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雷对西方美术的见解中，有其深厚的中国文化、艺术的根底，融合了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的艺术素质，而使他的艺术批评别具一格。傅雷认为，艺术不论具有怎样的时代气息、民族或地方色彩，终究还是一种人类共通的、可以领会并接受的特殊语言。可是，在艺术最高境界上各民族是相通的这一点也并不妨碍各民族的艺术各具特色。傅雷的崇高心愿就是融合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精神成为另一种新文化，所以傅雷在欣赏西方艺术、西方美术时便不免带了一个中国人的眼光。

　　傅雷对达·芬奇的认识和介绍便是有着浓郁的个人和民族特色的。如他曾将蒙娜丽莎的微笑与中国的诗与画相比，他说，《蒙娜丽莎》的“谜样的微笑，其实即因为它能给予我们以最缥缈、最恍惚、最捉摸不定的境界之故”。在这一点上，达·芬奇的艺术“可说和东方艺术的精神相契了。例如中国的诗与画，都具有无穷与不定两元素，让读者的心神获得自由体会与自由领略的天地”。这样的评论是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所说的，是西方评论家所无法讲出的，只有浸润于两种文化并能融会贯通的人才能道明。

　　而以他对西方艺术的造诣深厚，再反观中国艺术，往往也有独到的发现。如在对伦勃朗的版画的艺术手法进行了分析与鉴赏之后，傅雷先生还对版画与速写的相似之处做了比较，他说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艺术家在一笔中便摄住了想象力，令人在作品之外，窥到它所忽略的或含蓄的部分，观众可以个人的幻想去补充艺术家所故意隐晦的区处。因为这种美感是自动的故更为强烈”。而在这种区别中，他指出了中国水墨画具有特别的美感的原因。这种艺术中的融会贯通不但使他视野开阔，而且使他能够在不同民族的艺术品中看出其特别的共同之处。

　　傅雷是精于西方艺术的，但在他对中西方艺术的了解与比较中，他也开始喜欢上了中国画。在《傅雷家书》中，他曾自述他“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而且更适合我的个性”。从傅雷的文化修养和立身处世的原则上，我们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而这正是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得出的结果；而在中西方文化的融会中，傅雷似乎更倾心于传统的中国文化。

　　“中国艺术最大的特色，”傅雷在给刘抗的信中说，“从诗歌到绘画，到戏剧，都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自然反对装腔作势和过火的恶趣，反对无目的地炫耀技巧。而这些也是世界一切高级艺术共同的准则”。而傅雷之所以倾心于黄宾虹的作品，也正在于其来源于这一传统，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特色。而且在对待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精神方面，他和黄宾虹也有着相似的态度。

　　在傅雷1954年9月21日写给傅聪的信中，记载了他在黄宾虹画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提纲：

　　（1）西画与中画，近代已发展到同一条路上；

　　（2）中画家的技术根基应向西画家学，如写生、写石膏等等；

　　（3）中西画家应互相观摩、学习；

　　（4）任何部门的艺术家都应对旁的艺术感到兴趣。

　　其中的第一条显示了傅雷融会中西的信心与理想。

　　在致傅聪的另一封信中（1955年1月26日），傅雷提出了对傅聪在艺术上的希望，这也是基于他融合东西方艺术的理想：

　　音乐院长说你的演奏像流水、像河；更令我想到克利斯朵夫的象征。而你的个性居然和罗曼·罗兰的理想有些相像了。中国正到了“复旦”的黎明时期，但愿你做中国的——新中国的——钟声，响遍世界，响遍每个人的心！滔滔不竭的流水，流到每个人的心坎里去，把大家都带着，跟你一块到无边无岸的音响的海洋中去吧！名闻世界的扬子江与黄河，比莱茵的气势还要大呢！

　　在这里，傅雷把西方的人文主义理想与中国“诗人灵魂的传统”结合起来，他知道不同民族的艺术其实都潜在着或多或少，或浓郁或淡薄的共通气息，他希望能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加以融合，并出之于本民族的精神与自己的个性。

　　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的序中，傅雷就针对两种倾向作出了批评：一是以西方的某一种主义相标榜，以肖似某大师而沾沾自喜；一是肤浅地崇奉西方学院派为经典，只知道悦人耳目。他指出这两个派别虽有种种不同，但其共同的弊端在于模仿而又不能化为己有。可以说这本书就是他为纠正这种弊端而作出的努力。

　　后来，傅雷还从正面提出了学习西方美术的原则，他说：“学西洋画的人第一步要训练技巧，要多看外国作品，其次要把外国作品忘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同时再追求自己的民族精神与自己的个性。”

　　在这里，傅雷不仅具体地指出了学习绘画的过程，而且将自己融会中西的理想贯注于其中，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他也一直在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