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贫民学艺所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但当母亲告诉我们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想到可以改变现在的生活，又都忍不住有些欢欣，因为不用再住在那憋闷的小屋里了。可是，等我们真的走进贫民学艺所，才感到伤心和无所适从了。因为我们一到那就被分开，母亲被领往妇女收容所，我们兄弟二人则被领到了儿童收容所。这里的生活很好适应，但雪尼和我总觉得日子中萦绕着一种灰暗愁苦的气氛。我最期待的就是围着长桌吃饭。吃饭时，我们由一位老先生照看着。他七十五岁上下，白色的胡子稀稀拉拉，忧郁的眼睛里总透着严肃。因为我最小，他就让我坐在他身旁，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喜欢我没剪短发时，有一头比其他孩子更卷曲的头发。不过好景不长，很快来了个比我更小的孩子，头发也比我的更卷，我在老先生旁边的座位就只能让给他了。年龄越小、头发越卷的孩子越要坐上座，这就是那位老先生的奇怪理由。我和雪尼在三周后转赴汉威尔贫民孤儿学校学习，离伦敦市区快十二英里。到达之后，我们先在试读部进行身体和智力检查，合格之后才能正式进入学校，因为平均每三四百个小孩中就会出现一个身体有病或智力不正常的。最初，我一直郁郁寡欢。因为在贫民学艺所的时候，觉得母亲就在身边，可是来这儿之后就离她越来越远了，所以不免怅然。从试读

　　捉他的管事们。我们小班学生是从大一点的孩子那里听说这件让人咋舌的新闻的。犯了这种大错的学生，在星期五的大健身房里是要受罚的。那个健身房十分阴冷，有几根绳子从很高的房梁上垂下来，大厅深处，摆着一张长课桌，桌前靠右的架子上搭着几根用来绑手腕的皮条，还有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板子挂在那。每逢周五早上，二三百名七岁到十四岁的男孩，就会列着像士兵那样齐整的队伍走进大厅，站在桌子三面，犯错的学生则站在缺口那面等待审讯和惩罚。错误没那么严重的孩子，挨的是藤条。欣德拉姆大尉，一名大概两百磅重的退伍海军军官，背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握着一根差不多四英尺长的藤条，那家伙几乎比男人的大拇指还粗。等受罚的孩子被脸朝下按到桌上之后，欣德拉姆大尉就架势十足地站好，把藤条横在孩子屁股上空，打量完了之后，慢悠悠地举高了藤条，再“唰”的一声重重抽在那孩子的屁股上。在这种惊魂的场面下，两旁看着的孩子常常会昏厥，跌倒在队伍中。犯错的学生挨的打从三下到六下不等。挨了三下以上的孩子，那声嘶力竭的哭叫声听起来十分可怕。有时候有孩子会在挨打中晕过去，人们就把这个孩子抬到健身房的垫子上。他至少要在那儿抽搐发抖个十来分钟，才能感觉到疼痛缓解，不过屁股上已经印了三条粉色的伤，足有洗衣女仆的手指那么宽。如果是用板子打，那就更为严重了。通常三下之后，两位中士就会扶着挨打的孩子去外科医生那儿治疗。如果有人指控你犯了错，即使你实际上没有，也不要去辩解。这是有些孩子告诉我的，因为一旦辩解后被查出来确实犯了错，那就要受最大的责罚。而笨嘴拙舌的孩子们，常常很难证明自己的清白。我第一次见人挨打，就是那个要出逃的胆大包天的孩子。他似乎很矮小，站在那张长桌后面，只露出比桌面高一点的脑袋和肩膀，消瘦的脸庞和大大的眼睛。校长很严肃的当众宣读了他的罪状，之后问他：“你承认有罪吗？”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毫无畏惧地直视着前方，拒绝作出回答。于是他就被人拉到架子前面，在脚下垫上一只肥皂箱，用皮条绑住手腕。挨了三板子之后，他照例被送去外科医生那儿了。运动场上每周四都会吹起喇叭，一听到这声音我们立刻就停止玩耍，傻傻地立在那里，听着欣德拉姆大尉在扩音器里大声念出星期五要受罚的学生的名单。有一个周四，我居然听见扩音器里传来了自己的名字，这真是让我震惊。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犯了什么错。但可能是因为即将成为那幕戏的主角吧，我竟有些说不清的激动。第二天，我走进健身房受审。校长说：“有人告你放火烧厕所。”我这次可是被诬告了，那天我去厕所解手，看见有几个孩子在外面的石头地上烧碎纸玩，但我并没有点火。紧接着校长问：“你承认有罪吗？”我极为紧张，却不假思索地说：“我有罪。”这时候我不气愤也不喊冤，只感觉到恐怖的危险向我袭来。我乖乖地被他们领到桌子前，屁股上挨了三藤条。挨打的地方疼的像在灼烧一样，我几乎停止了呼吸，但却没让自己哭出声来。当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胜利的勇士。雪尼之前并不知道我要受罚，他那时在厨房做杂活。一直到星期五那天才知道。看见我结结实实的挨了三藤条之后，他愤怒地哭了。这是雪尼事后告诉我的。我总把雪尼称做“我的小家伙”，这是弟弟对自己哥哥的昵称。这样说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被人好好地保护着，所以总有很骄傲的感觉。有时我去看他，他会偷偷摸摸地塞给我一个面包卷，有一大块黄油在里面，我就赶紧掖在衣服里跑出来，跟另外一个孩子分享。我们平时也能吃得饱，但是这么大一块黄油对我们来说还是极为奢侈的。不过好景不常，雪尼很快就离开汉威尔学校，到“埃克斯默思”号上去训练了，所以我们再也享受不到那美味的点心了。贫民学艺所里的男孩满十一周岁之后，就有自由选择去参加陆军或者海军。选择当海军的孩子就要到“埃克斯默思”号上进行实战学习。当然，学校并不强迫孩子们，不过雪尼的理想就是能在海上成就大业，所以我只能独自在汉威尔待着了。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种叫金钱癣①的病在汉威尔肆虐，所有得病的孩子都被送进了隔离室，关在可以俯瞰运动场的二楼那里。他们经常可怜巴巴地从窗户那里望着我们，我们一抬头就能看见他们剃光头发的脑袋，还被碘酒抹成了棕色。那样子太可怕了，我们一见就忍不住感到反胃。所以有一天，一个保姆突然停在我背后，把我头顶的头发一撩，马上说：“你有金钱癣啊！”我的眼泪就“哗”的一下涌出来了。治疗的日子似乎永无止境，足足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我剃了光头，涂了碘酒，脑袋上还包了一条手绢，活像个采棉花的。我知道窗户外运动场上的孩子是多么厌恶我们，所以绝对不会从窗户里往外看。母亲在我被隔离的时候曾经来看过我一次。她当时正在想法子重建我们的家，所以已经离开了贫民学艺所。我看见母亲的时候，觉得她像花束一样娇艳动人，再看看自己穿的邋遢衣服和涂了碘酒的光头，觉得太难为情了。母亲却紧紧搂着我，一边吻我一边和蔼地说：“我会永远爱你的，不管你多么邋遢。”这一切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在这之后，我们一家很快就团聚了，雪尼离开了“埃克斯默思”号，我也离开了汉威尔。新家是母亲在肯宁顿公园后面租的一间屋子。不过因为母亲找不到工作，父亲在戏院接的活也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最后不得不再次回到贫民学艺所。当时因为住在另外一个贫民救济区，所以我们进了另一家贫民学艺所。之后又转进了比汉威尔更加冷清的诺伍德学校。那儿有着更高的树和更浓密的绿叶，可能乡间也更是风景如画，但却无法逃离那种

　　①又称为环癣，是一种受真菌所感染的皮肤病，会在皮肤上形成一个个圆形的红色印，像钱币一样。

　　悲凉愁苦的氛围。那天，雪尼正在运动场上踢足球赛，两个保姆把他叫出去，告诉他母亲已经被送进凯恩－希尔疯人院——她疯了。听到这个噩耗后，雪尼十分木然，仍然回到运动场去踢球，但比赛一完，他就一个人静静地走开，忍不住哭了。他对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虽然没有失声痛哭，但我在昏聩中感受到了极度的绝望。母亲怎么可能疯呢？那么天真烂漫、活泼开朗的母亲怎么可能疯呢？冥冥中我似乎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母亲是故意的，她借丧失理智来抛弃我们。我似乎能在绝望中看见她无奈地盯着我看，然后消失在一片虚无中。一周后，我们正式听到关于母亲疯了的宣布，同时也听说法院判决父亲必须负担起抚养我和雪尼的任务。我十分开心，因为就可以和父亲住在一起了。我长这么大就见过他两次，一次是看他在舞台上表演，一次是走在肯宁顿路上，看见他和一个女人走在一栋房子前的花园小路上。那天，学校的管事驾着车把我们送到了肯宁顿路二百八十七号，就是我和父亲第二次见面的那幢房子。开门的是上次陪在父亲身边的那个女人。她叫露易丝，清瘦的脸庞上写满了愁苦，但是很美，身材也高挑儿匀称，年纪在三十上下。我父亲卓别林当时不在家，所以管事的办完手续，在文件上签了字之后，就把我们交给露易丝了。她领我们去了楼上的一间起居室，就在第一层楼梯口那。屋里有一个坐在地板上玩耍的小男孩，四岁，有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和一头棕色的浓密卷发，长的十分俊俏。这是露易丝的儿子，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我们总共住了两个房间，前面一间有一扇大大的窗户，但窗外的阳光却像从水底反射出来一样照进房间。房间里的任何事物看起来都像露易丝一样哀伤。她另摆了一张床，让雪尼和我睡在后间，但那床对两个人来说太小了。雪尼要在起居室里的沙发上睡。露易丝却说：“叫你在哪睡，你就在哪睡。”这句话一说，所有人都原地僵住，无话可讲。我们只能再回到后间的卧室。我们没有被热情款待，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抚养雪尼和我的担子对她来说太突然了，更何况，我们只是父亲前妻的孩子。我心里隐约地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感，只希望赶紧离开她和她身边所有东西，回到诺伍德。父亲回来后，很和蔼地招待了我们。我被他深深地吸引了，在餐桌上，我用心地看他吃饭的一举一动。他在切肉的时候，握刀的手就像拿着一只铅笔一样。我在这以后的很多年里，都模仿父亲拿刀的样子。父亲听露易丝说了雪尼嫌床小，于是让他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露易丝被雪尼的这个胜利激怒了，从此就开始怨恨他，并且经常跟父亲说他的坏话。她脾气很坏，性格阴郁，不过从没打过我，甚至连做个样子吓唬我也没有过。但是我对她一直有一种畏惧感，因为她讨厌雪尼。更让我感觉害怕的是她经常喝酒。她一醉，就一脸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可怕神情。露易丝有时候坐着一边喝酒，一边想着什么，一言不发，这让我十分害怕。雪尼总是很晚才回家，从来都不理露易丝。但我却一放学就得赶紧回去，帮她做点零碎的事情，干干杂活。露易丝送我们进肯宁顿路学校去上学，和其他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孤独感就不再那么强烈，这也是悲苦生活中的一丝慰藉。我从来不期待周六下午的放假，因为我必须得回家洗地板、擦餐具，还要在这一天面对照例要痛饮一番的露易丝。她经常和一个女性朋友坐在一起边喝酒边寻气。我在她身旁一面擦刀叉，一面听她跟朋友大声诉苦，说她如何被迫照顾我和雪尼，如何受了很大委屈。我经常听她刻薄的咒骂雪尼，又恐惧又担心。对于当时还不满八岁的我来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难熬、最悲惨的一段时光了。雪尼总是很迟才回家（他似乎一直这样），睡觉前还要去橱子里找吃的，这让露易丝恼怒非常。有一天夜里，喝了很多酒的露易丝走进起居室，扯开雪尼的被子，要赶他出去。但雪尼对她早有防备，他迅速从枕头底下一把抓出一个针眼锥，那是他用鞋绊的钩子磨成的。“你再敢过来一步，我就拿它扎你！”他说。露易丝吓得连退几步。“看看这个该死的小流氓，他要杀人啊！”

　　15“是的，”雪尼说，那样子像演戏似的，“我要杀了你！”“走着瞧吧，等卓别林先生回来再说。”但卓别林先生是很少能回来一趟的。又一个周六，我从学校回来后，发现家里空无一人。雪尼照例还在外边踢球玩。房东太太告诉我，露易丝一大早就带着她儿子离开家了。刚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开心，因为没有人让我洗地板、擦餐具了。不过午饭时间都已经过了很久了，她们还没有回来，我这才有些慌张，害怕她们丢下我一个人不管了。下午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同时开始想念露易丝和她的儿子了。更让我恐惧不已的，是这间看起来愈发空荡和冷清的屋子。我在害怕之余肚子也饿了，可打开放菜的橱子，却空空如也。饥肠辘辘的我再也忍受不了饥饿的煎熬，只好一个人走出家门，溜达溜达，在周边的市场里打发下午的时间。我游荡在兰贝斯支路上，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小菜馆冒着热气的烤牛肉、烤猪肉，让人垂涎三尺，还有在肉汁卤子里浸成金色的土豆。我一连几个小时都盯着那些推销商品的小贩，看他们说的天花乱坠。只有这个办法才能稍稍排解我的苦闷和饥饿，让我暂时舒服点。我夜里才回到家，敲了敲大门，里面却没人答应。还是没有人在家。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肯宁顿路的拐弯处，坐在离家不远的路边，留意着有没有人回去。也不知道雪尼去了哪里，我当时真是又疲倦又难过。就这样坐到夜半时分，肯宁顿路上已经几乎没有人影，只有几个零星的行人路过。除了药铺和酒店，所有的店都关门了，这让我感到自己越发的孤独可怜。忽然，一阵醉人的音乐声从拐角处白鹿酒店的门厅里传出来，悠扬的回荡在空荡冷清的广场上，听起来是多么的悦耳啊。这支曲子的感情是那么充沛，调子是那么活泼，我从未留神听过这动人的乐曲，它真是给人温馨而舒适的感觉。我向正在演奏的艺人们走过去，忘了自己的窘境。到对街之后才发现，拉小风琴的人没有眼睛，眉毛下有两个结痂的大疤，是个瞎子，吹大箫的人表情则既茫然又气愤。他们一曲弹毕就走了，而此时的黑夜看起来就愈加忧伤。我也不管家里有没有人回来了，只是精疲力竭地往回走，想要回去睡觉。这时，我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沿着花园小路走向房子。那是露易丝，她的小儿子在前面跑着。只见她身子一直倾往一边，走得颠颠簸簸，我吓了一跳。一开始还以为她是在什么事故里伤了一条腿，后来才反应过来她是醉得太厉害了。我还没见过谁醉到走路都这样歪歪倒倒的。所以看情形，我觉得还是躲开了为好，就静静地待在那等她进了家门。房东太太一会儿也回家了，我就跟着她进了屋子。我轻手轻脚地爬上黑漆漆的楼梯，这时露易丝却踉踉跄跄地走到了楼梯口。她对我说：“你要去哪儿？你以为这里是你家吗？”我呆住了，茫然地立在那里。“今晚你们不准睡在这！我受够了，给我滚，你和你的哥哥都给我滚！让你们的父亲管你们去吧！”我立刻回过身去，没有一丝迟疑地走下楼，夺门而出。这时我已经不觉得累了。曾听闻父亲常常去半英里外的王后酒馆，在王子路上，于是我走向那个方向，希望能在那儿找到他。不过我很快就看见一个路灯下的模糊身影向我走来，那正是父亲。我哽咽着向父亲哭诉：“她大概喝醉了吧，不让我回家。”我们走回去的时候，他也一路踉踉跄跄的，说着：“我自己也不清醒了。”我跟他说他还是清醒的，想安慰安慰他。他却沮丧地嘟囔着：“不，我喝醉了。”回家后，他推门而入，站在起居室里不发一言，恶狠狠地盯着露易丝。她扶着壁炉的台子站着，身子因醉酒而不停地摇晃。父亲问她：“为什么不让他回家？”她失神地看了看父亲，嘴里咕哝着：“你最好也滚，你们都给我滚出去！”父亲猛地从旁边架子上抓起一只沉沉的衣服刷，用力扔出去，刷子的背边像闪电一样打到她的半边脸。她眼睛一闭，“咚”的一声倒在地上，似乎是渴望在昏迷中把这一切都给忘了。父亲的举动完全把我吓傻了，我在心里面很看不起他这野蛮的行为。之后发生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含糊不清了。后来，仿佛是雪尼回来了吧，父亲看着我们俩睡下之后，又一个人出去了。事后我才知道，父亲和露易丝那天早上吵了一架，因为父亲要去看他那个在兰贝斯附近开了好几家酒馆的哥哥，把她独自留在家里。露易丝不喜欢去父亲那个哥哥家，她一向对自己的身份很敏感，所以父亲一个人去了那儿。露易丝去其他地方玩了一整天，就是为了跟父亲赌气。不过露易丝是爱着父亲的。我虽然年龄很小，但也能看出她眼神里流露出的爱意。很多时候也能看出来，父亲是爱着露易丝的。有些晚上，他很温柔，在去剧院之前总会和她吻别。如果前一夜没有喝酒，那么周日的早晨，他就会跟我们一起吃早饭，跟露易丝讲他演喜剧时的那些动作，大家都听得聚精会神。我总是像老鹰一般紧紧盯着他，留心看他的一举一动。有一天，防虐童会的工作人员登门造访了，这让露易丝恼羞成怒。那儿的人接到了警察局的报告，说有人在某天夜里三点钟的时候，发现雪尼和我在值夜人的火炉边睡着了。那天夜里是露易丝把我们俩锁在门外，直到警察敲门才放我们进去。几天后，露易丝接到一封信，通知她我母亲从疯人院里出来了，那时父亲正在内地巡回演出。在那之后的一两天吧，房东太太上楼跟我们说，大门口有一位夫人，叫雪尼和查理出去。露易丝说：“来的是你们的母亲。”一时间我们都呆立在了那里。紧接着，雪尼就一路又蹦又跳地奔到楼下，一头扎到母亲怀里，我则紧随其后。母亲亲热地搂着我们，她还是当初那个笑容满面的、开朗的母亲。为了避免和露易丝见面的尴尬，母亲就在大门口等我和雪尼上去收拾自己的东西。露易丝跟着我们，两边都没有显出什么愤恨或生气的样子来，她甚至还很客气地跟雪尼道了别。母亲租的房子在肯宁顿路口后面的一条街上，临着海华腌菜厂，所以每个下午都能闻到那股腌菜的酸味，不过那间房子的租金很少。我们就这样再一次团聚了，雪尼和我根本看不出母亲曾经生过病，因为她的身体是那么好。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些日子我们是拿什么维持生计的。但我不记得当时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困窘，也没遇见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父亲每星期十先令的抚养费几乎都准时给，母亲也开始重新做活，并且继续去教会。那段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事。我们住的那条街上，尽头那儿是一个屠宰场，所以常有赶了羊去宰的人从我家门前经过。有一次，我看见一头羊逃走了，一直沿着街跑，这让一旁的人们忍俊不禁。有人跑去捉它，还有人跌倒了。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我看见这滑稽的情景，乐得捧腹大笑。但之后，那头羊到底被捉回屠宰场了，这可悲的现实让我难过极了，我跑回家中，对母亲大声哭诉着：“他们要杀它了！他们要杀它了！”那寂寞寥落的春日午后，那让人开怀大笑的场面，在很多天后还是清晰地印在我脑海中。所以后来我时常猜想，我的电影里那种悲喜剧混合的主旨，也许就源自于这件事吧。这段时间里，我学习了历史、诗歌还有科学，算是让我大开眼界了。不过也有让我觉得索然无味的课程，尤其是算术，那些加加减减，只不过能和一个小职员还有他收钱的机器联系到一起罢了，这门课的用处充其量也就是能让人把钱找对了。实际上，历史也不过是写满了狠毒和暴虐的书，不是写臣子弑君，就是写皇帝怎样害死自己的妻子、兄弟和侄子侄女们；地理也不过是教人怎么看地图；诗歌也不过是磨炼人的记忆罢了。学校教的这些知识让我多少有点糊里糊涂，所以对它们的兴趣没有多大。回到母亲身边后，我对戏剧的兴趣又被激发了。她的鼓励，让我觉得自己很有天赋。不过，我的表演欲被完全激发出来，还是圣诞节前几周，学校演出《灰姑娘》大合唱的时候。我那次没有被挑去表演，不知是为何。我对那些被选上的同学十分艳羡，同时又觉得自己如果去表演，一定能做得比他们好。那些同学们只会呆板地念着台词，完全是小学生的做作腔调。当时我真是由衷地希望自己可以去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