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着的活图腾

　　◎她的名字叫“傩”

　　傩，一个奇奇怪怪的字，许多文化程度不低的人也不认识它。它早已进入生僻字的行列，不定什么时候，还会从现代青年的知识词典中完全消失。然而，这个字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关系实在太深太远了。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从宫廷史官们的笔端离开，那么，山南海北的村野间都会隐隐升起这个神秘的字：傩。

　　——《贵池傩》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对于鬼神文化，也做了一种引渡。神、巫、鬼等在中国历代文化中并不少见，是人们在乞求通过一种超脱自身或者超越自然的力量来帮助自己赶走自己精神上的困惑和恐惧，以达到驾御自然，掌握自己人生的夸大的意识的反映。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对于在少数民族中出现的“傩”进行了诠释：“傩在训诂学上的假借、转义过程，说来太烦。它的普通意义，是指人们在特定季节驱逐疫鬼的祭仪”。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具有迷信色彩的文化，视之为迷信，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宗教文化的折射。

　　“傩”，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文化。从广义上讲，傩是中国各民族先民共生的文化现象。是远古人类为了消除灾难、危难而“发明”的一种巫术活动。它以祭祀仪式为载体，涵盖了人类学、原始宗教、原始科学、原始艺术。它已延绵了数千年，积淀着中华民族最为原始、最为广阔的历史文化的芳躅；它与人类自身的繁衍和农业的丰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大家庭，有着数千年农耕文化的历史背景，因此，以丰产为目的祭祀活动——傩，生生不息、千古不绝。大约八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中国先民已开始发现了水稻的种植，那时种植的全是糯稻，由于糯和傩是音，所以傩文化又称作“糯文化”。在《易经》中，就有周代傩祭活动的记载，分为季春“国傩”、仲秋“天子傩”和季冬“大傩”三次傩祭活动。而屈原的《九歌》，以及《论语》中也有对傩祭的描述。

　　《论语·乡党》记载说：“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意思是：在宫廷举行大傩的那天，各地百姓也分别举行沿门索室的傩礼，到各家各户去赶鬼。人们都真诚的迎候傩队，哪怕是大学者孔子也会站在东门台阶上，恭恭敬敬地迎接傩队到家里来驱疫。孔子是“不屑于神”的，为什么又如此恭恭敬敬地迎侯乡人傩队和乡人禓队呢？按照宋代大学者朱熹的说法，那是因为他特别尊崇礼制，才会如此重视民间的傩事活动。

　　文献中还有记载，在三千年前的周代，春季在国都范围内举行的“国人傩”，目的是“傩阴气也，驱寒祛阴”，意在“以毕春气”。秋季举行“天子傩”，“此傩，傩阳气也。”意在驱逐过剩的阳气，以防暑疠。与此同时，下级军官，方、相士率领百隶在宫廷“索室殴疫”，把瘟疫赶走。当时在民间举行的“乡人傩”，也照此办理，非常热闹。

　　在这些傩礼活动中，“气”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天子在一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个节气里，都要到郊外举行隆重的“迎气”仪式。其原因是古人认为一切自然界的变化和瘟疫的发生，都是因阴阳二气的不调，致使“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疾。”而“气佚则厉鬼出使而引。”疫便成了鬼的代词。而一年三次傩礼就是为了避免冬季、春季阴气太盛，夏季阳气太盛。不论阴气还是阳气太盛，都“物极必反”，造成旱涝的灾荒和瘟疫的流行。为此，古人想通过傩礼使一年四季阴阳二气调和，风调雨顺，寒暑相宜，人寿年丰，从而达到国富民强、天下太平的最终目的。余秋雨先生在《兴亡象牙白》中提到“一个悠久的文明之邦总有太多的细微末节值得摩挲，但不能在这种摩挲中丧失整体气韵。整体气韵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承载，最能割碎它的不是灾祸，而是地域性的兴奋和时段性的迷醉。一旦割碎，就很难复原”。因而，继承与发展对于傩文化的形成、存在至今是功不可没的。

　　在汉代，宫廷傩仪达到鼎盛时期，宫廷每年举行“大傩”仪式，除了戴面具摹仿十二种神兽，舞蹈驱除鬼魅外，还有手执鼗鼓的侲子合唱礼神的歌曲。《后汉书·礼仪志》和张衡的《东京赋》里都详尽地描述了东汉初年洛阳举行傩仪的盛况。《后汉书·礼仪志》中描写“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韂”。《东京赋》中也提到“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从中我们都不难发现，汉代傩仪较周代傩仪更为庄重、场面更为盛大、仪轨也更为繁复。这种变化是周文化向汉文化转变的必然结果。长期混战后的空前大一统，加上汉儒中今文经派对其赞扬，导致了整个汉代（尤其是西汉）在建筑和礼仪上“非壮丽无以重威”的传统和以犷放雄健为美的审美风尚，并由此造就了汉代傩仪的煌然大观。

　　汉傩的表现形态虽仍属傩仪，但已产生了傩戏的萌芽，在表现手法上，汉傩酝酿了后代的戏剧；在行傩的目的上，汉傩已有了娱人的倾向。这种变化与汉代（尤其是西汉）歌舞伎乐的繁荣昌盛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汉傩既是傩仪发展的顶点，又孕育了傩戏的萌芽。

　　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说“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其实，傩戏的形成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傩戏的产生正是受到了巫术的影响。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戏曲源于巫，1912年，他在被称作中国戏曲史开山著作的《宋元戏曲考》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歌舞之兴，其始于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经历过原始社会阶段，有过信仰原始宗教的历史，并产生了本民族的宗教职业者——巫。中国巫文化的起源与史前社会的图腾制有关，最常用的手段是巫术。在盛行巫术崇拜的远古社会，先民笃信巫术具有神奇的超自然威力，把掌握这种威力的巫师，视为神的使者，传达神的旨意，是沟通神与人的桥梁。巫与巫术，就其本质来说，是文明的对头，是“伪科学”。巫事活动的本质都是宣扬迷信，制造愚昧，毒害人民的。古往今来，因巫术被残害的善男信女不计其数。然而，以巫为主体，以巫术为核心的巫文化，在上古时期也有进步的一面。巫术对傩最大的影响是“驱逐巫术”。周代三季傩礼，就是运用巫术驱赶疫疠及过盛的阴气和阳气。巫师为驱鬼敬神、逐疫去邪所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称为傩或傩祭、傩仪。傩师所唱的歌、所跳的舞称为傩歌、傩舞。傩戏又是在傩歌、傩舞的基础上出现的。傩戏是由傩祭、傩舞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娱神与娱人相结合的古朴、原始、独特的戏曲样式，一直在民间传承，成为古老傩文化的载体。直到近现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傩俗节日，仍然不自觉运用这种巫术。但此时的巫术已经失去了害人的功能。至今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南、中南地区，仍然有巫师参与傩活动，主要从事傩堂戏的演出活动。这里的巫师已经自觉地抛弃“神判”符灰治病等迷信内容，专心从事傩堂戏等仪式戏剧的演出，并不断提高表演水平，成为受群众欢迎的民间艺术家。

　　虽然傩带着浓厚的宗教、巫术色彩，但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戏剧特征。所谓祭中有戏，戏中有祭，通过傩祭酬神驱鬼，也通过戏娱人娱神。经历了两三千年历史的积淀和衍化，傩，有的仍停留在祭祀阶段，有的则发展成为傩戏艺术。当今中国一些地区，还保存着几十种原始傩戏的演唱形态。湘西、湘西南等地区因为地理地形的原因，在中华民族的改朝换代大一统的历史潮流中，往往是被最后征服的地区，而且这种“征服”，往往是“招抚”、“羁縻”、“自治”。因此，历史在原有的文化血脉中得以延续，传统的历史文化又能得到保护。于是，湖南的大地上便蕴藏着丰厚的傩文化资源。这些傩祭、傩仪、傩戏是程序完整的民间社火活动，大多保存着较原始的形态；由于人文地理、生态环境的不同，它们又各自体现了自己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傩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元宗教、多种民俗和多种艺术相融合的文化形态，包括了傩仪、傩俗、傩歌、傩舞、傩戏、傩艺等项目，其中传承了很多先民们的智慧结晶。作为古老文化和先民智慧的产物，傩文化不仅在历史进程中，带来了人们道德精神的最初建构，并且也为现代人生活带来了符合时代风貌的人文人格建构。对待傩文化，我们还是要做到科学客观分析，既要继承，又要创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由于中国傩文化分布广泛并受到现代文明影响，其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传统傩文化正在悄然变味甚至可能消失。为此，冯骥才呼吁，要从最基层开始全面保护傩文化。

　　当然，傩文化到了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今天，依然被人们所热衷，除了具有一种功利性的目的以外，还有一种在现代文明中失落了自我以后的原始反归。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说：“傩祭傩戏中，确有许多东西，可以让我们追索属于我们的古老灵魂。但是，这种追索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他的困惑也正是这种迷茫的再现。

　　◎贵池为我们作证

　　文明的延续是生命化的。有时乍一看只是无生命的木石遗存，但它们与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应关系。如果一种文明的遗迹只能面对后代全然陌生的目光，那么它也就真正中断了，成了最深刻意义上的“废墟”。

　　——《借我一生》

　　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对贵池山区的傩舞、傩戏情况做了介绍，并展露了我国历史上曾经盛行过的一种文化风俗，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文明侧面，并将我们引向该如何传承发展傩文化的思考。在这里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贵池。作为傩戏发源地之一的贵池，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与铜陵接壤，南连九华山、黄山，北与安庆隔江相望，古代为吴越和荆楚之地，现在是安徽省池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贵池因水而得名。有《舆地志》云：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鱼美，名为贵池。“秋浦，也是因秋浦河而得名”。贵池作为水名，有两种说法，：一是指贵长池，在县之西南乡，秀山脚下；一是指池口河，五个分支水源汇于秋浦河，绕城西过镇山，入池口河，注入大江。入江处为鱼贵口，今称池口。丁绍轼在《荒政碑记》中记载：“郡以池名，盖郭外即湖，湖外为江，郡治襟江带湖，城阙宫室，宛在池上。”“州城宛如水中洲”，唐置池州，缘于此。今城西南70里，有苍埠镇，东西两石山夹立如城，故名石城，是石城县故址。

　　贵池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素有“千载诗人地”美誉。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五游秋浦，面对清秀绚丽的贵池山水，留有“青溪胜桐庐，淹留未忍归”的诗句。秋浦入江处为池口，古时候有亭台，可以登高远眺大江汹涌的壮丽图景。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认为“铜陵山北九华西，秋浦风烟似会稽。”杜牧也曾登池口黄龙山贵池亭，作有七律：“倚云轩槛夏疑秋，下视西江一带流。鸟簇晴沙残照落，风回极浦片帆收。惊涛隐隐遥天际，远树微微古岸头。只此登攀心便足，何须个个到瀛洲”。

　　历史上诸多名人如韩当、黄盖、杜牧、包拯都曾任过池州地方官。在城西门外，有因唐代诗人杜牧《清明》诗而闻名中外的杏花村，这是全国唯一以村建志的村。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自杜牧以后，杏花村成为千古名区。明人沈昌也有描写当时景物的诗：“杏花枝上着春风，十里烟村一色红，欲问当年沽酒处，竹篱西去小桥东。”

　　杜牧（公元803—852年），字牧之，是我国晚唐杰出诗人。其诗歌清丽自然，散文气势雄浑，多针砭时事，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由于朝廷的昏庸和牛僧孺、李德裕的党阀之争，杜牧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贬为黄州刺史，会昌四年至六年（公元844—846年）迁贬为池州刺史。杜牧来池州后，与多位志同道合的诗人文友往来酬唱，还创立和留存了许多千古传颂的业迹、韵事。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缔造了千古胜地杏花村。

　　杜牧《清明》这首诗，正是写在清明前后，春光明媚，桃李争妍。踏青、扫墓者络绎于途。在牧童的指引下，好像是远远望见杏林丛中飘扬着的酒帘，一阵酒香也随著斜风细雨传来，逸兴遄飞，信口而吟诗。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说“任何一种文明的复兴，都以自我确认为前提，而广泛的自我确认，又以沟通和普及为前提”。关于杜牧与杏花村的传说，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有说是山西汾阳，有说是安徽池州，还有一种说法是湖北麻城。长期以来，人们比较认同的是汾阳与池州，因为那里一直“酒”业兴旺，且长盛不衰。很多人会认为山西杏花村酒更有名气一些，所以这里的杏花村也有可能是指山西的杏花村，其实这种说法就有些太牵强附会了，无论是从杜牧的生平、任职地域，还是自然地理气候以及诸多正史野史资料等方面考证，山西汾阳与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八竿子也打不着边，却为贵池杏花村提供了无数佐证。根据史料记载，杜牧并不曾到过汾州（今山西汾阳）。所饮之酒，也没有指明是汾酒。并且山西汾阳属于华北，而诗中的“清明时节雨纷纷”，指的是江南多雨的现象；在北方，清明时节仍为干冷的天气，是不会有“雨纷纷”的情形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应该说“酒是汾阳的好，名却是贵池的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与诗人杜牧相隔千年，我们已无法再和这位才子对话，探讨当年问酒何处。只有那些忧郁，那些失意，还有些落魄的神情依然透过这首诗向我们传递着。杜牧在池州创作了《池州重起萧丞相楼记》、《九日齐山登高》、《题池州弄水亭》、《秋浦途中》等20余篇美轮美奂的诗歌篇章，留诸于后世，使池州的文化底蕴更加厚重，声名更为远扬。

　　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说：“若要触摸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哪能置傩于不顾呢？”贵池除了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还拥有被许多专家学者誉为民俗中“活化石”的傩戏，且保存得十分完整和系统。贵池民间素有“无傩不成村”的谚语。贵池傩戏，主要分布于东部的刘街、梅村、茅坦等乡镇，是传承远古时期驱鬼逐疫、祈求吉祥的民间戏曲。在清代以前，居住于此的家族几乎都有傩事活动。目前，傩戏主要在贵池东、南部的众多村落以及青阳县的陵阳、杜村等乡流行。它的活动，仅仅限于家族或不同家族因地缘关系或姻亲关系而建立起的祭祀圈。贵池傩不仅具有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而且是中原文化与越、楚文化长期交融的产物，反映出古老的农耕文化特色。

　　千百年来，贵池的傩文化一直以其绵延不断的传统魅力、以其特有的文化形态生存和发展。和世界上的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随着工业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饿影响，以及外来消费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这些民间民俗艺术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了破坏，扎根于乡间的民间艺术进一步势微，那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代表本民族本原的图式和符号被终止，民间艺术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像傩文化这样的原生态民间民俗艺术正濒临失传，处于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贵池傩，作为我国民俗研究上的一朵奇葩，使我国的民间戏剧舞台异彩缤纷。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傩只能活跃在偏僻的农村，大多数人还都未曾看过傩戏的演出，又因为它的宗教性质，只能在一年中规定的日子里演出，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性，已使它们奄奄一息。贵池的傩文化也不例外，也面临逐渐淡出和消失的危险。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阐述过“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