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100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又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

　　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把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煽风的。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秘书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独立的多个省份，实际上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学、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了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的越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自我感觉自己的机会就越是渺茫。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2.4亿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4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运动，但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实际上有些夸张）次数，不过1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4亿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命党人持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精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从而使满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朝廷）轻外（地方）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䜣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应该说，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虽然说，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党这种中国社会准黑社会的力量，还是冒了头，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二次革命，貌似强大的革命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命后，中国的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但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后产生的。民国来了之后，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贸然称帝，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却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果甚微。放足和禁缠（禁止缠足）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但是，民国之后，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军政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民主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总会进来，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制度的困扰和变化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加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民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得不彻底，革命得不彻底，因此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弄不明白的新世界。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懒，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往前走。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革命，和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导致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继续撬。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关于辫子与革命的零碎故事

　　今天还来谈辫子，似乎怎么说都有点儿絮叨的嫌疑。这几年若干散文大师杀入历史的酱菜园子，被尘封已久的辫子陡然间便成为近乎时髦的话题，说得太多难免招人烦。不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1911—2011年），国人规矩，大凡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总得拎出来抖抖灰，合伙吹打一通以示纪念。而辛亥革命又恰是唯一与辫子有关系的革命，提起这场革命，当年非革命党的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几乎都与辫子有关。所以不妨在此说上几句。好在关于革命和辫子的话题好像还没人说过，至少说得没有像眼下荧屏上的辫子那么多。

　　中国男人在清朝的时候留辫子的这点历史常识，眼下已经普及得连三岁孩子都知道了，不仅知道，而且还在家长的共谋下试尝“复辟”，留上小辫或者安上条带瓜皮帽的假辫子什么的。不过，这些孩子和大人也许根本想不到，围绕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毛发，中国人曾经受过何等的折腾。满清入关的时候，非要遵循圣人之教“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汉人跟他们一样，剃掉头顶的大部分头发留条小辫。结果是不少人为了脑袋顶上头发和脑后的小辫丢了自己的脑袋。后来，随着汉人暗中的“修正”，人们脑袋顶上的头发越留越多，剃发几乎只有象征的意义了，于是人们对脑袋后面的辫子却越发在乎。皇帝老儿盯紧人们脑后的辫子，辫子已经成为是否效忠大清朝的唯一标志，一般老百姓也不愿意让辫子没了，最怕的自然是官府当自己要造反。

　　然而，在大家都看顺眼了脑后的辫子以后，大清朝也渐渐地走到了自家的尽头。先是从广西杀出一伙号称信上帝的“长毛”，搅了大半个中国，虽然只是将辫子散开，可已经闹得人心惶惶。更糟的是，在洋人一拨一拨进来，中国人也渐渐地走出国门之后，总是占着上风的洋人似乎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也曾经有人留过小辫子，一个劲儿地拿中国人脑后那劳什子开心，居然说那是“pigtail”（猪尾巴），还以此为由，硬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为野蛮人和“土人”。租界的洋巡捕和红头阿三，抓起中国人来总是揪起辫子一带一串。对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进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嘲骂和这种感官刺激引起的精神折磨真是让人受不了。于是，温和的（注意是留学生）把辫子盘起，像鲁迅描绘的那样，在头顶耸起一座富士山，而性子火爆的，则干脆剪了辫子。最凶的不仅自家剪，而且也逼着人家也剪，后来鼎鼎大名的陈独秀、邹容和张继三位，在日本留学时居然找到一个桃色的茬，一个抱腰，一个按头，一个挥剪，将清朝留学监督姚某人的辫子都给铰了。

　　剪辫则意味着造反，但进入20世纪的清朝早就让洋人给折腾得做2/3死状，任凭秀女如云，连续三个皇帝居然都养不出半个子息，自然没有那精气神去寻没辫子的人的晦气，只要回国的留学生装上一条假辫子，官府一般都假装不知道。留学生们也得寸进尺，后来索性连假辫子也不装了，光着脑袋乱晃。渐渐的，连没出国的学堂学生也跟着起哄，一个接一个地将辫子送了假发店换酒钱，而属于朝廷命官的学堂监督则什么办法也没有，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学堂里对剪辫学生最严厉的处罚就是剪辫的那个学期扣点分数。

　　可是，不论知识界跟辫子怎么过不去，乡下的农民却对自家那根辫子情有独钟，不管革命党人说破大天，硬是不肯动一丝半毫，尽管他们对清朝早没了兴趣，也巴不得它早点完蛋。然而，突然之间，革命不知什么就来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大半个中国都插上了白旗。农民满以为打白旗戴白袖标的革命党是为崇祯戴孝反清复明，没想到他们刚刚坐进了衙门就开始剪辫子，比当年满清入关时张罗留辫子还要急切。革命军警加上青年学生，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外加一把剪刀，上街巡行，设卡堵截，不问青红皂白，只要见着脑后拖辫子的人，就拉着辫子拖将过来。客气一点的还宣传一下剪辫的“伟大意义”，然后再动剪刀，不客气的干脆揪过来就是咔嚓一剪。害得路人纷纷然若惊弓之鸟，能不上街就尽量不出门，买东西只好让女人代劳，实在不行则盘起辫子，扣上帽子，甚至翻出明朝时候的方巾裹在头上，有的地方居然发明了尖顶高帽，为的就是能将辫子严严实实地盖住，据说这种尖顶帽一时非常流行，连衣不蔽体的穷人都要设法买一顶，那情景，如果让今人见了，肯定会以为是湖南农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满街走的都是戴高帽子游街的革命对象。进城的农民遭际更惨，一串一串地被抓住剪了辫子，害得他们一时间连赶集都不敢去了，实在不行也派女人出马。剪辫的场景当时曾被人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男人正在被一位军警拽住了辫子，剪刀刚刚挥起，军警的得意和那汉子悲苦无奈之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老百姓难受归难受，革命党辫子该剪照样剪，在革命党人看来，有没有辫子，并不是个人的习好，而是是否依然忠于满清的问题。极而言之，脑袋后面拖着的辫子就是个奴隶根，所以，非加大挥剪的力度不可。有的地方，比如宁波，坐进衙门里的革命党人已经不满足于上街抡剪刀，居然堂而皇之地规定，凡是不肯剪辫的人一律剥夺“公权”，某些抗拒剪辫的绅士还真的被送进了监狱，结果可想而知，辫子没保住，蹲了班房，还被罚了巨款。

　　那时候，剪刀在手的人们几乎个个都理直气壮，无论是抓住辫子一声咔嚓，还是抓人进局子，都显得干净利落、痛快淋漓，真理与强权似乎都在他们这一边。剪辫就是排满，就是革命。虽然大家脑袋里想得更多的只是光复汉族，但剪辫子以后却无论如何扮不成“汉官威仪”，剪辫实际是效法西俗—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无非是叫人做“假洋鬼子”。从某种意义上，剪辫与建立中华民国一样，都属于学习西方的具体行动，因而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情景下，尤其显得气粗胆壮。然而，气壮如牛的革命党人偶尔也有吃瘪的时候。当剪刀伸到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仆人的脑袋上的时候，经没了辫子的下人的一哭一叫，洋主子出头，谙熟西方民主政治的若辈拿出自由与权利的大道理侃侃而谈，大概没想到学洋鬼子的事，却在真洋鬼子面前碰了壁，革命党人一时间居然无话可说，态度好的还可能赔情道歉，保证下不为例。只是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洋人毕竟还太少，洋人的仆人撞到革命党人剪刀上的就更稀罕，所以剪辫子在整个革命期间都在浩浩荡荡而理直气壮地进行。

　　其实，老百姓不愿意剪辫子，并不像革命党人理解的那样，是心里依然甘愿做满人的奴隶，留辫子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凡是跟自家生活尤其是身体有关的事情，只要是习惯了，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就不乐意改，不仅仅是头发，其他如穿戴也如此。不按照老习惯走，就浑身不自在，总觉得有些不安，剃发留辫已经实行了200多年，老百姓早就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自然不肯轻易更改，没了辫子，连老婆看了都不顺眼，觉得丑得不得了。平民百姓没有学过美学，在他们眼里，顺眼的就美，不顺眼则丑。辛亥前，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老婆见夫君没了辫子而寻死觅活的并不少见，笔者就看见过若干笔记里记载过因丈夫剪辫而闹着自杀或者离婚的。不过，老百姓对辫子担心的背后，还有一层更深刻原因，就是对于有关毛发巫术的恐惧。整个清朝几乎都在流行剪辫子的故事，关于偷剪辫子的谣传，不是这儿传传，就是那儿吹吹，时常造成大面积的恐慌。美国学者孔飞力就曾经就乾隆年间的一次有关剪辫的事件，侃出了一本著作，将国内学界唬得一愣愣的。人们对丢辫子担心，最主要还是在巫术方面，经人类学家证实，这种心理许多民族都有过：人体的毛发和指甲等东西只要被巫师作了法，相应的人就会遭到祸殃，甚至在某些工程中使用了这些毛发之类的东西，也可以导致相应的人生病或者死亡。显然，辛亥时老百姓对于剪辫的不情愿也有这种巫术的恐慌在作怪。冯玉祥将军回忆说，辛亥后他手下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被剪了辫哭哭啼啼的且不说，而且十分郑重地将被剪下来的辫子包好藏起来，那情形有点儿像太监阉割后，将割下来的命根子包好收起。其实，那些被当街强按头剪了辫子的人，如果没有被吓昏了头，大多也是要将剪下来的辫子讨回去的，在历史记载中我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出来吃粮当兵的人，为了一碗当时看起来还算不坏的兵饭，不得不服从军令而剪辫，不情愿也没有办法，哭闹一阵也就罢了。而对于革命党并没有赏饭的老百姓来说，无端强按头抡剪刀，可就更难以接受了。事实上，革命党人的剪辫政策还在革命进行当中惹出了麻烦。据史料记载，苏州宣布独立后，一位新军的排长带兵在街头强迫剪辫，结果遭市民群殴，警察在排解时显然有所偏袒，于是第二天又来了更多的新军将警察局捣毁。至于安徽首府安庆发生的乱子就更大，拥护前清巡抚朱家宝的人利用革命党人强迫剪辫惹起的民愤，煽动市民闹事，一呼百应，成群的市民涌上街头，看见穿西装无辫的人就是一通拳脚，并以反对剪辫为名，压迫革命党人的都督王天培走人。结果还真的将王给挤走了，最后不得不由另一个革命党人李烈钧从江西带兵入皖才将局面挽回。

　　实际上，这些事件是一个信号，一种警示，它们预示着革命党人在与民众关系上已经有些麻烦了，只是自我感觉不错的革命党人并没有觉察。自然，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吃饭，他们对清朝的嫌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吃饭问题已经出现了麻烦。当清朝政府垮台的时候，一些农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还有些人还无师自通地组织了“农局”，借来革命党的口号，打出“自由择君”、“自由择善”的旗帜，抗租抗税，满以为这种与党人呼应的新名词能换来新政权的认可。然而，掌权的革命党对他们的呼应却是派来了军队，将这些痴心妄想的农民淹没在血泊里。革命后的苛捐杂税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地区反而因军费的缘故有所增加。事情就是这样，作为政府，如果能给老百姓一点儿具体的实惠，那么也许他们会接受或者忍受某些习惯的改变，如果一点儿实惠也没有，反而强迫他们易风易俗，那肯定要遭到强烈的抵抗。革命党既然连传统的轻徭薄赋政策都不能采用，却要强迫老百姓剪掉他们相当在乎的辫子，那么招致民众的不满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在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西方的外交使节已经注意到由于派捐和强迫剪辫，南京的市民开始口出怨言，有的甚至后悔曾经对革命运动给予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后普遍出现的革命政权改头换面，甚至真正的革命党人遭到迫害和杀戮却无人过问的现象，其中固然有不喜欢革命党的地方势力的阴谋，但民众对这些只顾剪辫和打菩萨的党人严重缺乏亲和力，也正是地方势力得售其奸的便利条件。

　　对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感到有点迷惑，这就是革命党在革命后的迅速失败。在革命中，革命党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拥有全国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革命后，虽然军事实力有所削弱，但仍然不容小视，而且掌握着国会最多的议席。诚然，由于革命党组织的涣散，对议会政治过分的追求，不敌袁世凯的北洋军并不出人意料，但在袁世凯的军事打击下，革命党像雪崩似的瓦解，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却令人始料未及，其失败之速、垮台之惨，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实在不相称。在今天看来，革命的大厦虽然雄伟，但在建设过程中却忽略了基础，根本经不得风雨，一场农民根本没有参与、基本上由知识界和地方士绅操纵的大选，无论拿到多少选票，实际上并不说明问题。退一步说，即使革命党的军队还像革命过程中那么多，恐怕也难以在跟袁世凯的角逐中获胜。因为组成这些军队的人，不过是贪图几个粮饷，对剪去他们辫子的人缺乏起码的亲和力，历史证明，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当然，对于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来说，辫子的去留委实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这场革命中推行的社会改革措施，算来算去还就数剪辫子，而且就连剪辫子也是强迫的，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以先知先觉自许的革命党人，看起来根本没在乎那些后知后觉的愚氓的感觉，农民租税必须照交，选举则由知识界代办，连自家的头发也须由英雄们做主。辛亥革命早就过去了，男人的辫子也基本上成了其留在画面上的历史，可是英雄们替老百姓安排一切的做派却流芳了几十年。台面上的人们总觉得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太笨、太愚，不把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想到、设计好就放心不下，不仅为他们架好了通向幸福生活的金桥，而且还要操心手把手领着他们过去。直到今天，还不断了有大人先生叫嚷着要逼民致富，强行规定农民种这个养那个。总之，只要是英雄们认为对的事情，老百姓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也许这也是一种革命的逻辑。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不知道人们尤其是高高在上的人们，有没有雅量容忍看来好丑好丑的辫子，或者类似的东西，哪怕在它上面体现了世界上最丑陋的思想，折射了最恶劣的行为，只要它没有变成某作家笔下的“神鞭”，辫稍掠到你的尊脸。当然，更希望如果再有这样的事，那些被强令剪辫子的老百姓，能站起身来嚷一声：我留辫子干你鸟事—呸！

　　沿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今儿联甲倒乙，明儿乙联丙倒甲，后天甲再联合乙、丙、戊等一起倒丁。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军阀统治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即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和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16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概括为“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的。比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的。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就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崽。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则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拥有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他们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有留过洋（德国和日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

　　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他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他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遂顺，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一援手，眼睁睁地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和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然而，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大小头目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居然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议员国民党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过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连新的盟友进步党人也一块涮。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

　　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从自家药店买来的。

　　同样，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决裂。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殉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听话的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同室相残，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为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他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夙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两个军阀，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开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奉系统治的4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是：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后来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父以子贵，连老张（张作霖）的种种，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线上行进，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的南方政府和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以及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在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没有脱离权术和武力威胁的窠臼。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得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其他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的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地陌生，想拥有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的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这一切，也为后来的共产主义的农村革命提供了准备。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的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

　　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抱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有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相反，唯物史观和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发出大声，甚至占据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钱穆等人。

　　北洋时期这种沿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牵线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双枪兵与双枪将

　　说历史的书在谈及军阀的时候，双枪兵和双枪将永远是个能挑起兴致的话题。所谓的双枪，就是一根步枪（或者别的什么枪）再加一根烟枪，意指那些抽大烟的军人们的“装备”。比较起来，按比率而言，在军阀的队伍里面，双枪将的比例要比双枪兵高，即使在那些士兵没有抽大烟习惯的军队里，军官也不乏**。生活稍微好一点儿的人就要抽大烟，这是当时的风俗，北京的小富之家，每每鼓励孩子熏一口，说是可以让孩子踏实，不招事儿。

　　那时的人们管鸦片叫芙蓉膏、福寿膏，可见其社会声誉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差。同样，双枪兵的产生也跟风俗有关。那个时候，西南和西北地区盛产烟土（论品质，西南的烟土优于西北），统治的军阀为了多收税，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而农民为了提高商品率，也多半乐于种植，种的多了又没有人禁，价钱也就降下来了，谁都抽得起，抽大烟就跟近日吸烟卷一样了。在西南和西北地方，实际上社会各界上下层人士都在抽，多少个文人回忆都提到，到了西南，轿夫和脚夫，路上休息时，首先做的事情是抽烟，饭吃不吃倒在其次。

　　由于鸦片这种东西，一沾就上瘾，跟饭和盐一样离不开，所以，鸦片的种植也就成为农民的一种对经济作物的追求，不断地可以生利(当然大头还是让掌权的军阀收去了)，维持生计。鄂豫皖的红军到了川北，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兵源可以补充，当地的农民无论贫富，凡是男性个个都是烟鬼，最后只好变通一下，找那些烟瘾小一点的弄进来再戒，实在不行只好找女人来顶（下层百姓，女性抽烟者很少）。所以，红军四方面军（中国工农第四方面军的简称）才有那么多的女兵。

　　那个时候，抽大烟实际上是种文化，跟我们的饮食一样，不仅有“食”的内容及形式的讲究，而且有器皿的追求（烟枪、烟具），还有吸食环境的建设。稍微讲究点的家庭，待客之具少不了烟枪若干，烟枪的档次代表着家庭的地位。

　　达官贵人，吃花酒是交际，但真正谈事必须踱进密室，伴着烟枪来。雏妓学生意，首先不是学唱，而且如何烧烟、烧烟炮，也是名妓色艺中艺的内容之一。那些将这毒物输入中国的老外，居然把小脚、辫子和烟枪同列为中国人的象征反复展出，可恨固然可恨，但扣去源头不论，其实倒也不算冤枉，世界上抽鸦片的人多了，缅甸、印度比我们都早，为什么人家没有发展出如此雅俗共赏的一套文化来？

　　军人也是人，逃不出食文化和烟文化的习染。漫说士兵，就是那些当日怀着一腔救国之志，留学日本回来的士官生回国之后，过不了多久也开始喷云吐雾，士兵自然也就拿烟炮当干粮了。那个时候发军饷，经常是半为大洋半为烟土，没有大洋，光是烟土也无不可，士兵也跟抬轿子的苦力一样，不吃饭行，不抽烟不行。仗打败了，交枪可以，交烟枪不行。

　　按照云南军阀龙云的公子（也是龙云的爱将）龙绳武的说法，抽大烟对部队的战斗力其实影响不大。过足了瘾，打仗特别疯，如果战斗正在进行中，士兵也知道不打完抽不上烟，所以往往会拼命地打。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抽烟可以治病，西南地区乃烟瘴之地，各种病特多，抽烟人在这方面感觉好得多。

　　龙公子是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可是在大烟问题却不按操典说话，其实抽烟对士兵的战斗力还是有影响的。虽然抽大烟跟吸食（注射）**不一样，但也是**，只不过对身体毒害的过程要慢一些。不错，一般的头痛脑热，**是不得的，在军队里有了病，同僚们首选的方法是劝你吸烟，不分官兵，都是如此。但用鸦片来治病，在当时的条件下治死的也很多，特别是当患痢疾的时候用鸦片治，一治一个死。悬赏烟土五两，固然可以激励士兵冲锋，但定期的烟瘾发作毕竟是双枪兵的阿喀琉斯之踵，只要对方了解了行情，在瘾发或者过瘾的时候攻击，部队多半是要崩溃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总是打胜仗，跟摸清了川军的烟瘾规律不无关系，这一点看看《徐向前的回忆录》就知道。

　　所以，随着军阀混战的烈度增加，大家一致的看法还是不抽烟的好。在这个认识前提下，中国军队的双枪兵和双枪将们总量一直在减少。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无论是川军还是滇军，将领们纷纷带头戒烟，要一雪内战之耻，所以战绩相当不错。与此同时，中国的烟文化也开始衰败，公共场所烟具逐渐销声匿迹，虽然抽大烟的人还有，但已经转入地下，不再是一种炫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