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和巴比伦的衰落，只是即将降临在闪米特民族头上的一系列灾难中的第一件。公元前７世纪，看上去好像整个文明世界都操纵在闪米特民族的统治者手中。他们统治着庞大的亚述帝国、征服了埃及。亚述、巴比伦、**全是说着彼此相通语言的闪米特族系的国家。世界贸易也掌握在闪米特人手中。他们在西班牙、西西里和非洲的殖民地甚至比腓尼基沿岸的本土，如提尔、西顿等城市的面积还要大。公元前８００年之前就建立的迦太基城的人口已经超过百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迦太基的航船经常前往不列颠，甚至到达大西洋外。他们还可能抵达过马德拉岛。我们曾经在前面提过，海勒姆和所罗门为了开拓阿拉伯与印度间的贸易，如何在红海合作建造过船只。在尼科王时代，已经有一支腓尼基远征队，绕非洲航行了一整圈。

　　当时，雅利安人民族还是野蛮民族，只有希腊人已经开始在他们摧毁的文明的废墟上创建新的文明。而米堤亚人，就像一块亚述碑文所记，逐渐成为了中亚的“可怕的”部落。公元前８００年，谁也不会预想到，在公元前３世纪，闪米特民族的统治会被说雅利安语的野蛮人所全部覆灭，更不会相信各地的闪米特族人竟或者臣服于雅利安人，或者成为其属国，或者被迫流离失散。除了在阿拉伯北部沙漠上的贝都因人仍然固守着游牧生活，坚守着萨尔贡一世以及他的阿卡德人民出征苏美尔以前的古代闪米特的生活方式外，其它各处的闪米特人都被征服了。但是，阿拉伯的贝都因人永远没有被雅利安人统治者征服。

　　在这波谲云诡的５００年中，闪米特文明遭到了破坏和蹂躏，只有一个民族始终团结一致，固守着古老的民族传统，他们就是被波斯人居鲁士遣回耶路撒冷，重建自己国家的弱小犹太民族。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的伟业，完全是因为他们在巴比伦编纂的那部文献《圣经》。与其说是犹太人写就了《圣经》，还不如说是《圣经》塑造了犹太人。贯穿《圣经》始终的思想，是一种与其它民族思想完全不同的精神，这就是他们在２５００年艰苦、冒险和被压迫的境遇下产生的激人奋进、教人忍耐的思想。

　　犹太精神最根本之处在于，他们的上帝是遥远不可见的。这个见不到的上帝居住远方，而不住在建造的庙宇里，它是全世界真理的主宰。其它各民族也都有自己信奉的神，这些神一般居住在庙宇里，有自己的偶像。如果这个偶像被破坏、庙宇被毁坏，那么神灵便会化为乌有。然而犹太人的上帝却属于一种全新的观念，他高住天国，超越于一切祭司和牺牲。犹太人相信，阿拉伯罕的上帝之所以把他们选作子民，是为了让他们光复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全世界的真理之都。正是这种共同命运的意识，激励了犹太人。而这种意识，在他们被遣送回耶路撒冷那刻起就已经烙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了。

　　在那个被推翻、被征服的时代里，大批使用着相同的语言、有着无数共同习俗、习惯、嗜好和传统的巴比伦人、**人以及后来的腓尼基人，都被这种精神崇拜所吸引，进而要求加入进来，承诺履行誓言，这难道不是奇迹吗？在提尔、西顿、迦太基以及西班牙的其它腓尼基城市衰败后，腓尼基人突然从历史中消失了。但同时，我们会发现，不仅在耶路撒冷，而且在西班牙、非洲、埃及、阿拉伯和东方，凡是腓尼基人到过的地方就有犹太人的团体。他们是靠《圣经》和通过阅读《圣经》而聚集在一起的。从一开始，耶路撒冷就不过是他们名义上的都城，他们真正的都城就是这部《圣经》中的精神。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现象，早在苏美尔人和埃及人把象形体变为文字之时就撒播下了种子。犹太人实在是一种奇特的民族，他们没有皇帝，也没有庙宇（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耶路撒冷公元７０年被毁的情形），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神秘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圣经》中文字的力量。

　　犹太人这种精神上的团结，绝对不是祭司们或政治家们通过事先计划、设想及推行而形成的。随着犹太人的发展，人类历史的舞台上不仅仅产生了一种新的团体，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人。所罗门时代的希伯来人，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和其它的弱小民族没有任何区别，聚集在宫殿和神庙周围，为祭司的智慧所引导，受到野心的统治者所操纵。然而，读者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新型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先知”，的确已经存在了。

　　分裂的希伯来人身上的困苦越是深重，先知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明显了。

　　那么这些先知究竟从何而来？他们的出身背景各不相同，先知伊齐基尔出身于祭司阶层，先知阿摩司则是身披羊皮的牧羊人。不过所有的先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忠诚只献给真理之主，而不是别人，他们直接与民众进行对话。先知们从不接受任何人的许可和任命。“现在，神的旨意降临在我身上了”就是他们的任命仪式。他们热衷于政治，鼓动民众起来抵抗埃及“那折断了的芦苇”，或者促使民众抵抗亚述或巴比伦。先知们无情地揭露祭司阶层的怠惰和国王的暴虐。有些先知致力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造”。他们四处宣传：富人们“正在压榨穷人”；奢侈的人在浪费孩子们的面包；富有的人成为异族的朋友，并且还模仿异族人享乐和奢侈的恶习。而这一切都是亚伯拉罕的上帝耶和华所憎恶的，他必将降祸于这块土地。

　　这些痛斥被记录和保存下来，并被世代研究。犹太人走到哪里，先知就出现在哪里，这种新的宗教精神也就传播到哪里。他们促使民众抛弃祭司和庙宇、超脱朝廷和帝王，把人们引导到真理之主面前。这是先知在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以赛亚的伟大演说中，先知的声音上升为一篇美好的预言：全世界将在惟一的真神庇佑下实现统一和和平。犹太的预言在这里达到了顶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先知都如以赛亚一样持有这种主张，聪明的读者肯定也会在先知的书中发现许多仇恨和偏见，有些预言甚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极具危害性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正是那些在巴比伦被俘时期的希伯来先知出现，标志着人类世界上出现了一股新兴的力量。这是一种呼吁个性道德的力量，一股呼吁反抗一直束缚和禁锢人类发展的物神崇拜的牺牲和奴隶式愚忠，争取自由意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