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中海的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有一个很小的岩石半岛，在近两个世纪里它为现今世界的生活打下了完整的基础，这其中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上帝晓得还有什么），这所有的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多少世纪以来，大家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在哲学家们的一生里也多少要花费一些时间来找寻答案。

　　盛气逼人的历史学家同化学、物理、天文以及医学上的专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往往以某种居心不良的蔑视态度看待所有想发现“历史规律”的努力。在研究蝌蚪、细菌以及流星时的可行的办法，在研究人类领域中却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可能是我错了，不过我觉得这种法则仍旧存在。目前我们的收获甚微，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们下的功夫还不够。我们总是忙着积累事实，却腾不出时间把它们煮一煮，让它们溶解、升华，然后从中淬炼出风毛鳞角的智慧结晶，或许对于我们这类特殊的哺乳动物，这些智慧还真有点价值。

　　涉足这个新的研究领域，难免有点诚惶诚恐。这儿我借用科学家的一段名言，献上下面的历史定律。

　　依据现代科学家的最新成果，当全部物理与化学的成分都到达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的时候，生命（有别于无生物的有生物）就出现了。

　　将上面这段话翻译为历史学的概念，便是：

　　“只有一切种族、气候、经济以及政治因素达到或接近于某种理想比例的时候，高级形式文明才会突发其然地、看似自动地产生。”

　　我将举几个反面事例来详尽论述这样的观点。

　　当智商还处在穴居人水平的种族是没法繁荣昌盛的，就算在天堂里也不会。

　　倘若是出生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冰屋里，从早到晚就是盯着冰上的捕海豹洞，这样伦勃朗就画不出图画，巴赫就没法谱出受难曲，伯拉克西特列斯也塑不出雕像来。

　　假使达尔文必须在兰开夏郡的工厂中干活谋生，在生物学上他就不能作出贡献，要是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是一个自身难保的奴隶，居住在罗曼诺夫庄园的某个偏僻村庄里，那他也发明不了电话。

　　埃及被誉为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那儿气候宜人，可土著居民的体质却不算健壮，进取心也不是很强，经济和政治条件也糟糕极了。巴比伦与阿西利亚同样是这样。已迁移到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却身材高大，精力旺盛，气候也没问题，可是政治与经济的环境依然差得很远。

　　巴勒斯坦的气候无任何能够炫耀的地方，农业生产力落后，在横穿国土沟通亚洲与非洲的大道之外的地区，商业屈指可数。何况，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掌握在耶路撒冷神庙的教士手中，这当然不利于个人积极性的发展。

　　腓尼基的气候倒是不错，并且身强体壮，经济条件也很好，不过，这个国家却经受了严重经济不平衡的悲剧。一小部分船主积聚了所有的财富，还创建了森严的商业垄断。如此一来，早期泰雅与西顿的政权成了大富豪们的囊中之物。穷苦百姓连起码的努力干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们变得非常冷淡、淡薄，后来，腓尼基重蹈迦太基的复辙，因为统治者的短浅目光与自私自利而化为乌有。

　　不管怎么说，在早期所有的文明的中心，成功必要的因素往往欠缺。

　　公元五世纪时在希腊终于产生了完美平衡的奇迹，它维持的时间十分短暂，并且奇怪的是，竟然连这也不是在本土发生的，而是发生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上。

　　在另外一本书中我也描述了闻名的岛屿桥梁，它们将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早在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埃及、巴比伦以及克里特商人就经由这些岛屿前往欧洲。他们的着陆不但通了商，而且还将亚洲的思想带到了欧洲，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名叫以沃尼亚的狭长地带上。

　　当时离特洛伊战争还差几个世纪，希腊大陆的某些部落将这块长九十英里、宽仅数英里的疆域征服了，先后创建了殖民城市，其中最为闻名的是以弗所、福赛、艾丽斯莱以及米莱图斯。在这些城市附近，最终成功的条件以完美的比例臻于成熟，让文明发展到了很多后世的文明最多偶尔能够与之并驾齐驱，却从未超过它们的水平的地步。

　　首先，殖民城市住着的是来自十多个民族的最活跃、最有上进心的人。

　　其次，这儿拥有新旧世界间与欧亚大陆间彼此通商贸易所得的财富。

　　再次，完全代表殖民主利益的政府给了广大自由者机会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我不提气候是有原因的，对于只经商的国家来说，气候的关系并不大。不管是下雨天还是晴天，船只一样能够建造，货物都能够装卸，只要没有冷得港口结冰，只要雨水没有淹没城镇，居民便不会对每天的天气预报产生兴趣。

　　以沃尼亚的天气对知识阶层的发展还是相当有利的，在图书与图书馆问世以前，知识是凭借人们口口传承下来的，城里的水泵四周变成了最早期的社会活动的中心，而且是最原始的大学所在地。

　　他们之中有记载的第一人——现今科学的真正创始人，是一个背景让人怀疑的人物。这并非是说他抢劫银行或是杀死家人，并因此而从毫不知名的地方逃往米莱图斯来。没有人知道他的祖先是哪一个，他到底是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用学识渊博的人类学专家的话来说）是北欧游牧人还是闪米特人？

　　这说明，在当时这样一个明麦安德尔山口的区区古城是一个具有多么显赫地位的世界的中心。它的人民来自五湖四海（正如现今的纽约一样），所以人们只从表面印象接受自己的邻居，从不太过深入地注意他的家底。

　　这本书并非数学史与哲学手册，所以不必为阐明泰勒斯的思想而大动笔墨。只需提及一下，对新思想他倾向于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样的风气曾在以沃尼亚风靡一时，当时罗马还仅仅是远方一条不知名的泥泞河边的小商镇，犹大人照样是阿西利亚人的俘虏，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还是一片荒芜的贫瘠之地。

　　为了弄清这样的发展成为可能的原因，我们必须了解自从希腊头目们渡过爱琴海、洗劫特洛伊城堡中的财富以来希腊所产生的变化，在当时那些远近驰名的英雄不过是最原始文明的产物，他们就像四肢太过发达的孩子，在他们眼中生命不过是一场漫长而且光荣的搏杀，里面充斥着刺激、搏斗、赛跑还有一切诸如此类的竞技，可假如我们现在的人不是为了面包与香蕉而不得不从事日常工作，倒也很愿意从事这样的活动。

　　这些血气方刚的侠客对待他们信仰的神的态度坦率直白，如同是对待日常生活中一切严肃问题一般。在公元前十世纪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曾干预过希腊人的一切，不过他们都有着真真切切的人的形象，与地球上的人差异不大。地球上的人是何时何地、如何同他们的上帝背道而驰的，里面的详情从来都是个谜，一直没有人搞清楚过。然而，九霄云外的上帝对匍匐在地面的人民所拥有的情谊一直都没有间断过，总是带着亲切的个性色彩，它使得希腊宗教表现出了独有的魅力。

　　得到过良好教育的孩子应该都会明白，宙斯是十分强大的统治者，留着长长的胡子，时不时狂暴地闹起闪电霹雳的时候，世界就像末日来临了一般。在摇篮里孩子们就听人家讲起有关神灵的故事，可当他们稍微长大一点，能自己读古老的传说时，就开始研究起那些可怕神灵的弱点。这时他们看到的神灵是在愉悦的家庭派对的灯光下出现的化装的人们——他们互相不厌其烦地恶作剧，参与平凡人们的政治讨论，因为各支持一方而彼此激烈争吵，所以，每次希腊尘世发生争论，一场轩然大波便在天国诸神之间展开。

　　不过，宙斯即便有人类的弱点，可仍旧是十分伟大的上帝与强大无比的统治者，安全起见，最好不要冒犯他。但是，他很“通情达理”，现在华盛顿议会中专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说客们对这个词的含义知道得清清楚楚，宙斯也的确很通情达理，要是掌握的火候恰如其分，还能够疏通他。具有幽默感则是最主要的，他本人以及他的天国其实他看得不太重。

　　可能这种评价对于宙斯来说并不是最好的，不过该点的好处却显而易见，古希腊一直都没有条例森严的教条，规定凡人应如何把真理和谬误区分开来。因为无现代概念中的“信条”和冷酷的教理以及凭借绞刑架推广教理的职业教士，全国上下都能够依照自己的好恶来修订宗教思想与天国的定义。

　　居住在奥林匹斯山周边的塞萨利人对其可敬的邻居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程度，远不及居住在很远的拉科尼亚湾小村庄里的阿索庇人，雅典人误以为有守护神雅典娜的庇佑，就能够对她的父亲宙斯放肆，而住在离通商要道很远的山谷里的阿卡迪亚人的信仰却更为淳朴，以轻浮的态度对待宗教这样严肃的事情最让他们恼怒。福西斯的居民是以人们对德尔法的朝圣来谋生的，因而他们确信，阿波罗（这样一个在有利可图的地方接受朝拜的天神）是一切天神中最伟大的一个，那些不远千里而来的人们，但凡是口袋里还有一两个德拉克马，就应为阿波罗去进香。

　　因为犹太人只信奉一个上帝，这令他们有别于其他民族，当时的犹太人聚在一个城市，势力日益扩大，最后一切与之匹敌的朝圣地都被他们击败了，这样一来，对宗教的垄断维持了近千年，否则让人们只信奉一个上帝没有可能。

　　这种条件在希腊却不具备。雅典人与斯巴达人都希望他们的城市成为全希腊公认的首都，但都没有成功。他们的努力只引发了徒劳枉然的长年内战。

　　有这么强个性的民族必定给独立思考精神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有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称作是“希腊人的圣经”。然而它们同《圣经》八竿子打不着，仅仅是普通读物。从未跨进“圣书”的范畴。这两本书所讲的是英雄们叱咤风云的冒险经历，他们总被人们习惯的认作是当时希腊人的上一辈祖先。这两本书提及很多宗教知识，由于天神们都无一例外地同凡人的相互争夺中各支持一方，把正经事忘得一干二净，只是纵情地欣赏在自己领地上展开的亘古罕见的大博杀。

　　希腊人从未考虑过荷马的著作是否是直接或间接地在米纳瓦与阿波罗的启示下才完成的。在文学史上荷马史诗是极具光辉的一页，长夜漫漫的冬日里，它是陪伴人们的良好读物，还能够增加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

　　这就是全部的全部。

　　这座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知识与精神自由的气息，散发着从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上发出的呛人味道，还装点着华丽的东方绸缎，弥漫着饱食终日的人们的笑语欢颜，这儿是泰勒斯的诞生地，他在这里学习、工作，直至离开人世。假如他摸索出的结论有悖于其他人的见解，那么请记住，他的思想的影响很具有局限性，通常米莱图斯人都知道泰勒斯，正如纽约人往往对爱因斯坦的大名都早有耳闻一样。假使问纽约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会告诉你，爱因斯坦是蓄着长发、叼着烟斗、拉小提琴的家伙，他还写有一篇一个人从火车这端走到那端的故事，曾在一份星期日的报纸上刊登过。

　　这个叼着烟斗、拉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瞬间的真理之光，最后把六十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结论推翻了（至少是极大改变了）。然而，千百万懒散随和的纽约人并未重视过这点，仅仅在自己喜爱的击球手试图推翻万有引力的时候，才想到数学这门学科。

　　一般古代历史教科书避开这个难题，只印上“米莱图斯的泰勒斯，现代科学奠基人”来搪塞敷衍。甚至我们能够想象到当时《米莱图斯报》上登出如此的大字标语：“当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

　　泰勒斯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如何超越前人走过的旧路，独自开辟新道路的，我也不得而知，但是能够肯定一点，他并非生活在没有知识的真空世界中，他的智慧也并非凭空捏造出来的。在公元前七世纪，在探索许多新的科学领域，人们已经有大量数学、物理学以及天文学的资料，提供给学者作为参考。

　　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已在探索天空了。

　　通过精确的计算，埃及建筑师将两块重百万吨的花岗石放于金字塔内墓室的顶部。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通过仔细研究太阳的运动，预计出旱季和雨季，给农民提供了日历，让农业劳动变得有规律可循。

　　不过，给这些实际问题作答的人们，还是认为自然的力量是上帝意志的直接体现——季节、星球以及海潮都被上帝掌管着，正如总统内阁议员掌控着农业部、邮电部、财政部一般。

　　泰勒斯对这种看法持反对意见。然而他同当时大部分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不愿参加公开场合的讨论。倘若海边的水果贩子遭遇日食时，被这可怕的景象吓得匍匐在地，嘴上叨念着宙斯的名字，那是他的事，泰勒斯不会去告诉他们说，只要是了解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都会预计出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会有日食发生，在几分钟内米莱图斯城会陷入相对的黑暗。

　　在发生此次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与利迪亚人在战场上展开了厮杀搏斗。大家觉得，光线不足是他们这次相互残杀停止的缘故。这是利迪亚诸神效仿前几年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开创了奇迹——使天国的光芒瞬时熄灭，好让受他们宠爱的一方能稳操胜券。对于这样的说法，泰勒斯是不会相信的。

　　泰勒斯达到了如此般的境界（这便是他的伟大之所在），他敢于将所有自然现象看做受永恒法则的支配，是永恒意志的体现，并非人们所想象的天神随意支配的产物。他认为，就算那天下午仅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打架，或是哈利奇进行一次婚礼筵席，没有更重大的事发生，日食依然会发生。

　　经过泰勒斯科学的观察，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产生了。万物的产生都被他归结于一条普通必然之法则，且作出了这样的推测（某种程度来说他的推测是对的）：世间万物之源都取决于水，水从四面八方把世界包围住，从创世纪之初就与世共存了。

　　令人遗憾的是，泰勒斯的任何亲笔文稿都没有被遗留下来，也许他曾用文字表达过自己的思想（希腊人已从腓尼基人那学会了字母），可现今他的文稿荡然无存，对他的了解我们全都是从他同时代人的著作中提供的只言片语里获得的，如此才对泰勒斯的个人生活有一定的了解。泰勒斯的身份是商人，同地中海诸多角落的人都有过接触，还要提一下，大部分的早期哲学家都是商人，这也成为那个时候的一大特点。哲学家被看做是“智慧的恋人”。然而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是从不忽视的，即生灵之中蕴涵着生活的秘密。他们觉得，“为智慧而寻找智慧”的观点，就如同“为艺术而艺术”、“为食物而吃饭”的谬论一般，后患无穷。

　　他们眼中，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个性的人，好的、坏的以及不好不坏的，这是衡量一切生灵的最高标准。所以，在闲暇时他们耐心地钻研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动物，并且依照人的真实面目去研究，不会按照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臆造从事。

　　这可以使他们同其他人和平共处，从而极大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相较于不厌其烦地说教、指点人们通往大千世界的捷径更为有效一些。

　　他们很少用清规戒律限制人们的活动准则。

　　不过，他们以身作则地向人们表明，倘若理解了自然力，灵魂深处必然会寄托着所有幸福的安宁。当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获取了身边人的好感之后，哲学家便能够有充分的自由去钻研、探索以及调查，甚至能够深入到只有上帝才可以干预的领域里去冒险。作为新福音的先驱者，泰勒斯为这项有益的事业将才华横溢的一生都奉献了出去。

　　即便他对希腊人眼里的世界进行了深入地分解，分别考查了各个微细部分，并公开的对自古以来大部分人一直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提出质疑，但人们仍然允许他躺在床上寿终正寝。就算当时有人要求他对自已的异端邪说作出阐释，至今我们也无从查考。

　　一经泰勒斯指明了道路，就出现了蜂拥而至的追随者。

　　比方说阿那克萨哥拉，他三十六岁时从小亚细亚来到雅典，此后一直作为“诡辩家”，在希腊几座城市里还当过私人教师。他对天文学很有研究。在讲课时他指出，太阳并非大家普遍公认的是某名天神驾驭的一辆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滚烫的火球，比整个希腊还要大千万倍。

　　这个理论并未给他招惹是非，老天也没有因他胆大妄为而劈死他。因而他把自己的理论又推进了一步，大胆指出，在月球表面上覆盖着山脉与山谷，后来他还暗示说，有一种“种子”，是万物的起源和终端，从创世纪时就已存在。

　　可是，阿那克萨哥拉涉及到了一个危险的地带，他所提的都是人们熟知的事情，以后的许多科学家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太阳与月亮相隔地球千里，哲学家通常并不在乎如何称呼它们。然而这位教书先生说世间万物都是从一个叫做“种子”的不明物中成长的，这未免大过分了。他的断言和天神的故事恰恰相反——是天神在洪水之后将小石子变成无数男女，这样世界才会重新人口兴旺。在孩提时代希腊所有的孩子就听过这样的故事，因而对它的无比庄重严肃的真实性加以否定会让现存社会的安宁受害无穷，也会让孩子们对长辈的智慧提出质疑，万万不可。所以，阿那克萨哥拉变成了雅典父母同盟大肆攻击的靶子。

　　倘若当时是君主制与共和制初期，城邦的统治者还依然有足够力量对一名宣扬不受欢迎的教理老师进行保护，让他免遭大字不识的古雅典农民的愚蠢仇视的迫害。可当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了巅峰时刻，个性自由早已今时不同往日了。何况，当时深受大部分人鄙视的伯里克利恰好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这又为法庭打开了方便的治罪之门，致使人们用以掀起一场反对古老独裁统治的政治风暴。

　　有位名叫奥菲特斯的教士，在某一人口最密集的郊区做行政长官，他提出的一项法律被通过了。这项法律规定，“对全部不相信现今宗教者与对所有神明持不同看法者，要马上治罪”。因此，阿那克萨哥拉被投进监狱。可是最后城市中的开明势力占了上风。阿那克萨哥拉只缴纳了一笔很小的罚款便获释了。他移居到小亚细亚，在那儿安享晚年，名如皓月，到公元前四二八年才离开人世。

　　这一案件说明，官方要压制科学理论的发展确实是枉费心机。尽管阿那克萨哥拉被迫离开雅典，不过他的思想却留给了后世。两百年之后，一个名叫亚里士多德的人注意到他的思想，并将其作为自己科学假设的基石。经历一千年的黑暗时期之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让人欢心地直接传授给了伊本·路西德（一般称阿威罗伊），一个杰出的阿拉伯医学家，他于西班牙南部摩尔大学的学生中间大力宣传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将理论与自己的观察结合在一起，写下了大量著作。这些书被及时地运往庇里牛斯山，送至巴黎与布伦大学，且翻译成拉丁文、法文以及英文。西欧人与北欧人全盘接受了书中的看法，而今它们已成了科学启蒙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觉得它们就像乘法口诀表一样无害。

　　现在我们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上来。在他受审之后几乎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科学家有幸承蒙恩准，能够教授和民间迷信有偏差的学说。到公元前五世纪末年，第二件事又发生了。

　　这次受迫害的是一个名叫普罗塔哥拉的流浪教师，他来自希腊北部以沃尼亚殖民地的阿布戴拉村。这个地方因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所在地而名声不好。德谟克利特是拥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一条定论：“只有可以给绝大部分人提供最大幸福与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最有价值的。”后来他被看成激进分子，要被置于保安系统的严密监视之下。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思想的熏陶。他前往雅典，经过几年的刻苦研究，向人们宣称说，人是衡量一切世间万物的尺度；生命犹如昙花一现般短暂，因而不要将宝贵的时间花在原本就让人怀疑的上帝的存在当中，所有精力应该致力于让生活更美好愉快。

　　这一观点无疑是切中了要害，绝对会比曾经一切文字或谈话都更加能够动摇人们的信仰。并且，这个理论产生之时，恰逢雅典与斯巴达间的战役胜败攸关的紧要关头，人们深受失败与瘟疫的毒害，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很显然，这时对上帝的超凡的神力提出质疑，激怒上帝，确实不是时候。普罗塔哥拉被指控是无神论者，斥令一定要改变理论，服从法庭的管制。

　　本来伯里克利能够保护他，可这时他已经过世了。虽然普罗塔哥拉是科学家，却对殉道一点兴趣也没有。

　　他跑了。

　　可悲的是，在驶向西西里的旅程中，他的船触礁了。他很可能当场溺水而死，因为至此之后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

　　惨遭雅典人恶毒迫害的另一个人是戴阿哥拉斯。事实上他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位青年作家。在一次官司中他没有得到上帝的眷顾，于是将个人的怨恨全部宣泄到上帝身上。在很长一段时期，他为自己的苦情郁郁寡欢，导致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他到处奔走，用亵渎神灵的语言诽谤希腊北部人尊敬的“神圣玄机”。他的胆大让他被判处死刑。然而在临刑前夕，这个可怜的家伙得到了逃跑的机会。他来到科林斯，照样诅咒奥林匹斯的天神，后来最终因肝火太旺而寿终正寝。

　　最后希腊人不易说的偏见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法庭对苏格拉底臭名昭著的死亡宣判。对这我们在此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一提及世界依然如故，说到古代雅典人心胸狭隘的程度不亚于后人的话，人们就必定举出苏格拉底的事例，看成希腊人顽固不化的强有力佐证。然而现今我们通过详尽的考察以后，对情况有更为清楚地了解了。这位街头演说家的毕生都很平凡，他才华卓越，却让人讨厌，他给公元前五世纪盛行于古希腊的思想自由精神作出了最直接的贡献。

　　那个时候的人们依然相信有天神存在，于是苏格拉底将自已说成代表上帝的预言家，尽管雅典人没法完全理解他所讲的“精灵”（也就是在内心深处告诉他应如何说如何做的声音）代表着什么，却完全能够领会这一事实：对身边的人们供奉神明的东西持否定态度，也不屑于传统的习俗。最后，当政者把这位老人杀死了，可他的神学观点（虽然官方为了说服大家而牵强地作为欲加之罪）事实上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没有关联。

　　苏格拉底是一位石匠的儿子。他的父亲子女很多，钱财很少。他没有钱上正规大学，这是因为那时的哲学家都讲究实惠，教一门学科的报酬是两千块钱。何况，对苏格拉底来说，追求纯粹的真理、研究无用的科学现象完全是浪费时间与精力。他觉得，只要一个人善于培养自己的信念，有无几何学的知识也无关紧要，对于拯救灵魂来说，了解彗星和行星的自然现象毫无用处。

　　这个塌鼻梁、衣冠不整的朴实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和无业游民争论，晚上则毕恭毕敬听妻子的唠叨（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他的妻子必须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可她的丈夫却将谋生当成是生存中最不应注意的细节）。他曾多次参加战争与远征，是个令人尊敬的老兵；他身为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当时众多的教师中被挑选出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接受惩罚。

　　为了详尽地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应当明白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以及进步作出痛苦而有用的努力的时候，雅典的政治面貌怎样。

　　在苏格拉底的一生中（他被处以死刑时已年过七十），他试图告诫人们，他们正在浪费青春，生活毫无意义可言，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在空洞的快乐与虚无缥缈的胜利之上，一直挥霍伟大的上帝赐给的诸多恩典，哪怕使自己的虚荣心与野心得到几小时的满足都是好的。他绝对相信人的命运是崇高的，所以旧哲学界设置的所有框框和禁区他都打破了，甚至走得比普罗塔哥拉还远。普罗塔哥拉教悔人们：“人是衡量一切生灵的尺度。”苏格拉底则说：“人的无形意识是（或应该是）万物的最后尺度；改变命运的不是上帝，而应该是我们自已。”

　　在法官面前苏格拉底的演讲（确切地说，法庭上总共是五百名法官，他们都是苏格拉底的政敌刻意挑选的，其中的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所有听众来说，无论他们是否持同情的态度，都是最鼓动人心的通俗浅显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争辩说道：“世上谁都没有权力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夺取别人随意思考的权利。”他说，“只要人们有自己的道德与信念，就算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子以及家庭，也都是可以成功。可倘若不完全研究问题的前因后果，谁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必须有讨论一切问题的充分自由，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才行。”

　　可惜的是，该被告是在错的时间阐明了错的论断。且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以后，雅典富人和穷人、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苏格拉底是“温和派”——一个既看到双方利弊，又试图找到折中方案以满足所有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自然而然哪一方的好感都得不到，不过那时双方势力相当，没有时间来对付他。

　　到公元前四○三年，那些绝对的民主派彻底控制了王国，赶跑了贵族，苏格拉底也便在劫难逃了。

　　他的朋友知道这一切后，劝告苏格拉底早点离开这座城市，这是相当明智的。

　　苏格拉底的敌人不一定比他的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中，他总是扮演“口头评论家”的角色，作为一个聪明绝顶的大忙人，将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假面具以及思想骗术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出来当成一种乐趣。慢慢的时间长了，在希腊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上午他谈到的趣事，到晚上全城老老少少便都知晓了。有人专门为他排演了戏剧。在他入狱的时候，关于他一生中的大大小小的琐事全希腊人都了如指掌。

　　那些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们（比方说那个不会读写、只因通晓上帝旨意而在起诉中最卖力的粮贩子）对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尽职尽忠，为城市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最危险分子深信不疑，他们认为苏格拉底是一个只会教给奴隶懒惰、犯罪以及不满的人。

　　十分有趣的是，尽管在这样的环境里，苏格拉底依旧用精湛的口才为自己辩护，并且这让陪审团的绝大部分人倾向于释放他。他们提议，只要苏格拉底摒弃争吵、辩论、说教那些可怕陋习，对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加以干涉，不再用无休止的疑问去纠缠他们，就能够被赦免。

　　可是苏格拉底不接受这些。

　　“这肯定办不到！”他喊，“只要我的良心以及我微弱的心声还在引导我继续向前，把通往理智的真正道路指引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所见到的每一个人，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毫不顾虑后果。”

　　这样的话，除了判处这个囚犯死刑以外，法庭没有其他办法。

　　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一年一度去戴洛斯朝圣的船只还没有返航，依据雅典法律，在此期间是不可以行刑的。整整一个月，这位老人安详地待在监狱里，研究怎样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有多次逃跑的机会，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觉得自己已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疲惫了，打算离开人世。直到行刑时，他仍在同朋友们谈话，用自己坚持的真理劝解他们，告诫他们少花点心思在物质世界上，而要注重精神世界。

　　随后，他饮下那杯毒鸩，躺在床上，至此以后，所有争论都伴随着他的长眠而尘埃落定。

　　势不可当的公众愤怒曾一度让苏格拉底的门徒吓破了胆，认为还是离开过去的住处一段时间比较好。

　　等一切都平息了下来。他们便又回来，重操旧业，公开讲学。当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内，他的思想传播得比以前更广泛了。

　　同时，这座城市经历了十分困难的时期。夺取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结束五年了，雅典人在这次战争中败下阵来，斯巴达人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一场体力与智力对抗获胜的战役。不用说，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不长。斯巴达人从未写过一句值得记下的话，对人类的知识也未作出过一点的贡献（除一些军事战术以外，今日的足球比赛里已经沿用到了这样的战术）。斯巴达人觉得，对手的城墙被推倒了，雅典的舰队也剩余没多少，便已大功告成。然而，雅典人的思想却未因这而丧失敏捷的天赋。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后的十年，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聚集了世界各个地方的船只，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身先士卒，统领了希腊联合舰队。

　　何况，尽管伯里克利的努力并未得到同代人的注意，却让雅典变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正如公元前四世纪的巴黎一般。罗马、西班牙以及非洲的有钱人家都希望孩子得到时髦的教育，即便孩子只被允许参观一下卫城周边的任意一所学校，家长也会觉得是无上的光荣。

　　要正确理解古代社会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在古代社会，生存被看得尤为重要。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那个时候的基督教是所有异教文明的公敌——希腊人和罗马人被人们看成是天良尽失的家伙。他们总是崇拜那些不伦不类的天神，其余的时间便用来大吃大喝，饮整罐整罐的萨莱诺酒，听埃及舞女的细语缠绵，偶尔还奔赴战场，把屠杀作为乐趣，残忍的杀害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与达西雅人。

　　不容置疑，不管在希腊还是在罗马，有特别多的商人和战争贩子，可能在罗马更多一些。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伦理道德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积累起万贯家私。正由于这些人十分富有，人们才必须对他们忍气吞声。不过，在社会中这些人一点威信都没有，所以无法推崇他们为当时文化的代表人物。

　　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被我们发掘了，这家伙和尼禄大肆掠夺罗马及其殖民，谋取数以百万计的家财。望着这个老投机倒把商用不义之财造起来的有着四十间房屋的宫殿的废墟，我们不禁摇头叹息：“好腐败啊。”

　　随后，我们坐下来品读爱比克泰德的书籍。曾经爱比克泰德当过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坏蛋的奴仆。可是读他的书后，我们却深刻感受到自己是同与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的灵魂为伍。

　　我明白，人们喜欢关在家里随意对自己的邻居或邻国说三道四，可是要记得，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当之无愧的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真正的代表，正如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罗菲罗迪特也拥有他的代表性一般。二十个世纪之前的人们对尽善尽美的生活的追求欲望也不亚于现今的人们。

　　毋庸置疑，当时的尽善尽美和现在的尽善尽美在概念上差异性是很大的，这一点无可厚非。那个时候的尽善尽美是某个深深欧化了的产物，同东方社会没有任何干系。可是，那些有着自己的见解、将其当做生活中追求的最崇高目的的所谓“野蛮人”，恰恰是我们的祖先，他们缓缓地发展了某种生活哲理，广为人们所认可。倘若我们觉得良心纯正，生活简朴，外加身体健康以及收入适足就是知足常乐的最好证明，那这样的哲理我们也应该给予认可。灵魂的归宿并没有引发那些“野蛮人”的极大兴趣。他们不过是将自己当做是有知识的哺乳动物，高踞在地球别的生物之上，假如说他们经常谈到上帝，不过那仅仅是我们现今常用的词汇“原子”、“电子”、“乙醚”一样。他们觉得，万物的起源应该有个名称，因而爱比克泰德提及宙斯时，那仅仅是全部还未得出答案的难题的代号而已，正如欧几里德在解题时用X和Y一样，含义或大或小。

　　那时人们对生活最感兴趣，可仅次于生活的，就是艺术。

　　他们研究千姿百态的生活，而且依据苏格拉底开创推广的分析方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他们有时为了寻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热情，而走到荒诞的极端，这确实让人遗憾。可是人人都会犯错，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古代众多理论家中柏拉图却是唯一一个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热爱而鼓吹不宽容学说的人。

　　人们都知道，这位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心爱学生，是苏格拉底文字的执笔人。

　　他把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想过的一切都收集起来，编成对话，这能够当之无愧地成为《苏格拉底福音书》。

　　在他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对他老师的理论中的一些晦涩难解之处他便开始进行详尽的解释，写了一系列文采飞扬的文章。后来他开设了许多课，让雅典人公正与正义的主张越过希腊国界，流传到四面八方去。

　　在一切活动之中，他所表现出来的忘我精神简直能够同圣徒保罗相媲美。可是，圣徒保罗的一生都很惊险，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将上帝的福音传递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可是柏拉图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舒适花园的坐椅，都是世界各地的人来拜见他的。

　　显赫的家世以及能够让他自立的财产让他能够这么做。

　　首先，他身为雅典人，他母亲的血统能够追溯到索伦。再者，他到法定年龄便得到了一笔足以维持富裕生活的财产。

　　最后，他有着出众的口才，所有获准听他在柏拉图大学授课的人们，即便仅仅听过很少几次课，都愿意跋山涉水来到爱琴海。

　　至于别的方面，柏拉图拥有很多当时青年人的特质。他入过伍，但对军事毫无兴趣。他酷爱户外运动，是一个摔跤和赛跑的高手，但从未榜上提名。他与那个时候的青年一样，也花很多时间在国外旅行上，曾经跨越爱琴海，在埃及北部暂短停留过，再次走过了他大名鼎鼎的祖父索伦曾走过的历程。可是他回国后就没再外出了，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一座风景秀丽的花园的阴凉角落里讲授他的学说达五十年之久，“柏拉图学园”也因此闻名于世。

　　最初的柏拉图是数学家，后来慢慢转向政治，在这个领域，他给现代政治机构奠定了理论基石。他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不断地进行进化，他觉得，人的生命是从低级往高级一点点上升的，世界经美好的实体发展至美好的制度，再经美好的制度产生美好的思想。

　　这一想法被他写在羊皮纸上倒是有极强的吸引力，可是当他试图将想法转变成一些具体原则、为他的理想的共和国奠立理论基础之时，他追求公正与正义的热情就变得十分的强烈，以至于对任何考虑置之不理。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一直将他主张的共和国视为人类完美的最高境界。不论是在以前还是从现在来看，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都涵盖着许多偏见，那是某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有着富足的个人收入，生活舒适，可喜欢同政界周旋，并对下层社会的人相当鄙视，以此来突出自己的“地位”，分享那些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特权。

　　可悲的是，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柏拉图的书颇受推崇。在这些学者手中，闻名的共和国成为了向宽容精神作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才华横溢的学者故意忘记，柏拉图所得出结论的背景是同他们生活的十二、十三世纪的情况是很有区别的。

　　比如，依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根本不能称之为一个虔诚的人。他对祖先们崇仰的神明十分蔑视，将它们看做是马其顿的乡巴佬，庸俗至极。他曾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记载的关于神明的丑恶行径而深恶痛绝。可随着他年纪大了，年复一年地坐在小橡树园中，对家乡每一小城邦间愚昧的争吵也越来越义愤填膺。他看到旧民主理想的完全失败，慢慢相信，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宗教信仰很有必要，否则他想象中的共和国便会马上陷入混乱。因而他坚持认为，他的理想社会的立法框架应该出台限制全体居民行动的明文规定，不管是自由人或是奴隶，都必须完全服从于它，要不然就判处死刑或监禁或是流放。看上去，该主张完全背弃了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以及宗教信仰自由，事实上这也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要想找这个世界观改变的原因并不难。苏格拉底生活在民众之中，而柏拉图却对生活非常惧怕。为了逃离丑陋的世界，躲到自己幻想的王国之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无法实现。各自小城邦并存的时代，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现实存在的，都已不复存在。已开始了集权统治的时代，日后整个希腊半岛很快并入广阔的马其顿帝国，经马里查河一直向印度河畔扩张。

　　不过，在这个古老的希腊半岛上桀骜不驯的所有民主城邦还没落入征服者囊中时，一位傲立于群雄之上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出现了，他的出现让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代已经灭迹了的希腊民族。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来自斯塔吉拉的一位神童。在那个时代他已了解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人们的知识宝库因此增添了丰富的宝藏。他的书是智慧的温泉，在他之后，整个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不再饱受苦思冥想的求学之苦，人们可以从他那获取取之不尽的精神矿脉。

　　在亚里士多德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他的家乡马其顿，来到雅典倾听柏拉图的授课。毕业后，他在很多地方讲课，直至公元前三三六年回到雅典，在阿波罗神庙周边的一座花园里创办了自己的学府。这便是哲学授课学园，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

　　让人奇怪的是，自己的城堡里雅典人并不希望再多建一些学园，那个时候，城邦不再发挥传统的商业重地的作用。精力充沛的市民都迁移到亚历山大港、马赛以及别的南方和西方的城市。留下的都是没钱或是懒惰成性的人。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最一成不变的一派人的遗孤。他们曾为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增添光彩，又导致了其毁灭。对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一切他们毫无好感可言。继柏拉图去世的十多年后，他最著名的学生竟重返故里，又开始讲授那些仍照样不为人们接受的有关世界起源以及神明威力有限的思想。对这，老一派们煞有介事地摇起头来，小声咒骂这个将城邦变成了思考自由与信仰没有约束的场所的人。

　　倘若这些守旧派执意孤行，这位门生将会被赶出国境。可是他们明智地克制了自己。原因在于，这位身体强壮、两眼近视的绅士以他饱览群书和考究的衣着而著名，在当时是政治生活中响当当的人物，并非一两个流氓打手便可任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卒。他身为马其顿宫廷医生的儿子，同皇子们一起受教育。刚一结束学业，他就担任了皇储的家庭教师一职，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每天他都与年轻的亚历山大如影相随。因而，他得到了自古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与帮助，在亚历山大去印度前线的那段时间，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他关怀备至，不敢怠慢这位帝国主宰的挚友。

　　不过，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便陷入了险境。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不幸遭遇，不希望重蹈覆辙。他像柏拉图那样，慎重地避免将哲学与现实政治混为一体，然而，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平民统治的不信任是有目共睹的。在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将马其顿的守卫部队赶跑之后，他便横穿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当马其顿人又一次征服了雅典、对叛乱进行惩治的前几个月，他去世了。

　　许多年过后，现今要寻找出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虔诚的确实依据是很困难的，但是依据通常情况，在某个业余演说家的国度，他的活动必然会与政治牵扯在一起，人们不欢迎他，要说是因为散布了会让雅典受到宙斯严厉惩罚的骇人听闻的新异端邪说，还不如说是因为他对很有偏见的极少几个地方实力派的蔑视。

　　可是，这些都无关紧要。

　　小城邦共和国体制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此后不久，亚历山大在欧洲的业绩被罗马人继承了，从此希腊人成为他们众多省份中的其中之一。

　　一切争执全都到此为止，由于在很多事情上罗马人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准许臣民自由思考，可是不让人们对政治上的一些灵活机动的原则提出质疑，那是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可以一直保持繁荣昌盛，全都依赖这些原则。

　　和西塞罗同代的人所怀有的思想与帕里克利的追随者所崇尚的理想之间依旧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希腊思想的老一代领袖人物将其宽容精神基于有些确切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好几个世纪认真实践与冥想苦思总结出来的。可罗马人却觉得，他们无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对理论问题他们毫不关心，还为这样的态度感到自豪，他们感兴趣的是实用的东西，看重行动，对高谈阔论不屑一顾。

　　假如异国者愿意在下午坐在老橡树下，探讨统治的理论或是月亮给海潮带来的影响，罗马人是很欢迎的。

　　要是他们的知识能够付诸实践，那就会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谈经论理，包括唱歌、跳舞、烹任、雕塑与科学一类的东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是别的外国佬，慈悲的朱庇特创造了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去摆玩这些正统罗马人不屑一顾的玩意的。

　　罗马人则要全力掌控好日益扩大的领地，训练充足的外籍步兵与骑兵，用来保卫边沿省份，巡查连接西班牙与保加利亚的交通要地。他们往往要花费很大精力来维持成百上千的相异部落与民族间的和平。

　　不过，荣誉桂冠依然要送给无愧于这一称号的人。

　　经过精心的工作，罗马人创立了一个巨大的统治系统，该系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用到现在，功劳的确很大。那个时候的臣民只须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执政者定下的为数很少的行动准则便能够享受广泛的自由。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相信或否认某事，能够信仰一个，或者信仰十几个上帝，甚至崇拜所有装满上帝的庙宇，这无关紧要。不过，无论人们信仰什么，在这个世界范围的大帝国里混杂居住着的各种各样的人们必须牢牢记住，“罗马和平”的实现凭借于公正地实践这样的原则——“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在一切情况下他们都不可以干涉别人或是自己城门内的陌生人的事，就算偶尔觉得自己信仰的上帝被亵渎了，也不用找政府寻求什么解脱，因为，就像台比留大帝在一次值得人们纪念的场合中说的那样：“假如那个上帝觉得必须补偿他所遭受的损失，他肯定会自己关照的。”

　　靠如此一句微不足道的话，法庭便能够拒绝处理全部这类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将涉及个人看法的问题带到法庭上。

　　假如说一群卡帕迪西亚商人在哥罗西人的领地居住的时候有继续信仰自己的上帝的权利，且在哥罗西镇子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教堂，这样的话，哥罗西人为了诸如此类原因搬往卡帕迪西亚人的领地落户时，也不得不得到相同的权利与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经常这样争辩，罗马人之所以可以摆出高傲的宽容姿态，是因为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还有别的一切野蛮部落的人都持有相同的轻蔑的态度。这可能是对的。我对此点毫无把握，不过，在整整五个世纪中，宗教上的完全宽容一直盛行在文明与半文明的欧洲、亚洲以及非洲的绝大多数地区。罗马人发展了一种治国艺术：最大可能地减少摩擦，从中获取硕大的实际成果，毕竟这一切也是事实。

　　可没有永存的东西，至少凭借武力建造起来的帝国是无法久远的。

　　罗马征服了世界，可为此努力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数以千计的战场上都存有罗马帝国年轻战士的白骨。

　　在差不多五百年里，社会的精华都将智慧花在了管理从爱尔兰海至黑海的殖民帝国这项伟大的工作当中。

　　最终，恶果出现了。

　　用一城来统治全世界，这个无法完成的事业在人力与脑力上将罗马拖垮了。

　　后来，一桩可怕的事又发生了。人们慢慢厌恶生活，对生活失去了热情。

　　全部的城乡住房都被他们占领，他们拥有着希望得到的一切游艇与马车。

　　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尝遍了各式的美酒，踏遍了绿水青山，拥有了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在他们的藏书室里能找到世间一切的文字书籍，他们家的墙上挂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图画。吃饭时有世界上最杰出的音乐家为他们演奏。童年时他们曾由最优秀的教授与教育家为他们讲课，这让他们学到了全部应学到的知识。结果却是，一切美味佳肴都失去了滋味，全部的书籍都变得乏味，所有的女人都不再有魅力，甚至生存本身也变成一种负担，好多人宁可获得一个体面的机会好结束自己的生命。

　　只剩下一种安慰！对未知与无形世界的憧憬。

　　可是，旧的上帝已死去多年了，头脑精明的罗马人不会轻易相信那些在幼儿园里教唱的歌曲里对丘比特与米纳瓦的赞扬的。

　　已经出现了享乐主义学派与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这些哲学体系宣扬慈爱、自律以及无私的美德，宣扬一生要有益于别人。

　　可是，这些哲学思想太过空洞。在街头书店塞诺、伊壁鸠鲁、爱克比泰德与普卢塔克的书里到处都有，书里提及的倒是娓娓动听。

　　可是从长远来说，纯理性的教义缺少罗马人所需要的养分，他们开始大力追求某种能够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这样看来，纯哲学的“宗教”（假如我们将宗教思想和追求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在一起，这确实是某种哲学色彩的宗教）仅会取悦少数人，基本上这些人都属于上流社会，已能饱享希腊老师给他们单独授课的特殊待遇。

　　普通百姓对这些冠冕堂皇的哲学思想却视如草芥。他们的思想也发展到这样的阶段，觉得大多数古代神话都是愚昧无知的祖先可笑的发明。不过他们还赶不上那些所谓的知识高人，还没法否定上帝的存在。

　　因而，表面上他们还一本正经地推崇共和国官方认可的上帝，暗地里却为寻求真正的幸福而追寻某个宗教行会的足迹，在过去两世纪里，在台伯河畔的古城里这种宗教行会开始得到了真心实意的欢迎。

　　我前面所用的“行会”一词起源于希腊，本意是一群“得到启示的”人——为了本行会最神圣的秘密不被泄露出去，这群男女必须做到“守口如瓶”。只有他们才可以知晓这些秘密，这样的行会正如大学兄弟会的咒符一般让人们结合在一起。

　　可是，在公元一世纪，行会仅仅是某种崇拜方式，某种说法，某种教派，某个希腊人或是罗马人（请谅解这里时间上的微略混淆）已从长老教会离去加入基督科学教会，他会告诉其他人他是去参加“另一个行会”了。相对“教堂”、“英国北部教会”与“贵族院”来说是新发明的词汇，在当时人们还不知晓。

　　倘若对这个问题你非常感兴趣，想弄清当时罗马的情况，请您在下周六买一份纽约报纸的任意一份看一看。你将看到有关来自印度、波斯、瑞典、中国和别的十多个国家引进的新教旨与新处方的四五栏广告，这些广告都可以给人们健康、富有以及得到灵魂永恒拯救的希望。

　　同我们现今的大都市一样，外来和本地的宗教不可避免地充斥罗马。原因在于它同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联系，从小亚细亚北部覆满青藤的山上开始了对西布莉的崇拜，神母被弗里基亚人尊奉为一切天神的母亲。然而这种对神母的崇拜产生了某些不合礼仪的感情放荡，罗马当局不得不采取武力关闭神母庙，最后还果断通过了一项法律，对一切传教活动都进行禁止，以免这种宗教鼓励大众豪饮和做出更为糟糕的事情来。

　　在埃及这块充满着矛盾以及神秘感的古老土地上，提供给人类好几个怪诞不经的天神，奥赛利斯、塞拉皮斯与爱西斯就像在罗马时代阿波罗、迪梅特和赫耳墨斯一样被人们所知晓。

　　至于希腊人，抽象真理与行为守则的雏型体系在若干世纪之前就被他们奉献于世。这时，他们又向崇拜偶像的异国人民提供了远负盛名的艾蒂斯、迪奥尼修斯、奥尔费斯以及艾多尼斯的“宗教行会”。从公共道德来说，这些神灵都是有缺陷的，然而他们很受人们的欢迎。

　　整整一千年里，腓尼基商人经常去意大利海岸光顾，这让罗马人熟悉了对他们的上帝巴尔（耶和华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和妻子艾斯塔蒂。老年时，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中心为这位奇妙的女神建了一座“高坛”，这让他忠诚的臣民感到十分震惊。在争夺地中海的统治权的漫长苦战中，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一直被人们公认是迦太基城的庇护者，在她的非洲和亚洲的庙宇都被毁后，她又重新以受人崇敬的基督教圣人的身份回到了欧洲。

　　可是，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神不得不提。他在军队里享有很高的声誉。在经莱茵口至底格里斯河源的罗马边境线上，任何一堆残砖破瓦之下都有他破碎的金身。

　　这便是伟大的米思拉斯神。

　　众所周知，米思拉斯原是司管光、空气与真理的亚洲神，人们将他供奉在里海低地平原。在那片牧草肥沃的土地被我们的鼻祖占有之后，在山峰峡谷之间人类便得到了栖身之地，以后这个地方成了为人所共知的欧洲。这个天神奉献给人类许多美好的东西，大家都觉得，完全是依靠万能的天意，这块土地的统治者才得以施展权力。终日里米思拉斯都处在天火之中，时常他将天火降在位居高职的人们的身上。他作为天恩的象征，即便早已远去，甚至连名字也被忘记了，不过自中世纪开始，那些慈爱的圣人们戴在头上的光环却提示我们早在教堂问世一千年以前的古老的传统。

　　虽然在很长时间内米思拉斯深受人们的崇敬，可是人们要想对他的一生作稍微准确一点的了解还是很困难。这是有原因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对米思拉斯神话深恶痛绝，其程度更甚于对普通神话的仇恨。印度神是他们最凶恶的对手，他们心知肚明，因而竭尽能事，毁掉所有能够让人们记忆起他的东西，他们的努力有了成效，米思拉斯所有的寺庙荡然无存，这个在五百年中曾经盛行于罗马的宗教，正如现今美以美教派与长老会在美国盛行一样，此时却连一张文字记载的纸片都没有遗留下来。

　　但是，当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炸药，建筑物会被彻底摧毁，通过认真搜寻一些废墟和从若干个亚洲古地获得的资料，这个空白得以填补，因而有关这个有趣天神及其轶事的相当准确的情况已被掌握了。

　　关于米思拉斯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一天，米思拉斯从一块岩石中神秘降生。他在摇篮里睡着，周边几个牧羊人过来参拜他，还送礼博得他的欢心。

　　在孩提时代米思拉斯就经历了各色奇异的冒险，其中好多的事情让我们想起了让赫尔克里斯成为希腊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丰功伟绩，然而，赫尔克里斯凶残暴虐，但米思拉斯一直都与人为善。一次他同太阳神角逐，并将其打败，可他即便得胜了，却豁然大度，这不禁让太阳神视他为手足一般，使得旁人将二人经常混淆。

　　在罪恶神降下一场干旱、想要毁灭整个人类之时，米思拉斯一箭朝一块岩石射去，霎时水如泉涌，奔向干裂的土地。后来，艾赫里曼（这是罪恶神的名字）又想用一场洪水来达到他的卑鄙目的。米思拉斯知道以后，便告诉了某个人，让他造只大船，将亲属和牲口都带着，这样人类又从毁灭中被挽救出来。他竭尽全力拯救人类，使之不因自身的诸多弊病而遭到报应，后来被升到天国，独揽正义和公正的大权。

　　那个时候谁想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列，就要通过某种仪式，以吃些面包和酒作为礼餐，用来纪念米思拉斯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用过的著名晚餐。随后，在水前接受洗礼，做那些现在我们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早在一千五百年前这样的宗教形式就不复存在了。

　　一旦进入崇拜米思拉斯的教，虔诚信徒们都被一视同仁。他们一起在一个灯火明亮的祭台前祷告，一同唱赞美诗，共同参加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节目，庆祝米思拉斯的诞辰。还有，在每周的第一天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用来纪念那位伟大的天神，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将这天称为“星期日”。他们死后，尸体要整整齐齐的摆放着，到最后审判日来临之际，好人会得到公正的回报，坏人便被掷入不灭的烈火中去。

　　这些色彩斑斓的神话的成功与在罗马士兵中米思拉斯精神的广泛深刻的影响，说明对宗教人们是相当感兴趣的。事实上，在最初几个世纪里，罗马帝国一直马不停蹄地寻找在精神上能够让大家感到满足的东西。

　　公元四七年，发生了一件事。一只小船离开了腓尼基，驶入佩加城，这座城市是前往欧洲各条道路的起点。乘客里有两个人，他们没带行李。

　　他们的分别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他们是犹太人，不过其中有一个人持有罗马护照，还拥有着非犹太族人的智慧。

　　一次永载史册的旅程的开始。

　　基督教开始征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