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下的王朝

　　监督与分肥

　　一有官员贪污腐化，总结经验教训，总免不了要说监督不力。怎么才算有力呢？我们现在政府有监察部门，有审计部门，有反贪局，党还有纪律检查部门，据说还要效法**，成立廉政公署，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多专门的监督部门呢？没有，那为什么偏是我们监督不力？

　　有人说了，各个地方政府里的监督机构跟被监督的对象属于同一个级别，同级之间监督的有效性自然不高。于是改进，纪检委级别提高，好像效果也不大。又有人认为监督部门跟地方党政负责部门有统属关系，于是改进，监督部门尽量独立，由中央直线领导。但是，如果监督机构也出问题怎么办？那就再派监督监督者。现在，听说已经开始实行中央向地方派巡视员制度，此举能否有效遏制腐败？从历史的经验上看，短期效果应该有，但想要根本改善，也难。

　　做古代历史研究的，大多认为明代的政治昏乱，但是从制度层面讲，明代的监督机制偏偏最发达。历朝都有的监察机构自然少不了，只是不叫御史台而叫都察院，辖十三道御史，原来专门的谏官给事中此时也演变成分布在六部的监察官，从给皇帝提意见，转变为给京官挑错，除此而外，各省还派有专门定期驻省监察的巡按，后来再加派巡抚、总督。政府体系之外，皇帝还要派自己身边的人到各地监察，有矿监、税监，最重要的是监军，正因为如此，被阉割过的宦官到了明代被尊成为太监。这还不算那些直属于皇帝、权力无边，但却近似于特务组织的锦衣卫和东厂、西厂。

　　巡按是最早下派的监督人员，官位不高，不过跟一般的御史一个级别，七品官而已。跟四处走走的十三道御史不同，巡按盯在一个地方，不可能什么都看不出来，因此，早期的巡按还真能查出点事来。但是，恰好也是因为定期驻在一个地方，很容易被地方官们包围软化。按规矩，监察官位卑而权重，可以跟省级的三司长官相分庭抗礼，三司见了巡按，只能客客气气的。客气归客气，礼貌归礼貌，但巡按没有具体的行政权，按规矩办事，实惠捞不到。人都是要吃饭的，官员也是人，当官还是要图吃好饭，明朝的官俸又低得可怜，大家只有自己想办法。巡按虽然只有七品但也是官，有跟所有官一样的想法。巡按没有行政权力，但却有跟行使行政权的人挑刺的权力，于是大家心照不宣，监察变成了分肥。这下好了，巡按不仅地位跟省级官员平起平坐，连实惠也平起平坐，朝廷要的监督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巡按不中用，有人找原因说是官位不高，于是派下来六部堂官一级（类似部长和副部长）的人挂上都察院的副职，下来做巡抚、总督。原来七品芝麻官派下来都可以跟省级官员平起平坐，派来部长副部长跟省级三司官阶相当，更了不得，直接就把个三司变成自己的下属，以至于后来人们不认为巡抚和总督是中央派出官员，径直把他们当成了省长。

　　最受皇帝信任的太监，虽说身体关键零件少了，但贪心一点都不少，只要被派下去，就无师自通地把监督化为分肥的契机，打着皇帝的名义，为自己捞足了好处。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因为那里的太监可以替皇帝批奏折，最实惠的却是御马监。御马监里的太监官阶都跟当年的孙猴子差不多（估计当年吴承恩写这个情节，有讽刺太监之意），但权势可不小，不仅掌握着调兵遣将的令牌兵符，而且可以向外派监军。军队多了监军，长官无所谓，但是小兵倒霉，因为又多了一个喝兵血的。时人写道：“监视之设，止多一扣饷之人。监视之欲满，则督抚镇道皆有所恃矣。故边臣反乐于有监视，功易饰，败易掩也。上（指皇帝）性多疑，有监视，又有监视监视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费，穷边士卒，何不幸一至于此。”（杨士聪《玉堂荟记》）

　　只要官员是只对上负责的，无论监督怎样绵密都无济于事，监督变成分肥绝对是官员的理性选择。只有让官员不仅只是对上负责，而且对下负责，让社会来参与监督，保障舆论监督自由，监督机构才会真正有效。19世纪中叶，美国工业化时期也一度出现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盛行的局面，但是由于有社会的监督，有舆论的揭弊，民间掀起扫黑风暴，很快就扭转了局面。

　　高处的拥挤

　　人混到政界的高层之后，就发现不好玩了，苏东坡发出了“高处不胜寒”的感喟。历来，有才华自负清高、不谙官场三昧者，才会有这种半是牢骚、半是感慨的感喟。可惜，有这种感喟的人毕竟少了点，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往高处爬。而奇怪的是，社会也似乎趋向于给某些爬的人提供制度上的便利。于是，在历史上的很多阶段里，理应作为金字塔上端的高处的人很多，拥挤不堪。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上等三品，中等三品，下等三品。最后选来选去只看门第，不计其余，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不过，士族高门之间也有个高低之分，因此里面还有故事。按说第一品是专门留给皇族的，等于虚设，高门贵族的高下，只好在第二和第三两品上加以分别。开始的时候还好，时间一长，大家都往第二品上挤，挤着挤着，把关的人受不了了，一放水，结果有点儿像样的门阀就都成了“灼然二品”。最高的地方站了太多的人，挤成一团，原本区别高下的九品中正制形同虚设。

　　士品如此，官爵也如此。无论什么朝代，开始的时候总是正态分布，大官少，小官多，封侯拜爵者更少。时间一长，大家想着法子往高处挤，黑道、黄道，猫洞、狗洞，最后就是“关内侯，烂羊头”，一大群人披红戴花，清朝末年就是满街红顶子、黄马褂、双眼花翎。不过还好，过去人们追逐高位，更多的是像《红楼梦》里的贾蓉那样，图个丧礼上的面子上好看。朝廷也不大会为这些膨胀出来的高官厚禄安排更多的实缺，不至于在各级政府机构里设置成群的官职，顶多一个缺换人换得勤一点。

　　眼下的中国，也处在个大家往高处挤的时代，不过我们超越古人的地方是我们官职的虚衔和实缺都在膨胀，一个县四大班子，十几个县首长，每高一级，官员数成倍增长。至于首长以下的官，无论虚的实的，大概早就“烂羊头”了。

　　官场如此，学坛也差不多。20世纪80年代，本科生的学士学位已经很可观了，出来一个硕士研究生，大家看着像凤凰似的。然而没几年工夫，硕士、博士就跟变戏法似的冒出来了，研究生教育以火箭的速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到今天，我们这个才恢复招考研究生不足30年的国度，硕士和博士的总量已经居世界最前列了。学校有收的积极性，有资格招的拼命招，一个导师带一个排也得招；没有资格的，争取资格也要招。学生有考的积极性，大家一窝蜂往上挤，挖门盗洞，考研辅导成了一大产业。一直到博士满街走，硕士不如狗，至死不悔。学生如此，教师也如此，看看今天各个高校，有些学校甚至是倒金字塔状态，教授多于副教授，副教授多于讲师。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们有往高处挤的欲望不是过错，错就错在制度总是像受不了挤压的闸门，不时地开闸放水，不，放人，害得高处十分拥挤。

　　官位和官缺，一直就是上级赏给那些进入官场的人们的一种酬劳。当然，进入官场的人们得用某种方式才能得到这种酬劳，不是干得好，就是拍得好。虽说有赏也有罚，但时间一长，赏的总比罚的多，奖品自然要增加，否则连自己的面子也不过去。就这样，制度的阀门只好打开了，开开合合，归总下来，官自然是越来越多。学校里的职称当然也跟官位类似，教师也是人嘛。至于学位的泛滥又有不同，求的一方大体依旧，但给的一方却有变化。大学一方面图的是面子，能招博士意味着学校上档次，博士点越多，档次越高；一方面图的是利益，博士点多了，其他的好处也就来了，什么纵向、横向的课题自然就多，再说，还可以从在职、委培生身上捞到银子。

　　什么东西多了就不值钱，高处本来就地方小，能站的人少，非要挤很多人，不仅导致大家一起贬值，而且还会使制度产生很大的麻烦。

　　神不迷人官自迷

　　有调查说，现在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政府官员迷信。就人们的视线所及，出名的佛寺、道观，出入其间，大把布施的不是老板就是官员，有点名气的卦师和风水先生那里，常来常往的，也是官员居多。时常见到这样的场景，也不知哪里来的肉头和尚，打着名号都是下山的活佛，周围晃动的，依旧不是老板就是官员。

　　做官的人，有点儿迷信，一点都不奇怪，特别是环境不确定，机遇也不确定的时候。人有了点儿本钱，有了点儿地位，却发现前程完全不可预期，说是“朝为座上客，夕为阶下囚”也许有点儿夸张，但对自己前程感到不确定却是真的。不确定，就想确定，办法有二，一是求神，二是问卦。

　　原本，求神和问卦是一回事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求神护佑，后者为求神指点迷津。前者要上供，靠贿赂，供品（牺牲）从大活人到整猪整羊整牛，后者则需要一点技术手段，殷商时候烧甲骨，后来玩蓍草、算筹，现代社会则还有西方的玩意儿，扑克牌、塔罗牌，再加上水晶球。问卦需要技术，大约是从巫术演化来的，所以，最早打卦的人，都是巫师。文化不发达的时候，巫师地位很高，属于精神贵族，由打卦打出文字符号，神秘得紧，别的人谁也弄不明白，所以没有人敢惹他们。再后来，从巫里分化出史来，符号逐渐在贵族中普及，神秘渐次消淡，巫的地位下降。到了儒家出来的时候，孔子居然敬鬼神而远之了。后来的历代王朝，尊崇儒术，只要在正常年景，大家虽然卦也问，神还求，但毕竟人文世俗色彩变成社会的主基调，坚持僧道无缘的原儒家教旨主义者固然不多，但读书人中，很多都是“祭如在”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只在运气不好的时候，急来抱佛脚，得意之时，就全忘了。这个时候，打卦看相的人，只好沦落为跟走街卖艺者为伍。清末民初，是西学东渐并西俗东渐的时候，西方的科学，夹带着西方的神一起，扫荡了中国的迷信，神佛一时间自身难保，很多佛寺道观，稀里哗啦就被拆了，不拆的，也大批地被占用，变成学校。

　　可是不久，这些破除迷信的勇士们，在自己为官为宦之后，思想居然又变了，被破除掉的迷信踱着方步又回来了。当年一干拆庙打菩萨的新式军人，不知怎么一来，又跟和尚道士加算卦看相当术士混在了一起，连密宗喇嘛教，也下了山，忙着给军阀政客们做升官道场。**在视察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队时，马失前蹄，术士说，老蒋注定要栽在唐的手里，后来唐生智跟**火并，一败涂地。广东南天王陈济棠相信术士扶箕，机不可失，发动反蒋，最后自家的飞机先飞走，投奔老蒋。四川的刘湘，让一个江湖术士做前敌总指挥，让军队按卦象行动，走到陡壁悬崖，再走，就等于全体自杀。

　　这样的故事，不想在现今，又有了续篇。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打卦看相看风水的，不仅自家财运亨通，而且居然可以干预社会，让某条路改道，让某座桥出现，让某幢大楼有某种特定的模样。至于是否能让某些官员用哪些人，不用哪些人，做哪些事，不做哪些事，自然小菜一碟。

　　只是，从前迷信的人，包括官员，往往相信因果报应，这种最流行的佛家理论通俗版，不仅被道教接受，而且在大众中很有市场，通俗地说，就是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此时不报，也许报在子孙。这种说法，固然不能挡住人们作恶，但至少让他们有所顾忌，做了坏事，多少要想点儿辙来弥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传统的迷信对社会的一种正面回报。可是，现在的官员迷信，却并不信因果报应，在他们看来，只要贿赂了神佛（大笔施舍），买通了术士，按照术士说的去操作，就自然吉人天相，一路顺风，哪怕作恶多端，哪怕天良丧尽，好像神佛也必然会保护他们。他们一方面相信世界上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一方面又很自然地把这种力量想象成跟他们一样的俗人，只要贿赂到位，就会投桃报李，用无边的法力，为他们保驾护航。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前的神秘世界还是有道德意义的，而现在官员和宗教加术士眼里的神秘世界，已经成了藏污纳垢的所在。

　　风月与官场

　　大家都知道，清朝尊崇理学，以朱熹为宗。这一点跟制度一样，也是清承明制，不过，从白山黑水那地方下来的满人，学什么都很较真。明人尊崇理学，除了朱元璋这代还马马虎虎当回事儿，后来的皇帝，根本就不在意。理学仅仅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考罢便成为束之高阁的高头讲章。在现实生活中，从皇帝到官员，大抵一体放纵。皇帝后宫，动辄万人，最荒唐者如武宗，还在宫外设置豹房，私自外出**。上行下效，官员们自然加倍演绎声色生涯，狎妓纵酒，放浪形骸，无所不为。理学也因此进化为心学，最后则成了随心所欲之学，《金瓶梅》和《肉蒲团》这样的货色，刚好可以成为心学的另类经典。天理从人心深处被开掘出来，跟人欲搅得难分彼此。

　　可是，清朝不是这样。首先皇帝后宫的人数大为减少；另外，行房时还要有许多规矩。在故宫那种幽暗仄窄的地方，稍微胆子野一点儿的皇帝，都不乐意在宫里居住。而坚守工作岗位的皇帝则后嗣不昌，到了宫外的园子被洋鬼子烧掉，没处可去放肆，连着几个皇帝，干脆一个后代也生不出来了。

　　皇帝带头自我约束，虽说有限度，比起老百姓，还是色福齐天，但跟前朝比，已经算存天理灭人欲了。当然官员们也跟着倒霉，最大也最不得人心的一条禁令，就是不许官员嫖妓。历朝历代，朝廷差不多都有官妓，设置专门机构—教坊司管理，一方面为朝廷创收，一方面优待官员—官员嫖妓优先。然而，清朝皇帝把朱熹老儿的话当真，不仅取消教坊，而且不许官员嫖妓，反差未免过大。可过大是过大，没有人敢表示不满。一来人家原本就是征服者，手里的家伙不吃素；二来理论堂堂正正，合乎经典，想驳，嘴都张不开，所以大家只好忍着、顺从，暗地里骂理学为伪道学出气。更有那热衷拍马屁的假道学，居然顺着皇帝来，变本加厉，连唱戏的女旦也给禁了，让各级领导干部的**淡出鸟来（索然无味之意，来自《水浒传》里各好汉所用的当时朝代所用的常用语），只好跟自家的妻妾用功（已经有研究证明，在那个时代，官宦家的妻妾，在性技巧方面，很是不行），各自带头，为康乾盛世的人口激增，作了不少贡献。

　　在这种理学风尚弥漫的时候，好多事都跟前朝相反，娱乐生活尤其如此。那时代的北京，尽管算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但是娼业却很不发达，每令在京做官的南方士人频发牢骚。那年月娼业发达的地方，都是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比如大同，比如陕州（今三门峡市），而且都在商道上为商家服务的。因此传说中清朝中期的名妓，说来说去，只是三寸金莲比较标准，其他的如弹唱风情，一概阙如。北京的京官们，万般无奈，百无聊赖，居然独辟蹊径，琢磨出另外一条道来—逛相公堂子，也就是说跟唱戏的男艺人，尤其是男旦交往。说到这儿，我们的性学家肯定很兴奋，说这是男同性恋。其实不对，那些跟男艺人腻乎的京官们，绝大多数性取向跟我们常人一样，那些相貌佼好的男旦，不过是昔日名妓的替代品而已，用鲁迅的话来说，他们看到的是扮女人。

　　然而，到了清朝末年，西学东渐，传统的意识形态被动摇，理学的禁令，再也禁不住官员的力比多（libido）冲动，于是渐渐地京师娼业开始复兴，苏州的清吟小班，迤逦北上，八大胡同繁荣“娼”盛。官员们“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吃花酒蔚成风气，在胡同里流连忘返。连状元娘子赛金花，原本在上海重操旧业，但也很快被吸引到北京石头胡同。到了八国联军打来，官员四散逃命的时候，被逼无奈跟鬼子鬼混一通。后来居然被回城的官员捧为用身体救了北京城的大英雄，到了民国，则升为九天护国娘娘。

　　进入民国，大家咸与共和，对西方制度的追求，以迅猛的速度落实在**上，于是官员们重要的公务都挪到八大胡同来办了。当时北京人传说，喜欢逛胡同的，有两院一堂，两院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指京师大学堂，即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这里多少有点调侃的意思，其实逛胡同最多、最有实力的逛的，还是官员，尤其是各部的高级官员，还有带兵的丘八（旧社会对兵痞的贬称）。冯玉祥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去找政府总长（部长）办事，也被拉到胡同里，一进门两个**扑上来，一个大腿上坐一个，一上来就揪胡子，打嘴巴（当然很轻）。

　　当然，在转型中的中国，这种事，一点儿都不奇怪，不管真实的西方是怎样的，但是只要一学西方，对于某部分人来讲，首先落到实处的，就是日常生活上性的放纵。现在，中国又处在新的转型中，禁令松弛，犯禁者众多，犯禁的官员，十有八九，都栽在女人身上。不过，时代毕竟进步了，这些人比起前辈来，后辈进步的地方是学会了双管齐下，一边泡小姐，一边包二奶，家花野花一齐开放。不过，凡是这种貌似的西风东渐，官员还是别带头的好，这种带头，对于国家和百姓，乃至自家的身体，都不太好。

　　文甘草的故事

　　在帝制的中国，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众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一般做了翰林之后，仕途最顺，不仅可以有机会外放考官，收若干门生，而且升迁特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卿相。不过，清末却有两位翰林公参加推翻帝制革命，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谭延闿。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位谭延闿。谭延闿本是贵胄公子，父亲谭钟麟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员，不过面目相当保守，戊戌变法时任两广总督，不仅抵触革新，而且连前任兴办的水师鱼雷学堂也给裁撤了。谭延闿是谭钟麟晚年得的儿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利于优生，但这个老来子却非常聪明，书读得好，是光绪三十年会试的第一名，即会元。湖南名士王闿运闻之大喜，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谭延闿是湖南人，湖南清季二百年没人中过会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老子和儿子唱反调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儿子往往就激进，越是有出息的儿子就越有激进的可能。中进士入翰林之后，谭钟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谭延闿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宪派搅在了一起，高票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接下来发生了辛亥革命，“山大王”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没多长时间就被刺杀，谭延闿被推上都督的椅子，从此落入“革命阵营”，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国民党阵营的四个省督独立，也有他一份。此后在湘督位置上几番上下，率领残余湘军跟随**东奔西走，参加北伐，时而省长，时而督军，时而总司令，时而军长，最后做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因他是文官，人称文甘草。中药配伍各有禁忌，唯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作甘草的人，往往有特别好的脾气，谭延闿为人之随和，是出了名的。湘督三易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从容，做官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即使被当面羞辱，则装作不闻，即使被部下卖阵，差点做了俘虏，也不过是苦笑着摇摇头而已，所以，他的第二个外号叫谭婆婆。谭延闿人有名气，字也写得好（要是开门卖的话，完全可以卖个好价），一直做着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饭铺酒店到处都有他的墨宝，随便一个马弁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谭搭纸费墨没有二话，也许有些是秘书长之类的代劳，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将名义假借的。大革命时期，国共时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垒分明，但是唯有谭延闿，左派大他站在左边，右派大他站在右边，两边的攻击炮火，都擦不到他的边。反过来说，这种人的用处也不大，做到行政院长也不过是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都能接受的作为缓冲用的沙袋，一个军人政权的点缀。

　　谭延闿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赶上了一个武人当家的时代，遍地烽火，到处打仗。“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帮会、土匪、教门也各逞威风，有枪就是草头王，枪多气粗，各以实力说话。谭延闿一介贵胄公子，不幸又是读书种子，中过会元，点过翰林，虽然据说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时候曾经在武人面前露过一小手—可以双手使枪，而且枪法极准，但依然没有武人拿他当自己人，因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也不是保定系（保定军校毕业）。而他自己也没有亲自下部队带兵打仗，实现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所以尽管他当过的官尽是些“武职”，督军、司令、军长之类，但始终成不了一个带兵官。顶着那么多貌似军阀的头衔，却从来掌不了实权，实际上却是秀才遇见兵，不仅有理讲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赶走。在那个时代，文人混在武人堆里，做幕僚也好，做“长官”也罢，往往带有很大危险性，弄不好就会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们给牺牲掉。可是由于谭延闿的好脾气，左右圆通，这种危险对他来说却似乎不存在。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他，出卖他，驱逐他，但却没有人敢冒湖南乡里舆论的大不韪杀掉他。至于上面和左右的武人，由于他的圆通、对人不够成威胁，也会安全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延闿是近代的冯道，苟安于乱世，靠的就是心平气和，处世圆通。据说，谭五十岁那年，有人做祝词曰：“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立德立功，两无闻焉。”谭氏闻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连称奇才。说实在的，这祝词虽然刻薄了一点，但对于谭确实再贴切不过了。

　　谭延闿的时代，是中国现代的转型时期，可是，转型转成了文官沦为骄兵悍将的摆设，只有像冯道一样，心平气和、唾面自干，才能文运长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