。夏目漱石和谷崎润一郎倒令我耳目一新，以至于后来读他们的小说，还常常将我带回22岁新婚不久、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岁月。我们居住的室内异常寒冷，水槽里的水在冬日的早晨通常是结冰的。闹钟是坏的，如果想知道时间，我得伸头张望山脚下烟草店前的那面钟（那时我还抽烟）。我们有一面朝南的大窗，这样至少还有充足的阳光晒进来，但是国铁中央线正好从窗下通过，异常嘈闹（类似电影《布鲁斯兄弟》（TheBluesBrother）里靠近铁路边的丹·阿克罗伊德（DanAykroyd）的公寓）。如果发生罢工，国铁会停运24小时，虽然这将给大多数人造成极大不便，但对我们却绝对是个安慰。除此之外，还不时有长长的货运列车通宵经过。

　　以上正是我阅读漱石作品时的“背景板”。正因为如此，阅读漱石的作品对我来说，总是一段阳光和煦与火车轰鸣相掺杂的回忆。当然，并非每次阅读时都会有和煦阳光的相伴，此处所述只是我最深刻的印象罢了。而猫们喜欢在我身边睡觉。那时的我并没有阅读漱石的全部作品，而是挑选了其中最重要的几部，我喜欢其中的一些甚于另一些。我最喜欢的作品，是所谓的“前三部曲”：《三四郎》《从此以后》和《门》。对《门》的深切认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它讲述了一对年轻夫妻远不理想的生活困境。

　　漱石最受欢迎的小说《心》对我倒是缺乏吸引力，虽然我也喜欢他因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而赢得广泛赞誉的晚期作品，却不能完全认同那些对现代知识分子苦闷的刻画，我不时会冒出“如此描写究竟为何”的想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或许只算是漱石的“非主流粉丝”。但无论如何，那段些许迟来的“漱石体验”，到现在都牢牢扎根于我的内心，而且每当我有机会重读漱石的作品，都会被其高超的写作技巧所震撼。当我被问起自己最喜爱的日本作家是哪位时，“夏目漱石”这一名字总是第一个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在我的“漱石体验”时期，学运已经步入衰退期，人们的情绪迅速回归平静。虽然校园各处依旧写满了政治标语的巨大布告牌，但是革命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当然，这种可能性一开始就不存在）。改革意愿也在迅速消失，各种理想主义的横幅已基本烧毁。詹尼斯·乔普林（JanisJoplin）,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Hendrix）和吉姆·莫里森（JimMorrison）已亡。在这种毫无方向，深具末世氛围的环境里，像漱石、宫崎润一郎这样的作家的世界，或许再次有了新的意义，我们对此感同身受。至少从我现在功成名就的立场来看就是如此。不管如何，这是我与漱石的第一次真正邂逅。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三四郎》正是那种适合在洒满日光的阳台上阅读的小说。小说主人公也许处于迷茫中，但还算是积极乐观的态度。他的面部略微向上倾斜，无尽的苍穹尽收眼底。以上就是这本书给人的大体印象。事实上，小说里的各式人物也总是不停地望向天空，这些描写在《三四郎》中占有重要位置。

　　此种类型的作品在漱石的小说中实属罕见。他创作的大多数主人公都面临着现实生活的各种矛盾。他们对“如何生活是好”烦恼不堪，并对在生活中必须做出各种抉择深感压力。在充满矛盾的前现代和现代，如何在爱和道德、西方和日本之间找到自己人生的平衡点，是小说主人公最大的关怀。他们似乎没有多余的时间用来“仰望天空”。实际上，漱石其他小说里的人物，似乎总是在“低头走路”。尤其是晚期小说里的主人公，似乎如同作者本人一样，一直在经受着剧烈的胃痛（但令人奇怪的是，漱石的描写从未因此丧失自然的幽默感）。

　　而《三四郎》里的主人公却不同。他在纷杂异位的环境中同样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他从未把这异常的环境视为自身内在的问题，他以年轻人特有的坦然，相对自然地接受了这种环境，并把它当作纯粹的外部存在。“哦，事情就是这样啊！”他似乎如此说道。我想《三四郎》之所以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其原因就是作者以极为流畅的风格，刻画出主人公心理的自然变化。三四郎认为自己被生活轻轻拂过，就如同白云从空中飘过一般。在我们清醒之前，就几乎已经被他的“自由仰望天空”所吸引，甚至忘了以批判审视的眼光来观察他。

　　当然，这种无忧无虑的超然生活的态度不能长久。一个人可以退后一步，宣布“我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但这只能存在于一段短暂的——同时可能也是快乐的——人生阶段。最终，不管你是否愿意，都必须负起责任的重担，一旦决定承担责任，那么“仰望天空”也将随即终结。这一切就发生在代助身上，他是漱石下部小说《从此以后》的主人公。这将以更深刻的程度发生在宗助身上，即漱石的下下部小说《门》的主人公。这三部小说一起构成了漱石的“三部曲”——作者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完成的报纸连载小说，并以绝对高超的手笔，描写了明治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青春以及青春末期。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三部小说称为“成长三部曲”。漱石作为一名作家，在这三年中的成长速度可谓惊人，如同一部快进的电影。

　　现在，让我再回到《三四郎》这部小说。小说主人公三四郎尚处于黎明前的人生阶段，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最终将承受的人生重担。正是这种意识的缺乏，成就了三四郎：一个还有闲暇张望天空和凝视云朵的天真青年。我们没有看到苦恼，看到的只是苦恼的萌芽，以及痛苦的萌芽。漱石在这部小说中显得从容恬淡。他没有在背后推动三四郎，没有强迫他前进，或者在时机成熟之前就强迫主人公面对苦恼与挫折。漱石对他无褒无贬，他只是让三四郎成为三四郎，并以无拘无束、自得其乐的方式描绘出三四郎，这正是漱石的伟大之处。

　　我第一次读《三四郎》时才22岁，对即将迎面而来的重任鲜有认识。那时我刚结婚，还只是一个学生。不管现实生活如何贫困，呼啸而过的列车如何嘈杂，我依旧在阳光下慵懒地坐着，身边睡着两只柔软而温暖的猫。

　　我在神户附近的恬静郊区长大，18岁时去东京的早稻田大学读书。最开始我去东京的欲望不是很强，而是更倾向于进入本地大学过轻松的生活。但在抉择的最后一刻，我开始觉得自己倾向于离开家乡，历练自己——进行人生中第一次独自生活的尝试。我打点行李，与女友告别，将大号的行李提前寄到学校宿舍。当我在大阪登上新建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时，随身只带了一个手提包。在我口袋里的是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的《音乐学校》（TheMusicSchool）平装本。作为那段特殊时光的一部分，那本书的封面至今还残留在我的脑海中。

　　我和小说开头的三四郎做着同样的事情：从外省去东京上大学。当然细节差异较大。《三四郎》写于1908年，而我去东京是1968年，正好是60年之后。从神户到东京，坐蒸汽火车需要15～20个小时。对我来说，坐上电力新干线只需4个小时。从僻远的九州到东京，三四郎花了两天时间。可以说，我们成长的环境极为不同，这种不同也表现在大学生的社会地位上。在三四郎的年代，任何进入大学的人都会受到尊重，但在我的年代，上大学已是稀松平常之事。学校教育系统也有了很大变化。三四郎刚从“高等学校”毕业，相当于现在的文理学院。他升入大学，开始更有针对性地学习时已经22岁（按西方计龄法），而我只有18岁。但是，对于前往一个陌生大城市，开始新生活所产生的兴奋感，我们之间并无太大的区别。

　　不必说，三四郎在前往东京旅途中的艳遇，并没有发生在乘坐新干线的我的身上。他毕竟还在旅馆过了一夜，而我只是在子弹头火车上坐了4个小时。坦白说，在我身上确实发生了有点类似三四郎的经历。为了节省车票钱，我乘坐的是比较慢的子弹头回音号（Kodama），它要比普通的光速号（Hikari）多停几站。记得是在静冈那一站，一个年轻女子上车，坐在了我的身边。列车其实很空，她完全可以独占一个两人座的位子，但她却选择坐在我身边。她是个年轻的漂亮姑娘——不会超过25岁，不是标致美人，但足以吸引人。不必惊讶，她坐在我身边令我相当紧张。

　　她坐定后，带着友善的微笑开始和我交谈。你从哪里来？去哪里？她的言谈直接而开放，而我尽可能诚实地回答她的问题。我告诉她我从神户来，去东京上大学，主修文学，喜欢看书，会住在目白站附近的学生宿舍，我还是独生子，如此种种。我并不真正记得细节。其实那时我懵懵懂懂，我的回答像是自个儿蹦出来的。

　　总之，在去东京的火车上，这个略长于我的女子一直坐在我的身边。我们一路交谈，记得她还给我买了饮料。火车到达东京时，我们走下站台。“祝你好运，好好学习。”她一面说一面对我挥手，然后就离开了。这就是我的“艳遇”故事。我至今不清楚，她为什么会在几近空车的列车里选择坐在我身边。或许她只希望有个聊天儿的对象，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不会产生威胁（我比较肯定就是这个原因）；又或者她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弟弟。不管她的理由是什么，留在她身后的我站在东京站的站台上有着一种奇怪的、近乎飘飘然的感觉。这就是我东京新生活的开始，一开始便微染着某种女性的暧昧气息，一个年轻女子的美妙香气，像是会有故事发生的一个信号。毫无疑问，从那一刻开始，这些气味将有助于决定我的人生历程。

　　我到目前为止已将《三四郎》读过多遍了，每次阅读都会令我想起那段生活。这本书常常唤起我当时前往东京时体会到的奇妙感受，并意识到自己与家乡的街道、典型乡下少年的生活、父母给予的安稳、留在家乡的女友，以及那时形成的人生观等事物，正在缓慢而确定地分离。而我收获了什么——或者将要收获什么——来取代它们的位置？关于这些，我并不确定。事实上，我甚至并不确定是否存在现实的事物能取代它们。我感受着自由的兴奋和寂寞的恐惧，像一个高空秋千的杂技演员，在并不确定是否可以把握住下一轮的绳索前，就已经飞身了。

　　对我来说，《三四郎》如此出彩，或许正是因为主人公从未公开展示他内心中兴奋和恐惧的冲突。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冲突没有展示在小说表面——并未以现代小说“心理并发症”的形式呈现。在他的故事里，三四郎始终是个旁观者。他接受一切并体会一切。确实，他时常会对好或坏、喜欢或不喜欢做出判断，而且他有时还以相当的口才发表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但始终是以“初步裁决”的形式出现。他判断事物的方式，往往不是通过收集材料再做决定。实际上，他的步伐远非轻盈，甚至可以说是笨拙的，但也不是步履蹒跚。漱石异常成功地塑造了这位天真的、又不失知识分子气质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充满了自由开放观点的外省青年。

　　这种自由和开放性配合，背景里暗伏的某种危险，不自觉地成就了三四郎作为个体的少年心性，或许同时也是日本作为国家所具有的少年心性——在那段著名的“明治中后期”的世纪之交期间。在年轻三四郎的步伐和凝视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年轻国家与之享有的某些共性：在摆脱旧式封建体制后加速的脉动，大口呼吸着刚刚引进的西方文化的空气，同时对未来的方向和目标提出质问。但无论是在它的步伐还是眼神里，我们都找不到强烈的一致性。事态在这一刻还保持着平衡，但没人可以预测其将来的发展。

　　然而小说里的某个人物似乎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广田教授，三四郎在前往东京火车上偶遇、并在后来成为其导师的古怪家伙，对日本未来的命运做了一番苛刻的评论。在日俄战争获胜后（1905年，小说写成的3年前），日本或许将如一流强国那样阔步前进，但他表示，日本从国家层面来说依旧是“脚轻根底浅”。日本对外有何可以自夸的呢？富士山吗？那就是一个自然景观而已，并为日本人创造的景观。教授认为日本也许给人以现代化国家的印象，但这一切都只是表象。而在心理层面上，这个国家的另一只脚依旧深深陷在前开化社会的泥潭之中。

　　三四郎并非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但这个古怪男人的话激怒了他，他尽力为自己的国家辩解：“日本也在慢慢地发展呀！”那个男人对此的回答非常简短：“终归要亡国的。”三四郎震惊了，同时，他也不由自主地欣赏起这个男人。还真是，他想到，东京人就是不一样。在家乡九州岛上（这是一个尤其保守的地区），没人敢讲这样肆无忌惮的话——终归要亡国的。但三四郎从未想过要问：“为什么？”

　　你需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教授如此告诫三四郎，更为重要的是，你必须认真审视自己。或许他是在故意挑衅，但是他的话成了贯穿整个故事的一个预言——一个警告——一个关于日本的潜在脆弱性，同时也是对一个名叫三四郎的、明治时代的年轻知识分子思想狭隘性的警告。

　　三四郎还得到了另一个更为直接的关于男女之情方面的预言。这个预言来自三四郎在火车上碰到的一位女子。他们在名古屋合租旅馆的同一房间，两人翌日清晨告别时，女子投给他会意的眼神，说道：“你真是一个胆小的人啊！”这是对他昨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讥讽与责备。当三四郎听到这话时，他感到“自己被人推上月台似的”。他满脸通红到耳根，久久不退；他明白昨晚阻止他“行动”的原因并非道德，仅仅是胆怯。女人的直觉使得她直奔三四郎的要害。

　　当三四郎全身心地投入到东京新生活时，他将这两个预言或者警告视为神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九州到东京的火车旅途，即是三四郎需要通过的一系列仪式的第一步。以神话而论的话，这两个预言蕴含着纯真王子进入森林的最重要的两个动机。在通往成熟的道路上，三四郎是否能成功通过这两个预言或者警告的考验？成长纪事神话中的少年英雄，能否以一己之力开辟出一条通往幽深、未知森林深处的道路，与自己的阴暗面做斗争，并取得奋斗之后所应收获的部分智慧宝藏呢？

　　由于这部小说所含有的神话元素如此“苍白”，对读者来说无法得到简单的答案。小说主人公几乎没有给出要与人搏斗，或者要对某事负责的任何信号。事实上，他对自己可能得到的一切毫无认识。让这样一个人成为神话里的英雄几乎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四郎》迥异于典型欧洲现代成长小说。在那种小说中，某个年轻人——通常是跟三四郎一样来自外省、性情淳朴的年轻男子或女子——遭遇诸多阻碍，忍受种种伤害和挫折，内化出崭新的心理和情感价值，进而成为成熟的个体，跃过“龙门”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最终成为一名成熟老练的“公民”，就如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的《约翰·克里斯多夫》（Jean-Christophe），或者福楼拜（Flaubert）的《情感教育》（L'éducationsentimentale）。

　　与这样的小说相比，三四郎的成长过程相对缺少直线的延续性。他确实经历了颠簸，各种期望也被大打折扣，但当事情未能如他所愿时，小说中从不明确表示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说是否属于挫折；或者，对于“挫折”，三四郎自己就没有明确的定义。直面不利的局面，体会其中的懊恼，并从中找出答案：这不是主人公三四郎能做到的事情。如果有意外事情发生，三四郎只会感到或惊讶，或感动，或困惑，或留下深刻印象。

　　在东京，三四郎再次邂逅广田教授。这次他把教授视作自己的人生导师。小说中并未暗示三四郎下定决心，要从这位（看起来）处于人生高段位的长者身上学习重要知识。他只是像观察壮丽的云朵飘过苍穹那样观察这位教授。他甚至以同样的态度观察自己所在的人际圈子，把他们当作美丽的或者有趣的云朵。他多多少少被教授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但是他从未想过把教授作为自己的榜样。在人际圈子里，他爱恋上一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女孩：美丽而聪慧的里子（她似乎也被三四郎的纯真质朴所吸引）。但他并没有主动出击以博取芳心。在心理和情感方面，他都让自己处于一个舒适的安全地带。他从不使用逻辑的方法让自己陷入困境。

　　也许三四郎对作为一个成熟的年轻人没有多大兴趣，又或许他对何为“公民”压根儿没有认识。从西方社会的观点看，不管是个人角度还是社会角度，他的所作所为既不是成熟的也不是负责任的。他已经22周岁（按日本算法为23岁），作为明治时期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他属于上层精英的一员，在未来将成为国家栋梁的一员。这样的角色怎可如此模样？叉着双臂，吊儿郎当，无法选择人生的道路。如果某位外国读者如此问我，我只能回答：“您或许是对的。”但老实说，这位叉起双臂，把逻辑和道德困境一股脑儿地裹进尽可能柔软的感性罩衣的三四郎，他不愠不火的人生姿态，对于我，或对大多数日本读者来说居然是非常舒服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三四郎》定义为一本“成长不成熟”的小说。天真的三四郎进入新世界，遇见很多人，有了很多新体验，并借此迈向成人行列。但值得怀疑的是，最终他是否会以欧洲观念上的“成熟公民”姿态进入社会？对此，他周围的社会并未抱有强烈期待，因为日本社会从封建制度横向发展到皇权制统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未曾改变，并且从未经历过中产阶级公民性的成熟。我对这点有着深刻的认识。

　　从上述层面而言，西方“现代性”并未在明治时期的日本扎根，或许在今天的日本也尚未深入人心。而无论好坏（没人能说出这到底是好是坏），现在的日本社会并不十分看重“成熟公民”这个概念。或许正因为如此，《三四郎》对日本人来说是永恒的经典，并且常年吸引着感同身受的读者。当我阅读这部小说时，这样的想法不可避免地出现。

　　作为英国文化的拥趸和杰出学者，漱石对西方成长小说可谓了如指掌，而且他的叙述方式明显受到简·奥斯汀（JaneAusten）的影响。他很乐意将这些西方小说形式作为范本，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改编。事实上，他对两种文化都有着深刻了解，并且是一位取得了高等成就的最优秀作家：漱石在英国文学方面造诣高超，夏目漱石全集中的多篇文章都展示了他深厚的英文功底。他成年后的整个人生都在创作俳句，而且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上也同样学识渊博。

　　综上所述，《三四郎》尽管有着西方小说的框架，但是因果关系往往错乱，思想与物质纠缠不清，肯定和否认时时含混。这一切都是作者有意识的选择。当然，漱石平缓地推动情节前进，同时通过高超的幽默技巧、无拘无束的行文风格、直白的描写，以及主人公质朴的性格来支持故事中基础的模糊性。

　　许久以来，漱石一直被视作日本“国民作家”，我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在现代西方小说的框架里，他将自己观察到的日本人心理的不同形态及功能，平稳而准确地移植到小说中。这一点，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到。他用极大的真诚来创作这一切，而结果，无疑是巨大的成功。

　　《三四郎》是漱石唯一一部关于年轻男子成长的长篇小说。一生写就这样一部小说，对他来说或许足矣，但他必须至少写一部。所以这部小说在漱石的作品中占有特殊位置。事实上，所有小说家都会有这样一部小说。就我自己来说，这部小说就是《挪威的森林》（1987）。我并不特别想重读这本书，我也没有欲望再写一本类似的书，但我感觉到通过完成这样一本小说，使我有了一种巨大的进步，这本书的“出产”为我后来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支持。这个感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并且我想象（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漱石对《三四郎》也有着类似的感受。

　　我期待着海外读者对夏目漱石的反应——尤其是对《三四郎》的反应。如果你们喜欢这本书，我会很开心。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书，我猜想，不管你在世界的何处，不管你现在处于青春期的何种状态、哪个方向，那个重要人生阶段的特殊芳香，对我们而言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