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面法官手里的“冤案”及其他

　　张释之是西汉文帝时的廷尉，按今天的算法应该是王朝的首席大法官兼司法部长还兼警察头子。此人在历史上出名，因为他的刚直铁面。皇帝把惊了自己驾的家伙送去他那里治罪，可是廷尉大人居然罚了点钱就给放了。皇帝很生气，说是要不是自己的马好，非摔个嘴啃泥不可，说不定会出大事，可是廷尉大人说是你要是当时一刀杀掉也就杀了，但是送到我这儿来按律就该这样判。

　　张释之早在做公车令的时候兼带负责宫门守卫，太子和梁王这一对太后眼前的宝贝一起乘车入朝，过司马门不下车。张释之居然追上去给生生拦住，然后上奏弹劾这俩宝贝大不敬，非得皇帝亲自出面请皇太后下诏赦了太子、梁王才算拉倒。

　　如此严格执法之人也有冤枉人的时候，那是张释之刚出道的时候，在汉文帝身边做谒者仆射时常围绕秦亡汉兴的话题，跟皇帝讲些“卑之，毋甚高论”的浅显道理。一次，陪皇帝去上林苑游玩，皇帝问起上林尉园林里养的飞禽走兽的品种和数量，结果上林尉一问三不知，旁边一个小吏代为所答，滔滔不绝，问什么知道什么。于是皇帝大悦，说：“吏不当若是邪？”下令要提拔这个小吏做上林令。张释之却发表意见不同意，说这个小吏，无非是逞口舌之利，不足道。他还举出本朝两位说话不大利索的大臣周勃和张相如的例子，说明能说会道者不应该被称道，尤其不该被奖赏，甚至上纲上线，说秦朝任用刀笔吏，竞相以寻人过失、苛相察究为任，害得政治空言废实，皇帝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结果二世而亡。最后，汉文帝被说服，小吏提升的机会告吹。

　　熟悉所掌管的事务，是官吏的本分，职务越是低级，职责越是具体，就越是应该了如指掌。昏昏者理应受到惩罚，反过来，昭昭者即使不给奖赏或者提拔，那么也没有道理蒙上利口善辩的恶名，周勃固然是不善言谈的忠厚长者，但绝不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职守糊里糊涂，做丞相也许不合格，但是做将军还是称职的。至于秦之所以灭亡，的确跟严刑峻罚、官吏竞相寻过苛察有关，但这跟一个小吏对自己所负责的事务滔滔发言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张释之在此事上冤枉了人。还好，他仅仅断送了上林小吏的一次升官的机会，并没有害他丢了饭碗乃至性命。

　　西汉文景之世，距离灭亡的秦朝还不太远，秦朝在任官方面，除了军功和纳粟之外，还有相当多战国的遗风，呈口舌之辩的游士得官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当官之后，为政风格多半也是滔滔不绝说个没完，处罚了人还要说得令人口服心服或者痛不欲生。那些饱受秦法荼毒的人们，在动辄获咎的战战兢兢中最感痛楚的很可能就是这种滔滔不绝。至少在张释之的眼里，华而不实的口辩之风要算是汉朝所要接受到秦朝教训之一。也许那个上林小吏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说得太溜，口才太好，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因此触动了张释之那根始终强调秦朝教训的神经，甚至引发了他对于深恶痛绝的苛刻秦法的联想，于是上纲上线，批倒批臭，以他的口辩之才断送了口才太好的上林小吏的前程。

　　秦政之弊的确在于严刑峻法，而且执行中过于明察苛求，在这一点上，西汉初年实际上并无二致。汉高祖刘邦入关之初宽松粗疏的约法三章，到了得天下之后已经丢到爪哇国去了。朝野实行的，依旧是秦朝的苛法，而且在操作上罚重而奖轻，百般苛求，如冯唐所言，云中太守魏尚战功赫赫，只因上报斩首数目差了六个，就被削爵撤职，在当地罚做苦工。只是在匈奴压境，急需军事人才的情势下，由于冯唐的进言才得以官复原职，传下来一个冯唐“持节云中”的美谈。多少年后，词人兼军人的辛弃疾，还感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后来张释之做廷尉之后，一系列抗命之举就是要在实际中改变严刑峻法、明察苛求的作风，从宽仁的方面，修正沿袭下来的秦政之苛。当然，在这方面，最有贡献的还不是官员，而是一个弱女子淳于缇萦，若非她哀婉动人而且入情入理的上书，实行了几百年的断足、膑膝、割鼻子这样残忍的肉刑，一时半会儿是废除不了的。

　　废除苛法，去掉肉刑，是政治走向人道的开始，这一过程在中国能在两千多年前出现，无论如何都是国人的骄傲。

　　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

　　晚清的湖南出人也出学问。大名鼎鼎的“曾胡左李”（作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中，有三个是湖南人。而且这些人学问也了不得，曾国藩是理学大师，慎独功夫一流，而左宗棠则擅长帝王学，在晚清政坛上出尽了风头。

　　帝王之学是佐人成帝王之术，大刀屠龙，权术之中裹着霸气，所以左宗棠一出山就让人受不了，幸亏赶上了长毛闹事的年月，军情紧急，人才难得，也因为碰上了脾气特好而且能耐特小的骆秉章，让他得以展露才华。建功立业之后，虽说此公脾气大、嘴巴臭，还不断地弄点权术耍耍，成片地得罪人，但老谋深算的西太后和恭亲王奕䜣，鉴于督抚专权的现实，出于牵制曾、李等人的考虑，对这个搅屎棍特别地优容，使得他在众人的诋毁声中不断地上升。不仅入相而且进过军机处，要不是枢诸公受不了左宗棠的大话和唠叨，也许他会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中兴名臣。

　　然而，西征之后的左宗棠虽然一直得到朝廷的优待，始终在肥缺要差上转，却再没干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业。无论在公堂还是私邸，此老唯一热衷的事情就是骂曾国藩，骂来骂去就是那么几句车轱辘话，无非是说曾国藩假道学、虚伪，可一张嘴就是它。

　　见武官的时候骂，直骂得众将官耳朵出了茧子，非不得已不去见大帅；见文员的时候骂，直骂得下属禀报事情都没有机会；见外客还是骂，寒暄才毕，骂声旋起，一直骂到日落西山，最后随从不得已强行将茶杯塞进他的手里，高叫送客（清朝官场，例行规矩，主人一端茶杯，即为送客之意，仆人马上叫：送客）才算关上了老人家的话龙头。期间，客人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客人来是干什么的、是否有事他一概不管。不仅如此，吃饭的时候要骂，人一入座就开始骂，直到所有的菜都上完了，他老人家还言如泉涌，结果是每个人都没吃好。睡觉之前也要骂，骂声成了他自编的催眠曲，每天都在自己的骂声中进入梦乡。

　　曾左交恶一直是晚清史上的一段公案，孰是孰非即使在今天也一时难以公断。不过，两人之争无非为了公事，彼此间并不存在什么私怨。就当时公论，一般舆论还是倾向于曾者多，偏于左者少。毕竟，在左宗棠事业的关键处，曾国藩都是支持而非拆台的。显然，于公于私，似乎左宗棠都没有必要跟曾国藩纠缠不清，甚至在曾死后还骂个不休。过去史家论及此处，往往归咎于左宗棠气量窄、脾气坏。其实，左宗棠骂曾国藩，虽然不乏嫉妒之意，因为朝野公论曾在左上，但他自己在内心里也未必会像他嘴上说的那样，认为自己比曾强。晚清另一位大老李鸿章晚年服了气，承认世上真正的大人先生只有他老师（曾国藩）一个。左宗棠相反，不仅没有服气，嘴上还不停地骂，然而这个显然过于反常的“骂人事业”却暴露了他内心的无比焦虑。他心里明白，曾国藩是一座他无法逾越的高山，但一向心高气傲、目无余子的他，断然不可能像李鸿章那样放出软话，于是唯一的出路就只有骂了。

　　中国从来就不乏能人，只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以相能。曾、左、李之间，如果不是有个内修功夫好、识大体的曾国藩，晚清的中兴也许未可知。什么时候像左宗棠这样的人学会了妥协、学会了相让，中国人就真的出息了。

　　借口的故事

　　政治人物做什么都要有借口，或者说提出个主张什么的、没有借口蛮干的属于什么都不懂的武夫。借口，有的时候属于权力技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虚晃一枪，发现的时候血窟窿已经在了。有的时候，借口其实仅仅是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盖上一层纱布，薄薄地遮上点儿就得，因为旁边的人，就是看见了什么也不敢说。

　　历史最有名借口的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名相”娄师德身上。此人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他在朝中做宰相，兄弟外放地方官，临别送行，劝弟弟千万制怒别惹事。弟弟也知趣，回答说，人家把唾沫啐在我脸上，我也不生气，拿手抹去就是。娄师德说，不行，你拿手抹去，人家啐的人能高兴吗？正确的做法是等着唾沫自己干。就这样，我们的娄大人发明了一个成语—唾面自干，让后辈马屁精们享用不尽。

　　娄大人对自家兄弟高标准严要求，但处理政务却是个可人，特别通情达理。他所处的是一个女皇帝当政的年月，主子特难伺候。武则天一改李家王朝崇尚道教的传统，死活喜欢上了佛教，不仅大修佛寺，广印释典，最后干脆爱屋及乌，把清俊的小和尚拉进宫来作自己的面首，大家一起快活。快活可是快活，小和尚色戒开了杀戒却还坚持着，不仅自家坚持着，而且鼓动女皇帝在全国禁止屠宰。禁屠令一出，举国哗然，要中国人不杀猪宰羊怎么吃肉？这大概跟要中国人命差不多。不过，哗然归哗然，皇帝的命令还得执行，只是执行过程中，上上下下所行与所说多了些许周折，娄师德下去视察工作也免不了。

　　宰相出行，尽管听说娄相脾气好，但地方官也不敢怠慢，好酒好菜必须上。宾主坐好，管弦横吹，第一道菜上来了，是烤全羊。厨子出来说明，这个羊不是我们杀的，是豺给咬死的。于是大家放心开吃。过了一会儿，第二道菜上来了，是红烧鱼。厨子又出来说明，这鱼也是豺咬死的。娄师德说，不是吧，应该是水獭咬死的。大家一片欢呼，还是领导高明，于是鱼也下肚了。鱼也好，羊也好，当然都是地方官让厨子准备下的，肯定不会赶那么巧，豺专门赶来咬死了羊，自己不吃留着给娄大人。也不会像娄大人修正那样，水獭专门咬死了鱼献上来凑趣。

　　借口就是借口，官老爷做事总是需要借口，虽然当事人心知肚明，却一般没有人会如此不识趣，出来说破。不过，凡是借口必须能说得通，因此豺咬杀的鱼必须变成獭咬杀的，因为最后大家要一起骗皇帝，应付检查，不会水的豺突然变成了捕鱼能手，逻辑上说不通，所以必须修正。只是现在的人们再干这种事的时候，早就由秘书和有关人员把借口编圆了，用不着劳动领导的大驾亲自出马。进化论的道理就是好，时代毕竟在进步，当年的借口还只是在跟法令绕弯子上做文章，现在的借口不仅让法律、法令都自己见了鬼，而且往往极其堂皇，极其正大。明明在违法，却好像是严格执法，明明在牟利，却好像是在奉献，明明是在越规，却好像是在禁欲。不明就里的人，如果不被感动得掉眼泪多半是有些麻木。可惜，现在的借口出台得实在是过于频繁了，一个两个又三个，什么把戏演多了观众也就有了审美疲劳，加上回去一算账，往往感觉自己亏了，所以也就不信了。只是，跟当年的借口一样，操作者只要把上级糊弄住了就行，至于做饭烧火和看着吃的人，尽管知道内情，又能怎样呢？就像许许多多的涨价听证会似的，大家都知道听证是假的，假得甚至有点过火，但只要开过了给上面一个交代，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谁又能挡得住？

　　两个糊涂丞相的故事

　　中国古代，最扎眼的人物，除了皇帝就是宰相。宰相是百官的头，也是百官的靶子，权大责重，上得伺候老板（皇帝），下需应付政务，有点儿差池，上下不讨好。在历史，只有一手遮天打算篡位的宰相和一手遮天不打算篡位的宰相，才有真正的舒坦日子过。但是，这样的情形实在太少，所以，宰相们都比较操心，越是勇于任事者就越操心。

　　不操心的宰相也有，多半都出在皇帝过于积极、自己出头做宰相事的时候。不过这个时候不操心的宰相要时刻准备着，一旦皇帝把事办砸了，自己得出来当替罪羊。在历史上，既不操心，也不担心做替罪羊的宰相好像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西汉初年的曹参，一个是东晋初年的王导。他们不仅不操心，而且难得糊涂，以糊涂相标榜。

　　曹参是汉高祖刘邦仅次于萧何的亲信班子成员，萧何死后，他马上让从人为他收拾行李，说是就要让他做丞相了。果然，相国的大帽子落在了他的头上。可是做了丞相之后，曹参却终日饮酒，醉时多醒时少，百事不兴，属员有过，能遮便遮。有人看不惯，想过来提意见，被一并拉去喝酒，喝到大家物我两忘，意见也就没了。最后连皇帝都看不过去，转弯抹角地表示了不满，也让老先生用一套萧规曹随的鬼话蒙将过去，每日依旧沉在醉乡里。

　　王导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功臣，晋元帝能从王爷变成皇帝，多半亏了王导，登基的时候，皇帝拉他一起坐床（那时候还没有椅子）。此老也是著名的糊涂，人家骂他“聩聩”，自己也很以聩聩自得。酒量如何不知，但下面的官员胡作非为，肯定没事。有次装模作样地派出人出去考察，回来后大家纷纷说下面官员的不好，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最后等大家说完了，他说做宰相的理应网漏吞舟，何必管官员的好坏。王导居然夸这个人说得好，深合其意，害得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仅无趣，而且见鬼。

　　不过，两个宰相的聩聩，结果却不一样。曹参得到的是好评，老百姓编出歌谣来夸，结出了文景之治的果。而王导，不仅老百姓没夸，官员也未必念他的好，东晋政治混乱，国势微弱，当时人骂他聩聩，后来人依旧骂他聩聩。

　　曹参的时代，承秦末大乱，人口减半，六国贵族豪强已经被秦剪灭殆尽，社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社会只有按自然规律，慢慢恢复元气，国家才有指望。这时对社会恢复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来自政府的权力。因为这个时候，只有政府是社会唯一有组织而且有强力的势力，而且这个势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抗衡。但是作为政府官吏，恰恰有自身的强烈冲动，出来指手划脚为公也罢，为私也罢，一时间难说清楚。总之从长远看，做就比不做更不好。显然，此时的最高行政长官，能够做的最好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尽量抑制官吏的冲动。这一点，曹参做得很好，当然，当时的老板配合得也好。皇帝身子弱，没主意，又好色，不当家；当家的吕后，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地位，别的都马马虎虎可以将就。汉初尊崇黄老，据说曹参做丞相前，请教了本地的儒生，结果言人人殊，即没有一个人说的合他的意，只有盖公的清静无为才真正打动了他。当然，也只有这个主意，才真合乎时代的需要。后来很得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恰是曹参开的头。事实证明，合乎时代需要的作为，最难的恰是不作为，因为古今中外的政府官吏，别的好说，让他们尽量少作为、不生事的确太难了。

　　王导之世，门阀豪族势力已成，而且断送了西晋江山，社会对新王朝的呼唤是抑制门阀豪强，奖拔草莱，恢复中原，改变政府由门阀势族垄断的局面。然而，王导却一面模棱两可，在南渡的中原门阀和江南豪族之间搞平衡，一面放纵门阀豪族把持政权，胡作非为，从而换取他们的支持。这就是说，王导处在一个本该抑制政府官吏的时代，恰恰不抑制，反而更加放纵。仅仅由于进入中原的各个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以及中原汉人对本族王朝的依恋，才使得偏安的小朝廷得以苟延。这样的丞相，这样的聩聩，当然没法得分。

　　对于政府而言，无为是种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民间社会可以自然地生长，实现自己的均衡发展，但是，只有在抑制了官吏的权力冲动的情况下，无为才有可能。

　　小人不可得罪

　　无论是在皇帝还是大臣的眼里，宦官（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太监）不过是打杂跑腿的下人差役，所伺候的对象是皇帝，或者皇族的王爷，在没有皇帝之前是周天子或者诸侯。由于这些享有众多妻妾的人，恰好对自己的性占有权特别在意，或者特别没有自信，所以这些伺候人的人被摘掉了命根子，成了阉人。

　　对于宦官，历史评价负面的多，宦官专权，被史家列为历代王朝三大祸患之首，每每提起赵高、十常侍、刘谨、魏忠贤之辈，大家都恨得牙痒痒，到今天也余恨难消。不过，宦官专权必然有昏君当朝，宦官的恶跟昏君之昏，每每有绝对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宦官专权之权，实际上是从昏君那里趸来的。专权的宦官让人怕，不专权的宦官同样令人忌惮三分。纵然是严嵩这样的权臣，上朝的时候也得对旁边伺候的小太监拱拱手才上去。到了清朝，鉴于前朝之弊，对宦官干政防范特严，但聪明的大臣对于皇帝身边的太监却一直陪着小心，甚至刻意笼络，绝对不敢怠慢。个中的道理，最近读史读到两个故事，也许能说明一二。

　　一个来自《左传》，是定公三年的事儿。一个小国邾国的国君邾庄公一天晚上和大夫夷射姑饮酒。喝得差不多的当口，夷射姑出来小便，看门人（阍者）问他讨肉吃。大概凡是君臣饮酒的时候，大夫都会顺便给看门人点什么吃的，可是夷射姑已经有点醉意了，不但不给肉，还一把抢过看门人手里的木杖敲人家的头。喝罢了酒，夷射姑离去，第二天，看门人用水把门庭弄湿，邾庄公从房间里出来，看见门庭里是湿的，问看门人怎么回事，看门人说这是夷射姑撒的尿。邾庄公恰好是个有洁癖而且性急之人，马上下令把夷射姑抓起来。从人出去以后，不知怎么半天没有抓到，邾庄公急得直跳脚，一个绊子摔到火炉上，“烂，遂卒”，一命呜呼。一泡似是而非的尿就这样断送了一个国君的性命。

　　第二件事发生在三国时期，孙权的儿子孙亮做皇帝的时候。一次孙亮想吃梅子，要宦官（小黄门）到库里取蜜渍梅，取来之后，发现蜜里居然有老鼠屎，召来管库的藏吏，库吏呼冤叩头。孙亮问库吏：黄门是否跟你讨过蜜吃？库吏回答说，是的，但我没有敢给他。孙亮说，那事情就明白了，老鼠屎必是黄门放进去的。黄门不服，左右大臣提议交付司法审断。孙亮说，此事想弄清楚很简单，把老鼠屎剖开，如果外湿里干，则是后放进去的，如果里外皆湿则是收藏时就有的，剖开，果然外湿里干，黄门服罪。

　　邾国的阍者虽然不知道是否为阉人（是阉人的可能性很大，《左传》里已经有很多寺人（即阉人）行动的记载，都是国君身边的人），但没有证据表明邾君对他有所宠信。同样，对于孙亮身边的那位小黄门，似乎也不可能很得宠，一来孙亮是史书上记载的聪明正直之主，从无信宠宦官的记录，否则他被权臣废的时候，这一条肯定会被当作一大罪状，二来那位小黄门如果真的受宠的话，估计库吏也不至于连一点蜜都不肯给他。就是这样两个根本谈不上得宠的帝王身边人，居然闹出了大事，出人命的大事。

　　前一个故事，仅仅由于夷射姑大夫没有及时到案，而且邾君性子又过于急，才阴差阳错死了国君逃过了本该丢命或者亡命的大臣。后一个故事，如果不是摊上聪明的孙亮，那么十有八九得罪了小黄门的库吏的小命是保不住的，弄不好还要连累家人。刘安升天成仙的时候，把家里的鸡犬也都带了上去，在仙人周围过活，哪怕再低贱，也沾了仙气。同理，处在权力核心的人，无论你是干什么的，能否得到有权者的信任，哪怕是烧饭、理发、看门的也都有可能沾了“权气”，得罪不起。不知什么时候，什么机会，使一个小绊儿，就能送了你的命。

　　只要人家在有权者身边，而且这个有权者的权力又足够大，足够霸道，那么这种机会就非常多，多到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所以，无论皇帝是否明白，是否宠信宦官，给皇帝当差办事的人，都不敢轻易得罪这些原本地位低下而且缺少关键零件的人。

　　自己被自己忽悠了

　　咱中国，是盛产神奇玩意儿的地方。一般来说，玩意儿只当它玩意儿就好，玩完了哈哈一笑，是个乐子。前些年，外国有个变魔术的，把火车都变没了，也没人当真。可惜，中国人脑子、肚子和手里的诡道法术，多半是要拿出来忽悠人的，忽悠住了，黄白之物到手，忽悠不住，大不了换一个人接着来。忽悠的前提就是有人当真。一般来说，忽悠人的人，自己多半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大抵也就当一混的饭碗，人家尊自己为神仙什么的，自己也自称神仙，但对于自家有没有神术，其实门儿清。

　　不过，有的时候专门忽悠别人的人，也会被自己忽悠了，忘乎所以，觉得自己真的有两下子，是什么什么转世。这里，关键是氛围，如果氛围比较诡异，周围信邪的人比较多，这种事儿就比较容易发生。就像一个当官的，本来资质平平，可是周围人总是捧着他说高明，用不了多久他也会自以为高明一样。

　　义和团发生的年景，就是这样一个时候。朝野上下，一片迷信气氛，不少朝廷的大官愣是信誓旦旦地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刀枪不入的法术。当然，当年活跃于北京、天津的义和团大师兄二师兄们，不少人其实心里明白，刀枪不入，无非是表演，就跟现在某些晚会上的吞剑睡刀、顶扎枪一样，就是玩给大伙看的，并不意味着台上表演完了，到后台你冲他肚子扎枪会平安无事。因此，当时的义和团，就有用戏法的手法来蒙人的，连西太后特意派来查看真假的大臣都给蒙在鼓里。

　　只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义和团里，还真就有感觉自家有本事，真的可以挡住枪子的人。据当时的史料记载，闹义和团那阵，凡是有清军驻扎的地方，总是会有团民前来要求试枪，就是用真的快枪朝他们的肚子打一下。当时，距离鸦片战争已经有将近六十年，凡是正规的清朝军队，大多已经装备了西式快枪，即所谓的后膛枪，跟洋人手里的家伙，虽有精粗之别，其实差不太多。鉴于朝廷有明令褒奖义和团为义民，清军当然不敢造次，哪敢轻易开枪，可是人家缠住不放，非试不可，于是只好试试。只见来人口中念念有词，估计是咒语，可是听起来无非是什么“八戒悟空，不准透风”之类，然后身子一挺，就是八戒悟空了，袒出肚子，示意可以打了。这边拉枪栓，推子上膛，只听“啪唧”一声枪响，勇敢的团民，应声倒地。

　　在当时，像这样的勇者，还不算什么，还有搭台子在庙会上公开表演用肚子挡火枪的。这里要注明一下，不是表演者不想用西式快枪，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经过繁复的仪式表演和观众的催促之后，最后关头终于到了，表演者鼓起了他勇敢的肚子—只听“砰”的一声闷响，表演者慢慢地跪了下来，最后倒在台上，肚子上留了一个巨大的血窟窿。显然，这位仁兄太实在，火枪里的药装得太足，而且真装沙子，以往，聪明人的表演，往往药倒是装了，但是不多，而且沙子都在被打者的手里，枪一响，沙子就在肚子附近落下了。

　　甚至八国联军打进来，尸横遍野之后，也有硬撑着的，认为自己可以挡住枪子的好汉。据外国人的记载，联军进天津的时候就碰上这么一位，坐在台子上，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不死、不降、不走。这让围观的若干洋兵很是犯难，他们也不是一点儿不迷信，心里琢磨着，这家伙胆子这么大，兴许真有点东方的神秘功夫也未可知，一时间谁也不敢用枪来打，有的还怕一枪打过去万一弹回来怎么办？于是大家抓阄儿，选出一个人来放枪，最后一个倒霉蛋被选上，这家伙狠了狠心，一咬牙放了一枪，结果不问可知，最后这个勇者也一命归西。

　　这些把自己功夫当真的人，一般第一道都是被师傅忽悠的，闹义和团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北方呼啦啦来了很多身负神功的老师，这些老师号称都是从五台山、峨眉山上下来的，受什么真人、上仙亲授，告诉徒弟们，只要这么一练，神灵附体就可以刀枪不入。而其中练得最好的，据说都是童子身，从来没有近过女色，师傅越夸众人越捧就越是起劲，师傅临别再赠几句秘诀，飘飘然也。接下来，就是自己忽悠自己，越练感觉越好，感觉好到一定程度，就得展示，于是找人，觅枪，搭台试试。

　　一百多年过去，国人中间，号称有神奇功夫的还是有很多。从前有气功热，现在则有算命热、风水热。但是，不管哪个热，断然没有人宣称自己刀枪不入了，更没有人表示可以试试。还别说，一百年没有白过，人硬是聪明了许多。

　　民国里的五光十色

　　两只老虎跑得快

　　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特别多的英雄，也产生了特别多的汉奸，最大的两个汉奸要算是汪精卫和陈公博。虽然这两个人做汉奸时，能控制的区域不过长江三角洲周围巴掌大的地方，但在名义上，他俩却是中国最大的傀儡政府的魁首。虽然在为虎作伥，跟日本侵略者合作方面，做的不见得比别的汉奸更多，但影响却最大。抗战胜利，将他们钉在耻辱柱的最顶端，应该是名实相符。

　　汪、陈二人政治上是搭档，生活上也是好朋友。原本汪精卫出走的计划，陈并未参与，可是到了汪已出走，日本人却改变前约，不给汪一个体面的台阶，而原来参与密议的高崇武、陶希圣竞相逃离的时候，陈却从**来到了上海，一头扎进了“火坑”，说是要够朋友，讲义气。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国民党的能臣，他和胡汉民两个原是**的左膀右臂，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家每周都要背诵的《总理遗嘱》就是汪的手笔。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汪精卫愤而进京，刺杀摄政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谁不钦敬？汪精卫一表人才，风流儒雅，不知引得多少闺秀名媛仰慕。胡适曾经说过，如果汪精卫是个女人，他会死心塌地地爱他。当然，是男子也爱。汪夫人陈璧君体态臃肿，相貌一般，但汪精卫却一直洁身自爱，连丁点的绯闻都没有过。那时，国民党内，渔父（宋教仁）之才和兆铭（汪精卫）之德是大家公认的。汪精卫投敌后，国民党内元老一片哗然，差不多都会提到那句诸葛亮骂王朗的话：“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有痛恨，也有惋惜。

　　在国民党的革命谱系里，陈公博出道要晚得多，此公先是追求共产主义，中共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2个代表中间就有他一个。只是进得快，退得也快，会还没开完，就因为一桩旅店里发生的自杀案，闻警开溜，一直溜到美国去留学。留学回来，才混进国民革命的革命队伍。陈再作冯妇之后，很快就得到汪精卫的赏识，从此收入帐下，成为汪系国民党的干将。跟汪不同，陈公博是才子型的人物，大块头的理论文章能写，诗词歌赋也来得，最关键的是醇酒妇人从来少不了，下野时如此，当政时也如此，而且从来不避人，夫人也不为此而喝醋吵闹。泡歌女，捧戏子，养情妇，风流韵事多得到了让人惊掉下巴的地步。据说陈公博曾写过一首夫子自道的诗：“天下荒唐第一，古今才智无双，燕赵吴越孤心赏，任凭他人短长。”说得相当实在，此公的确是走到哪儿风流到哪儿，燕赵吴越到处留情，不管别人白眼还是黑眼。1930年蒋冯阎大战，汪精卫和陈公博拉着改组派跟冯（玉祥）、阎（锡山）掺和，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到了人家阎老西的地盘上（山西）居然也没耽误泡戏子，看上了一个唱梆子的女伶，结果跟当地的军阀的“同情兄”撞了车，差点儿被人赶走。

　　在大的政治格局里看，似乎政治人物的私德跟政治上的表现没有多少关系，两个人，一个一尘不染，一个曳尾泥塗，却殊途同归一并做了汉奸。其实并不尽然，国民党是个没有打算跟传统决裂、却又习染了西方政治风尚的集团，汪精卫在党内一直以**的继承人自居，虽然在跟**的争斗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始终没有被平掉。也就是说，他至少在他自己体系内是头，而且从来也没有断了当整个国民党首领和中国领袖的心思。无论是传统政治语境，还是西方的政治风尚，个人的私德是必须讲究的，尤其是领袖人物的私德必须靠得住。所以，汪精卫只要领袖的感觉存在一日，就必须做一日的不沾锅（其实，他的政敌**也一样讲究，自从跟宋家结亲之后，荒唐事就没有了）。而陈公博尽管地位不低，但毕竟在“领袖”的下面，是“臣子”，主要的任务是给领袖奉献才智的，所以就无所谓了，得风流就风流一下。

　　说来有意思，汪记国民党一直是站在左翼的立场上，跟**过不去的。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跑得更快。最后做了汉奸，虽然自家有下地狱救国家的借口，其实也不过是政争失势寻求出路的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背后有对国际形势的错判，对中国抗战不可救药的悲观估计。说到底，汪、陈二人，还是在个人名利的路上跑，而且跑得太快了。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想法，至少这种想法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而“五四运动”应该不会在前者的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总能联系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愤过一次，巴黎和会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但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间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儿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儿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儿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时写道：“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他发挥说，“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制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这番热闹是指什么，应该就是指“五四”。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地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纲上线。当然，我相信，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1920年4月19日）”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有这种念头。

　　从表面上看，吴宓的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些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的冬烘的国粹派老朽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不过，吴宓辈的牢骚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其骨子里，大抵因为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在中国人看来，太多离婚通奸，寻妓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自己，却什么都不敢做，若干年中，“不得与女人相见，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因此夜思梦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却发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其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结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

　　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他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当口，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

　　按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攻击说“徐母死了，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还崇拜关公，但是对时事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

　　然而，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发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关羽和岳飞）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而到了6月28日，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其实不确），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胡的自称，笔者注）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1919年10月15日）。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

　　耐人寻味的是，运动过后，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连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书看完，感觉“其中无予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显然，政治的意向，已经悄然影响到了文化观念。

　　胡景翼是个军阀，不过当时反对段祺瑞联日推行武力统一的人们中，有不少都是军阀。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胁的南方军阀，也有北洋内部的直系军阀。诚然，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争的因素，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出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历史是复杂的，很像样的学者也有一时看起来很不怎样的表现，而名声不佳的军阀，也有发乎内心爱国情感。

　　五光十色说民国

　　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16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大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的可以跟西方比肩，烂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蜚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的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他们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行独立，有时特行得崇高，有时特行的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那也是一个民主特别受到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

　　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当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意味。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即后来的军国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但骨子里都是进化论。进化论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

　　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的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鼓吹人们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当然，这样也就没了自由。

　　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国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

　　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