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方面的种种

　　政治能和任何东西扯上关系，但又能和所有东西都没有关系。比如学术，比如知识分子，比如政府。

　　政治和学术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但是却可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政党必须有着一个牢固的思想去做支撑，拿去让别人相信你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政党又不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搞学术的研究所，如果心思全都放在学术方面，那么离着江山易主也就不远了。李敖觉得自古那些重视文人的大政治家无疑是史上留名千古的，是统治者中的高人，比如说，亚历山大重视狄阿杰尼斯，腓特烈重视伏尔泰，罗斯福重视汤玛斯曼，墨索里尼重视庞德，约翰逊重视李普曼……不论他们是古是今，是独裁是民主，他们在这方面的手法，都是高人。李敖还说过，国会议员就该“为民喉舌”。“为民喉舌”的重点就表现在质询和询问，一表现质询，就得经常跟被质询的对立，这是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并不是跟政府过不去，跟政府捣蛋。可是就他三十年来看到的情景，却是十分可笑的，这个岛上的“国会议员”，居然发明一种所谓时值非常、相忍为安的怪论，从怪论下引申，竟认为议会中跟被质询者对立是“破坏团结”的、是“破坏政府威信”的、是“诋毁领导中心”的、是“影响民心士气”的、是“动摇国本”的。……于是，他们放弃了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放弃“为民喉舌”，纷纷做起哑巴来了。

　　那么政治与学术、与知识分子、与政府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学术与政治

　　“自来搞政治的人和搞学术的人，是两种人。搞政治的人不碰学术，有的是没工夫；有的是刘邦式的‘安事诗书’(翻成白话：‘谁他妈的要看书呢!’)，看不起学术；有的是心存敬意，敬而远之；有的却是附庸风雅。最后一种最要命，因为一附庸风雅，就会对学术亲自去碰，一碰学术就完了!”

　　——李敖

　　上面这段话体现出了李敖对学术的关心。学术与政治两者之间按理来说应该没有任何关系，搞学术的专心搞学术，搞政治的好好搞政治，各司其职、各行其道，多好！可偏偏就有人不信这个邪，就是要把学术和政治掺和在一起，结果只能是不伦不类，一团糟：“中国传统中‘政统’和‘学统’大体成双轨演化着，搞政治的人不太附庸风雅，国民党在打天下的时候，也是如此。国民党至多只是控制学术机构，但不敢控制学术，也无此妄想。但到**以后，地小人稠，闲来无事，居然殃及学术，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大学等等，纷纷渗入了党团与党棍，他们也要写论文了，也要办学报了，也要召开或参加学术会议了，但天知道这是什么‘学术’!三十三年来，学术已是一片焚琴煮鹤的大锅炒!学术何辜!呜呼学术!”就这样，学术不像学术，政治不似政治，想要两头抓，结果两头都没抓好。那么学术与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有人认为学术与政治是“穿越”的关系，学术穿越政治。这里涉及学术与政治的界定问题，对于学术的定义，梁启超在他的《学与术》曾经说过：“学也者，观察其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学”除了有学习的意思还有发明、发现的意思；“术”除了技术的意思外还有实践的意思。由此可见，学术在人类的文化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政治能够变革、科技能够进步、经济能够发展等都与学术的探索有关系。而脱离了发明或是发现作用的学术则是一种异化现象，比如理论思辨形态或是描述抒情形态。至于政治的定义则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政治权力以及政治生活。你可以没有政治权力，但你绝对不可能脱离政治生活。从政治权力的立场上看，学术的依附或是独立都是成立的，但有很多人会把政治权力与政治生活混为一谈，这使得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学术常常被误认为是不关心政治生活的学问。其实，学术的独立并不完全是指专心于学问，它还要不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观以及价值观，当然也包括其他学说，并通过这些来影响社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的独立。这种独立也体现在它的生产功能以及影响功能上，这也可以说是学术自由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学术独立并不仅仅表现在学者的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或者是独立表达意志上，还表现在不受既定文化规范的约束以及通过影响社会来体现自身价值上。与现有的知识和材料打交道是学术的基本生存方式，因为这些只是发明创造过程中所必须用到的资源或是工具，所以并不能将其当做学术的性质或是目的。学术穿越政治的看法也由此而来。基本含义是本身具有独立性的学术不会依附于政治，但也不能脱离或是对抗政治，所以两者是穿越与被穿越的关系。也就是说学术不应该回避政治，也回避不了，因为学术是不可能回避现实生活的，这样的话就必然回避不了政治，毕竟政治也是组成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有时难免会带上一些政治色彩，而学术的不回避政治其实就包括了不回避政治权力与政治生活。学术的目的是利用政治或是非政治的材料来确立自己对世界的发明或是发现以及建立自己对世界的见解以及看法，从而创造出能让自己独立的价值依托，它的目的并不在于政治本身。这也就是所谓的“穿越政治”，最终目标是到达一个能有自己学术思想以及政治见解的地方，那也是作为一个学者的价值立足点。最后还要补充的就是学术穿越政治与艺术穿越政治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在现实中的穿越，注意“在”字；后者是对现实的穿越，注意“对”字。前者是存在于现实中的，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观念形态；而后者则是处于非现实世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形象世界。这使得学术穿越政治与艺术穿越政治的区别很大。因为学术与政治都是以逻辑思维作为其语言形态，因此两者在性质上就具有了互动与同构性，也就是说政治可以影响甚至制约学术，而学术也能直接影响或是作用于政治。相比之下，艺术的语言形态则是以形象思维以及虚构为主，艺术的世界也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世界，这使得政治可以制约艺术，但力度却大不起来，完全不如制约学术那么直接，所以，艺术对于政治的影响也远远比不上学术对政治的影响。

　　有人又觉得学术与政治之间是互不侵犯但又密切联系的关系。从学术的本质来看学术是独立而自由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学术。学术是自主且不可侵犯的，它有自己的范围和领域。所以，被当做政治工具的学术已经失去了自由和尊严，已经不再主动而是被动的产物，那样的学术不是真正的学术。因此，政治不可侵犯学术。但是在某些意义上，政治也是独立自由，且具有自己的领域，一旦失去这些，政治也不再是政治了。不管是学问还是政治都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弄好的，擅长政治的人不一定能弄好学问，而可以弄好学问的人不一定擅长政治，两者之间虽有关系但也终究不同。柏拉图曾经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出哲学家应该做国王的主张，这个主张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说伟大的政治家也必须是有学识的通才，这种说法较有深意；还有一种理解就是最好的学者就一定是最好的政治家，这种理解在理论上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学术与政治的独立自主性，这两者应当是互不侵犯的。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一般而言，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一定会尊重和保证学术的自由与独立，而一个独立且自由的学术也一定对独立自主的政治建设有所帮助，也可以说学术是政治的根本。学术推动政治并不是说让搞学术的人去搞政治，而是说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应该受到过学术的洗礼，并且常以一种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来从事政治，

　　总结一下上面的观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可以用“若即若离”来形容。那么学术与政治到底孰是孰非谁又能说得清呢？唯一想说的就是政治应当尊重学术，学术不是任何东西都能用来当做耍政治手段时需要的工具。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知识分子玩政治，跟流氓(行动者)合作打天下，是一个古老的公式，也是一个腐败的公式，它的结局往往是‘生灵涂炭，奸雄窃喜’，往往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受害的，往往是他们用来做‘吊民伐罪’口实的小民，用来做拯救对象的小民。结果呢，小民没被他们所‘吊’，却被他们所‘吊’，人间的奇剧与谑画，没有比这个公式下的产品更逼真的了!”

　　——李敖

　　这段话里李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知识分子不适合搞政治，当然，不是说知识分子都没有政治细胞，李敖只是不鼓励知识分子从政，他认为如果没有必要，知识分子只需要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就行：“我承认知识分子谈政治，甚至涉身政治，只要配合得好，不做无聊的合作，也不做无谓的牺牲，也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过我李敖不走这条路，也不鼓励这些，我要鼓吹‘思想之变化’，并且深信只要思想能变化，一切问题也就慢慢迎刃而解，到那时候，可以使小百姓少吃些苦，可以少毁掉一些人才，少流点血。流血总是不好的，流血跟管训、监狱、看守所等等是兄弟，它告诉我们：你使你的同胞流出血液，并非就不是你自己的血液。他的流血、失掉自由或死亡，并不一定就是你的胜利。即使你胜利了，你会突然感到你是短暂的、孤寂的，像一个孤寂的枪手兼办丧事的人，要为你的谋杀而掘开尘土。”

　　那么，如果知识分子真的上了“政治”这艘船，他会在当中扮演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呢？第一种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中游刃有余，经常处于掌权的地位。这种人崇尚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相信哲学家能够管理好国家。但是这种情况非常少，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说过：“重温着柏拉图的梦想——尽管他们谁也没有机会把它变为现实……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和政治常规化的时期，国家事务显示出对知识分子争取政治优势的努力抵制……革命时期却可能为他们提供获取国家权力的机会。”所以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从革命中脱颖而出的，但是对于知识分子进入政治领域，科塞并不报任何希望：“除了最后一种情形外（处于大革命的背景下），知识分子涉入政治领域，通常都是以灾难告终。”比如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知识分子在当中就担任了领导的角色，在他们的带领下，原本高尚的奋斗目标变成了独裁与恐怖的合法借口。像这种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通常都自高自大，当他们获得巨大的权力时他们就会将自己从批评者的角色转换为独裁者的角色，也就是说，大部分知识分子并不适合做领导者。第二种知识分子在政治当中担任出谋划策的角色。他们通过变成权力者身边的“心腹人物”来慢慢达成自己的改造愿望。例如英国的费边主义者，虽然反对目前的社会秩序或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又麻痹权力者，说自己与他们的分歧并不大，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大家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以此来消除权力者的戒心。社会学家科塞又说了：“费边主义者从权力大厦的内部穿孔过去，努力利用里面的居民曲折地达到了他们的很多目的。他们没有在英国创立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但为后来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所以费边主义者又被马克思称为机会主义分子。第三种知识分子则站在权力那边，帮助权力合法化，但通常这样的知识分子最终只有被抛弃的下场，他们所帮助过的权力者们都以利用他们为目的。拿破仑初涉政坛时就向法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求助，他对他们大献殷勤。于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帮助拿破仑获得军队指挥权，而拿破仑也进入了当时的法国国家科学院，签署文件时的署名也是“科学院院士波拿巴”，这使得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相信拿破仑将是未来的哲学家型的统治者，拿破仑发动政变后，这些知识分子甚至还帮他起草了完全不民主的“共和八年宪法”，只可惜拿破仑最终抛弃了他们，直接搭上了罗马教皇。第四种知识分子对于权力则持有坚定的批判思想，在政治中以批判者的身份存在。科塞就定义到：“不需要经历幻灭后才相信权力以及知识间有着长期不和谐的关系。他们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战场与那些掌权者进行厮杀。”比如，美国的废奴主义者们就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将希望寄托在获取权利以及进入官场之上，这也是他们最大的成功之处，他们奉行的是一种“良心政治”，以道德作为自己的行为基准。第五种知识分子则将希望放在了国外，因为他们不满于国内的现状，因此只能从国外来寻求解决国内问题的方法。例如，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崇拜俄国和中国。对于这种知识分子来说，当国内处于动乱或变革时期，他们总是忍不住把眼神投向外国，因为对他们来说那里就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乌托邦。这样做只会让他们过多地关注国外的变化，对于国内的政治变革则完全的不了解。

　　总之，当知识分子沾染到了政治，无论他在政治领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最终还是会被政治同化、官僚化，直到完全脱离知识分子的范畴。而这种官僚化对他们没有任何帮助，只会限制和阻碍他们的进一步改革。革命的结果就是继续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知识分子置身于政治之外，以此来保留他们那份独立而自主的思想，否则很有可能会迎来知识分子的终结。

　　政府是用来做什么的

　　“‘政府’是什么?‘政府’只有在变成抽象化以后，才有花招，若追根究底，一要求落实，所谓‘政府’也者，原来只不过是‘一小撮人’的代号而已。‘政府’两个字，是虚的、是空洞的；‘一小撮人’、一小撮永不下台的当权派，才是真的、是实在的。所以，愚昧的小百姓以为他们拥护‘政府’、热爱‘政府’，常常不小心就拥护到‘一小撮人’、热爱到一小撮永不下台的当权派而已!”

　　——李敖

　　从上面这话可以看出，李敖对于某些政府实在是不抱任何信心，那么李敖心目中的政府究竟要做些什么呢？首先就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两者的关系应该是主仆关系，民众是主，政府是仆，公仆，千万不能反过来：“真正抱有自由民主信念的小百姓，必须努力觉悟：觉悟到‘政府’不是你爸爸，也不是你恩人，对‘政府’，主人是你，你不可甘自作践，感谢它的‘德政’，歌颂它的‘大有为’。在‘政府’中做事的，其实只是公仆，对公仆，我们应该责备他们、指使他们、命令他们、对他们七嘴八舌，而不是被他们呼么喝六。只有在这种清楚的认识下，中国的自由民主才有活路。否则的话，中国人民只是抽象骗人下的凯子而已，什么自由民主，都是他妈的狗屁!——向‘政府’摇尾巴的动物，是不配自由民主的!”要想确认这种主仆关系就要从“民主”这个方面来看了，只有政府够“民主”，人民才能当家做主：

　　“看民主，不在堂皇的宪法；找民主，不在庄严的议会；测量民主，不在摩拳擦掌的斗争。民主的真髓，表现得不该这么复杂。民主本身，不仅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普遍的方向与目标。从这种博大的观点看，我认为检验一个地区的民主成分，单刀直入，只有一个妙法，就是看它有没有‘开玩笑的自由’。上上下下，大家都有这种自由，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把民主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大家能互相开玩笑，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有幽默感、有民主气质。

　　“相反的，没有开玩笑的自由，就没有民主气质可言。没有这种气质，不但不配民主，连帝制都不配。那样的民主，只是一种招牌、一种口号。热爱民主的中国人，千万该警觉到这一点。”

　　所以说，如果连开玩笑都还被人管着，你还有做主人的感觉吗？恐怕连仆人都算不上，仅仅只是奴隶。其次就是政府必须为民喉舌，为老百姓说话：“‘政府’本身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在这个抽象名词背后，同样都是小百姓出身的公务人员，他们跟小百姓同样是人，同样是同源的血液，他们的先天跟小百姓并没有对峙的因子，只是在后天上，权力的掌握容易导致腐化和滥用，这是阿克吞与孟德斯鸠早就指出过的。为了防止他们的腐化与滥用，才有民意代表的出现来‘为民喉舌’。民意代表有时候忘了他们的立场，转而‘为自己喉舌’或更进一步‘为政府喉舌’，这时候，我们必须提出警告，我们要拍拍他们的脑袋瓜子，说：‘傻小子，臭皮匠!别忘了你吃的是谁的饭，别忘了你是干什么的!’”政府其实是靠我们民众养着的，如果你不为我们说话，小心我们不养你，让你们统统去喝西北风！最后就是政府一定要保民，这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国家也好、政府也罢、皇帝也行，不论是什么，主要的责任都在保民，若不能保民，大难来时，就失国、就迁都、就偏安，弃老百姓于不顾；事平以后，反倒神气活现，以汉奸、附逆、从贼等名目办人，这又算什么本领?地方沦陷，是政府弃人民，不是人民弃政府。”不能做到保民的政府还留着干吗，回家种地去吧！

　　政府到底是什么，它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其实，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已经充满了各种疑问。比如政府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司机开车，建筑工人建房，厨师做饭，农民种地等，这些职业的工作都很具体，而政府的工作就没这么简单了。它要参与生产，它要创造价值，它要向人们规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总体来说，政府就是用来管人的。因为政府可以说是因“恶”而生。人的本质中多少都会带有贪婪与暴虐两种消极情绪，只不过在表现的程度或方式上有所区别，但是如果没有任何管束或惩罚，人们的贪婪与暴虐将会在这种情况下愈演愈烈，政府就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这也是它的第一个由来，第二个原因则是政府必须保护民众。

　　从历史上来看，最开始政府的基本成员通常由当时有名的巫师或是祭师组成，也就是与宗教有关的人员，因为古代的人们认为他们是神的使者，能够与神对话或沟通，因此智慧肯定也超越了一般人。所以古代政府的行为带有一定的神圣性，违背政府意愿就是违抗神的旨意。一直到了近代欧洲的政教分离，政府的神圣性才被打破。有一种说法就是后世政治领袖的世袭制以及选举制来自于古代政府神职人员的两种派别，一种是靠血缘关系，下一辈继承上一辈的血缘从而也具有神圣性，还有一种则是神会选择不同的人来做自己的使者，所以每代的使者并不具有任何血缘关系。

　　对于人们来说，最担心的不是政府不为人们服务，而是政府不但不服务还要剥削人民，也就是政府的腐败问题。从中国近代历史就能看出，腐败的政府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是如何巨大。正因为如此，人们开始想象一个美好的寄托，就像《桃花源记》中那样，人们的生活美好而幸福。但是在现今要实现这样的场景几乎是不可能的，还需要人们的努力，人民要努力，政府更要努力，让每个人能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