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回到了胡村，在那儿晃荡了两个月，基本上是无所事事。只是闲来无事，写了两篇有关经济的论文。一篇是论中国手工业，一篇是分析中国年度关税数字的。写好之后，他就寄给了古泳今，然后继续在胡村悠哉晃荡。却未曾想，这次无心之举，让胡兰成的一生命运都改变了。

　　这两篇论文《中华日报》刊用了！而且刊用之后随即日本《大陆新报》也译载了，随后又被专门刊登经济学论文的《拔萃》月刊转载！可以说反响之强烈，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中华日报社因而感到非常荣光，惊喜遇到了大手笔，出于爱才，于是不拘资历电邀胡兰成担任《中华日报》的总主笔!

　　胡兰成在收到电报之后，立刻又将胡启交给了侄女青芸照看，然后带着全慧文母子前往上海走马上任。因为《中华日报》是汪精卫派系主办的报纸，而此时的胡兰成当对于政治派系、政治斗争全然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不想太多的介入；加上他进入《中华日报》社的动机也很单纯，无非是为了展现自己写作的才华，凭着自己的笔杆子扬名立世，所以不想投靠谁、依附谁，但是既然做了总主笔，那么就一定要立场鲜明的有所依附；而他当时对于汪精卫还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他当即就谢绝了林柏生，说不想加入汪派，结果总主笔的位置也就由古泳今来坐了，他只担任了主笔一职。

　　这个时候的政治形势依然是跌宕起伏，自从“西安事变”爆发以来，国共两党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是**的国民政府却迟迟不愿意拿出行动来，对于抗日的态度也还是犹豫、彷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才有恃无恐、甚嚣尘上，在中华大地横行无忌。但是在“西安事变”的鼓舞下，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已经高涨，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一样不可遏制。两种力量在碰撞中交融，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胡兰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担任了《中华日报》的主笔，而他在这里工作还不到三个月，“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紧接着“八一三事变”也爆发了，上海保卫战打响了。

　　“八一三事变”当天晚上，枪炮声不绝于耳，中日部队之间的战斗异常激烈。胡兰成所在的报馆附近也遭到了袭击。他走出报馆到北四川桥边上去观望时，北四川路的住户店铺已经是火光冲天了，幸好白天的时候那些住户都已经搬走了，才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

　　第二天，上海到处都是难民，人们都感觉到大难临头了，人们纷纷逃生，上海滩一片混乱。上海保卫战的惨烈状况是空前的，中日军队殊死较量，死伤惨重，上海军民虽然拼死守城，但是，无奈实力差距实在太大，终于无法守住。11月11日，历时三个月的上海保卫战以上海沦陷而宣告结束。此时，张爱玲住在临近苏州河的父亲家中，后因与后母不合，最终逃离父亲来到了母亲的身边。

　　“八·一三事变”之后，胡兰成在报社的安排下，带着一家老小搬到法租界，由于《中华日报》的停薪，他每个月只能领到40元的生活费，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收入拮据，肯定请不起保姆的，所以胡兰成只得天天早起自己生炉子、上街买菜、洗衣煮饭，包括照料产后的全慧文和小婴儿，生活很是艰苦。更不幸的是，不久他和全慧文刚生的小儿子患了肺炎缺钱救治，胡兰成为了幼子的病情，只好硬着头皮向《中华日报》的林柏生借钱，竟只借到了15元。最后孩子还是在未满月的时候就夭折了，胡兰成亲手将孩子放入一口小棺材里，心中有如刀绞，痛彻心扉。

　　虽然日本人的侵略造成胡兰成现在生活的困顿，且痛失爱子，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他却并不恨日本人。他似乎是看得开，反而以一种似乎很洒脱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这似乎是看起来很潇洒，实则没心没肺。

　　上海沦陷后，胡兰成前往**，做《南华日报》的总主笔，同时还在蔚蓝书店做兼职研究，与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三人共事，四人轮流每月给汪精卫一篇报告。胡兰成那时属于林柏生管，但是他对林柏生一直没有好感，一方面固然是自恃文人清高而讨厌他的官僚作风，另一方面也为上次借钱的事耿耿于怀。林柏生也没给胡兰成什么优待，作为《南华日报》的总主笔，胡兰成竟然一个月只拿了60元港币的工资。胡兰成此时失意之极，既无心留下，但又没有路费走人，只能得过且过，一下班就回家，或上街买点小菜，或带着儿子宁生爬山、捉蜻蜓玩耍，基本没有什么社交活动。

　　1937年底，南京被日军攻陷，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当时国内对于抗战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提倡坚持抗战，抗战必胜；第二种是认为战未必能胜，但也要拼死抵抗；第三种是认为抗战必败，求和才能生存。抗战之初**与汪精卫都持第三种观点，不过两人在议和的具体操作上分歧较大，而**也由于国内舆论压力，不敢放弃抵抗，后来日本人觉得**议和态度不太诚恳，于是就转而拉拢一直积极求和的国民党第二号实权人物汪精卫。1938年10月，武汉以及广州相继失守，重庆成为战时陪都，抗战到了更加艰难的地步。汪精卫只见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国内的重要海岸港口和铁路干线丧失殆尽，国民政府难以御敌，财政也几近枯竭，于是更坚信继续抵抗中国只会亡国，除了与日本议和妥协别无他法。因此他先是由手下先与日本人签订了秘密议和协议，随后率领亲信逃离重庆，飞到越南的河内。三天后，日本首相近卫根据密约发表对华声明，要求国民政府接受一系列出卖国家主权的条款，包括承认伪满洲国，允许日本在内蒙古驻军，以及日本人在华经商、居住的权利等等。躲在河内的汪精卫闻此立即起草并发表了一个声明回应近卫的要求，赞同讲和，这就是让举国上下为之哗然的所谓“艳电”。**自然不能容忍汪精卫这种叛党卖国行径，同时也为了响应全国的呼声，他立刻让国民党中央宣布撤销汪精卫的国民党副总裁职务，并永远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

　　就在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政府迁往重庆的时候，正好蔚蓝书店轮到胡兰成写政论，他凭着研究马克思著作的心得加之对全国以及国际的形势的分析，准确地道出日本的攻势已是强弩之末，而中日之间的军事对垒也将转为持久战，国际外交形势则将出现英国退却、美国插手的情况。客观地说，能够做出如此预测和判断，说明胡兰成对政治大局的分析还是不错的。

　　然而正是基于这个政治判断，胡兰成开始面临自己未来的政治立场和选择。《艳电》发表当日，胡兰成独自一人到**山顶思考出路，他坐在树下一块大石头上思考了很久，心乱如麻。他内心其实很想干出一点事业能够“光宗耀祖”，不再到处漂泊，不再过穷日子。而他面前的选择是：如果跟随**国民政府，他将会长期很难受到重用，因为固然胡兰成有才，但国民政府那边人才济济，不缺他一个；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内部大局已稳，不会发生太大的人事变动，而且由于他一开始跟的是汪精卫，再回到**那里，受排挤是必然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选择跟随汪精卫的话，发达的机会则更大，他一开始就在隶属汪的派系工作，关系相对亲近，而且汪精卫若是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则必然会和**政府大力对抗，此时正是用人揽才之际，他极可能脱颖而出，受到重用。胡兰成自负盛才，那么被器重显然只是迟早的事。长久来看，目前国内大局的形势仍然不明，中日战争结果扑朔迷离，**和汪精卫胜利的可能性各占一半，鹿死谁手还未可知。既是如此，索性就跟随汪精卫从零开始打拼天下，一展鸿才，这样建功立业的可能性才会最大。胡兰成思考良久，权衡再三，终于决定：跟随汪精卫！接着他继续发表社论，宣称要趁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之前，促成中日和平！

　　做了跟随汪精卫这个决定之后，应该说胡兰成就走上了他生命中的不归路，在这之前，张爱玲也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抉择——逃离父亲的家。两处选择，两种道路，宿命似地曾交织在了一起，而最终仍是分道扬镳：一条以惊世倾城才情留名书册，一条以卖国无耻行径落下骂名。

　　1939年2月，汪精卫的嫡系、其妻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从河内赶到**，约胡兰成见面，然后交给他一封汪精卫的亲笔信。胡兰成打开一看，开头第一句是“兹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铭向兰成先生致敬”，他顿时激动不已。陈春圃见状当即就让胡兰成回信，并说上次汪精卫给他的信未能收到回复，他很是挂念。胡兰成很奇怪，直说这是他收到的第一封汪先生的信。陈春圃听后大致猜了个七八，先前汪精卫写给胡兰成的信都是让林柏生转交的，显然林柏生因妒才而把信扣下了。陈春圃明白了就里之后又问起胡兰成的月薪，胡照实答说是六十，陈春圃大惊道：“怎么这么少，汪先生定是不知道，知道了心里一定觉得愧对先生的。”

　　陈春圃走后没几天，胡兰成“直达天听”的机会很快便来了，不久汪妻陈璧君来到**，想亲见胡兰成，却被林柏生太太告知说他患了很严重的眼疾不能见人。陈璧君何等精明人物？她一下就猜到了怎么回事，于是把林柏生叫来严厉训斥了一顿，责怪他故意埋没人才。林柏生心里有鬼，不敢分辩，诚惶诚恐地说尽快将胡兰成“眼疾”治好，同时又叫自己的妻子赶快接胡兰成去见陈璧君。见过陈璧君之后，胡兰成的薪水开始暴涨，由原来月薪60元港币飚升为360元港币，另有2000元机密费。

　　胡兰成由60元的身价忽然暴涨到360元，这个机缘来自他的那篇发表在《南华日报》上的社论《战难，和亦不易》。正是这篇社论使得胡兰成受到陈璧君的赏识，她觉得胡兰成可堪一用，同时也想为汪精卫挖掘人才，于是多方打听，得知了胡兰成的一些具体情况后就亲自来**召见。此后，由于陈璧君的赏识和大力推荐，才有了胡兰成在汪精卫手下的飞黄腾达!

　　汪精卫逃离重庆后，**起初还想劝他返回重庆，但均被汪精卫谢绝。**于是被激怒了，眼见分裂在即，便起了杀心，让特务总部去办成此事。特务精英陈恭澍得戴笠令，立刻带了武术与枪法皆精的六人，前往河内刺汪。没想到误杀当晚住在汪宅的曾仲鸣。汪精卫侥幸躲过此劫，但受惊非小，悲愤难抑，再写给胡兰成的信曾有语曰：“国事尚可为乎?抑已不可为乎?若不可为，铭当自杀，以谋诸同志之安全。”

　　在这种情势下，汪精卫自然和**势不两立，他一怒之下，在刺杀事件的—个星期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举一个例》，里面“举”了一个**两年前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后对向德国驻华大使表现出愿意和日本人和谈的这个“例子”。抖出了战前**和日本人眉来眼去的一些内幕，揭穿了**自我标榜为“主战”和“爱国”的虚伪面目。

　　就事论事，**确实对主和有过一定的设想，也愿意在大原则下接受日本人的议和主张，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都没放弃过和谈的门路。但**毕竟还是坚持了国统，没有拿出摇尾乞怜的议和措施，虽说战场上正面抵抗不怎么积极，毕竟还是一直在坚持抗战的。因此**的身份始终处于主战和主和的两可之间。所以，已经走到抗战这一步的国民党人士见到这篇文章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立马回敬一篇《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以反驳。

　　胡兰成这时也觉得自己“大有可为”的时候到了，他自从那次被陈璧君召见之后仕途一直是顺风顺水。受到陈璧君赏识的胡兰成知道这里面也包含着汪精卫的信任，所以他内心深处对汪精卫这种风云人物的知遇之恩极为感激，一有机会，大有以死报之的冲动。所以，当他看到吴稚晖抨击汪精卫的文章之后，立刻按照《举一个例》一文的口径写了三篇社论一篇社评进行反击，措辞激越，并不乏斥骂之词，完全以汪精卫的捍卫者自居!

　　汪精卫返回上海后，便开始鼓吹和着手建立所谓的“和平政府”，这时宣传和摇旗助威的工作成为重点。他第一个想到了撰写《战难，和亦不易》的胡兰成，便决定亲自委以重任。两人可算一见如故，汪精卫先从家常话开始，嘘寒问暖，得知胡的现状后，毅然承诺安置胡兰成一家老小。随即汪精卫切入正题，说道：“我想付托兰成先生以宣传大事，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独立完整之事，唯先生以笔护之。

　　胡兰成在与汪精卫的第一次会面中显得毕恭毕敬，因为他对自己受汪精卫这等“大人物”关照而受宠若惊，他后来记述此事时写道：“当下我惟敬听。与中华民国历史上这样有名的人初次见面，竟难说明什么感想，只觉山河大地尽皆端然。”

　　1939年9月底，汪精卫先是重组“党部”，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初建伪政权雏形，并对重要的人事进行安排。胡兰成被任命为负责宣传工作的社会委员会的总主笔，只负责摇摇笔杆子，没什么实权，相当于现在的智囊团成员。

　　汪伪中央党部及各部委成立之后，便开始进行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国民党六大”开完之后，汪精卫加快了与日本近卫内阁谈判的步伐，但始终由于自身缺乏群众支持和军事实力，说话总是底气不足，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日本政府于1月发表了对华第一次近卫声明，态度强硬。经过汪精卫等人的反复磋商和谈判，日本在11月份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语气则比之前大为缓和。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和日本人都希望能尽快将之前谈判的原则深入到具体条款，于是双方都各自派出代表举行秘密会谈。

　　然而在这次为期十多天的会谈中，日本人并没有拿出对汪精卫谈判的“诚意”，来积极促成一个**的伪政府。而是狮子大开口般的漫天要价，而且态度蛮横，咄咄逼人，汪精卫派去的代表几乎无法开始。这种情况的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汪伪机构那时势单力薄，没有让日本政府觉得值得做出让步。所以最终还是得妥协让步，与日本人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秘密谅解事项》。没想到几天之后，汪精卫身边两位要员高宗武、陶希圣叛逃**，并联合给**《大公报》写了一封信，并把汪伪机构和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条约翻拍的复件寄了过去，《大公报》当即刊出，国内再次震动，朝野一片哗然。

　　汪精卫刚听到高陶叛逃时大为恼火，不过后来也想开了，他认为“高陶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算是给了日本人的一个教训，而且这两个人到了重庆之后见到**必会实话实说，让**了解到这边的情况，这也不无好处。

　　“高陶事件”风声淡了之后，汪精卫致电**继续劝他主持议和，以使中日能实现全面停战，这样可以使日本能够给中国开出更好的条件，但遭到拒绝。无奈之下的汪精卫自己开始了汪伪政府的组织工作，他身边的人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职位忙得不亦乐乎，可谓丑态百出。周佛海、李士群、丁默村、罗君强等汪精卫手下的组织干将这时纷纷活跃起来，摘取那些部长高参之职。而胡兰成这时却受到了冷落，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这一阶段汪伪集团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前期宣传为主的活动转到如今竭力组建汪伪政府机关这个大摊子了，现在需要的是熟悉官场运作的官僚，而不是只会摇旗作势的笔杆文人，这时的胡兰成地位已不向先前那么重要。而且由于他出道不久为官根底尚浅，既不懂得怎么玩弄政治手腕，有以文人雅士自居，不屑于耍手腕，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显赫的位子被别人抢走。

　　受到冷落的胡兰成一肚子不平，也不掩饰，就直接表现出来，于是故意称病几天不到汪公馆。后来汪精卫也察觉到此事，便找了个机会叫来胡兰成，亲自安抚。胡兰成一来他就开始嘘寒问暖，先是问他身体是否好些，随即上楼取出1000元给胡兰成作医药之用，以一种朋友般的关怀，让胡兰成感受到温暖。然后又说道：“这几天忙于人事调配，只因为兰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一早拟就了而未说出。”于是说出三个职位让他选择，分别是行政院政务处长，立法院外交委员长，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这次闹情绪只是因为看到别人都做了大官而自己遭受冷落，现在汪精卫对他这么动之以情、许之以高官，他反而有一种释然，便还选了自己拿手的笔杆子工作，做了宣传部政务次长，同时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

　　职位分配得差不多时，这些人就穿上戏袍粉墨登场了。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公元1940年3月，汪精卫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并在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还都”仪式及就职典礼。与会众人仍遥奉林森为主席，选举汪精卫为代理主席。礼堂里面悬挂着有“和平、**、建国”黄条的青天白日旗，文官一律穿蓝袍黑褂，武官一律穿军装，胡兰成看着这群不伦不类来的“乌合之众”，又看看“国旗”，顿时心中觉得可笑，甚至想讽刺一番，但猛然间看到了汪精卫，才觉得这样做不妥当，于是赶紧收敛自己的情绪，装作一脸严肃地倾听奏乐。

　　奏乐完毕，汪精卫发表演说，其大致内容是：大亚洲主义是**北上经过日本时提出的主张，新南京国民政府与日媾和乃是秉承孙先生的遗愿而做；新南京国民政府要以“收拾旧山河，拯救天下苍生”为宏愿。

　　汪精卫讲话完毕，典礼也宣告结束，全体人员在礼堂门口合了一张影，然后又一同去中山陵谒陵。到了中山陵之后又到了明孝陵。在胡兰成眼里，明孝陵比中山陵要好，他认为中山陵的建筑设计太刻意，没有明孝陵的那般山河同一，岁月无痕。

　　当天下午众人一起去中山门，胡兰成和古泳今坐在同一辆车中。古泳今当时官为宣传部秘书长，是胡兰成属下。古泳今在车中提起了德军在欧洲战场的大胜，很是兴奋，胡兰成却泼凉水说德国要败。古泳今不同意，但也没有反驳，只是作为朋友提醒胡兰成说这种话对他说说不要紧，对别人则不能乱开口。胡兰成却没有借坡下驴，仍不管不顾地说，并接着提起前些天当着德国外交参赞官的面他也直面断言德军渡不过英伦海峡一事。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还幸灾乐祸地拿话激古泳今说：“日本在亚洲的称霸与汪先生的政府都不会长久。”古泳今听了这话大为动气，就教训胡兰成，说他既投身此和平运动，就不应该是这样的消极态度。胡兰成见古泳今真生了气，便不再去辩驳，但心里对他的话还是颇不以为然。

　　他对于日本素无好感，作为汪精卫比较欣赏的主力笔杆子，后又委以宣传部政务次长重任，胡兰成那次虽然没有参加汪派代表和日本谈判，但他常听汪精卫提及那次谈判的情形，也得知由于汪派代表的底气不足而遭遇的近乎污辱性的遭遇。他心里很是忿忿不平，因此，没事时他也常想发发日本的牢骚。有一次，他在部门碰到了周佛海，就问他说：“周先生当时着全力于组府时，曾撰文说，中日间的交涉不比外交的谈判，而是自己人的商量，是自家事。但现在看来，自家人的事情好像不像你当时说得那么好办吗？”周佛海无法否认，只得坦承，叹息道：“我当时确实没料到日本人竟是这样子的!”

　　在胡兰成看来，日本人这样做纯粹是拣软柿子捏，因为他们的实力和才干比起日本之前打交道的维新政府和北京政府都要弱，所以日本人看不起汪派人物，还间或有人故意找茬生事。不仅那些部门委员会的司长科长之类的官会被日本宪兵打耳光，就连汪公馆的卫队，日本兵也敢惹，讽刺的是，那次冲突还是发生在太平洋战争后不久汪精卫要和日本“同甘共苦”的时候。而汪精卫这边则一旦有机会也会报复，双方表面看上去亲密得如胶似漆，其实也各自尔虞我诈不绝。

　　汪派人士里面不给日本人面子的，汪妻陈璧君就是其中之一，只要是日本人，她一概不见。在火车站或者飞机场时，常常有很多日本新闻记者围拢来，想往前靠着采访她，她都绝不发一言，而是让自己的副官去拒绝他们，可谓对日本人绝无好感。当时跟日本人不相往来的还有樊仲云，胡兰成因为对日本人嚣张跋扈的作风看不惯，见了日本人也是爱理不理的。偶尔见到一些日本人热情地和他握手，说“我们都是好朋友”，胡兰成便要回敬道“好不好要等做起来才知道。”当时《中华日报》还没有设日本的联络员，有一次虹口驻地的日军报导班为一条反日新闻送来抗议书，胡兰成瞟了一眼便在那抗议书上面批到“着毋庸议”，就原件退还了。那个时候的胡兰成还未能得到日本人的赏识和好处，对日本人既有戒心，也不大看得上眼。但自后来日本人救了他命，给了他好处之后，他就一下子改变立场了，人心真是难测!

　　不过胡兰成那时当然也仅仅敢以“着毋庸议”表达自己的不满，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是很“听话”的，比如进出城门，他还会耍个心眼让自己像个小百姓一样不高兴、一样平凡，他不愿惹上麻烦。他那时常驻上海，但官邸在南京，每月要回南京一两次见汪精卫。有一次他从上海返回南京的时候带了两套朋友送的西装料子，出火车站后因为他先坐汽车走了，副官拎箱子在后，不料被日本宪兵叫住打开箱子没收了!虽然依胡兰成当时的身份前去交涉应该可以要回来，但他却没有去，反而以民间俗语“人善人欺天不欺”等聊以自慰。其实这种自慰，反映出了他懦弱、没有骨气的一面。这是一种软弱自欺的表现，而这种软弱自欺最终造成了他变节投靠日本人。

　　胡兰成说自己不抢官做，但是他仍然喜欢达官贵人的富贵之气。官他当然抢不过了，因为他没有斗过官僚的能力；他只会使用一点小聪明来解气罢了，解气之后也是洋洋得意的，毕竟他“喜爱达官贵人的富贵之气”。有时，话不能说得太明白，否则就失去了意义；而胡兰成这种文人，一向不会将话说的太白，要不也就没有了文人所特有的特质。所以，胡兰成是喜欢做官的感觉的，正因为心中喜爱，所以他才始终赖在汪精卫的门下，直到被汪精卫扫地出门。尽管这种官职对他而言是虚伪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总比没有要好。真是可悲又可怜！这种对名利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童年少年时期的影响，从小就知道没有钱的难处，成年则不堪受穷。张爱玲是自小就没有过钱的概念，后因金钱与母亲之间产生芥蒂，而更觉得钱的重要。胡兰成自称与世不争“清好”和张爱玲的“超然”其实是同一个性质的。

　　但是，胡兰成毕竟不是政客，所以还是有些不习惯官场的；而他更不具备高官所应有的气质。有一次，胡兰成在上海结识了一个生意人，他准备买房娶媳妇，但是看重的房子被租了出去，而房客不愿迁让，于是他就请胡兰成帮忙。胡兰成也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写信相劝那位房客，谁知房客根本不理会他，还说哪个做大官的会这么客气，肯定是冒充的！这倒把胡兰成弄得哭笑不得。

　　胡兰成不但没有做官的气派，更不会行做官之道。在**的时候，陈璧君第一次召见他，当时给了他2000元的机密费。而胡兰成并不知道那是津贴，还以为这钱是要用于公事的，于是就将这笔钱用在了发动外围政治团体上，而且每个月还向陈璧君如实汇报并报销，只可惜陈璧君是不会看见他的报销单的。这足以体现他在做官上的笨拙了！以至于到了上海，胡兰仍然三番五次地拒绝接受机密费。以他这样的头脑想去玩弄政治，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不是汪妻陈璧君欣赏他的文采，他是绝对不会受到汪精卫的重用，也许早就被抛弃了！遗憾的是，胡兰成并不明白这一点，反倒得意自己的“诚实”，他实在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在政坛上没有自知之明还想耍弄小聪明的，则难免会被人作为棋子用。汪伪政权后期显赫一时的李士群就是借胡兰成这个梯子而很快爬到高层决策圈的。

　　当时的李士群是周佛海手下的警政部次长，汪伪政府“还都”的那个夏天，他留在上海照看特工总部七十六号。胡兰成那时也在上海，有天他闲着没事干忽然很想去七十六号“看看”，把那种血腥残酷之地当成闲游之地逛逛。这一逛，逛出了不小的名堂。

　　李士群是个颇有野心之人，不甘久居人下，他一直谋划着如何跳过周佛海而“直面主公”，只是苦于没有门路，这时看到胡兰成来了，不免大喜过望。因为当时胡兰成的官虽然不太大，但是谁都知道，他是汪精卫的心腹，和汪有很好的私交，有直接进言的机会。于是李士群便使尽手段让胡兰成与他结成联盟。而胡兰成对于七十六号和李士群的印象都不错，加之政坛中铁杆盟友不多，就答应了。

　　这第一次发难，是胡兰成和陈璧君让汪精卫把特工机构七十六号的最高权力收归汪精卫本人，理由是世界各国都无此情报部门不归首领直辖之例。说服了陈璧君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南京，向汪精卫进言，请求撤废特工委员会，改设调查统计局，隶属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当时本来也想试图改革周佛海的特工组织，于是顺水推舟，果真撤了特工委员会，另设调查统计部，比原来预想的“局”更高一级，而且让李士群代替周佛海作了警政部长。

　　胡兰成自觉随便动动嘴就办成大事，不免得意非常。当时的他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华日报》，辞去了总主笔的职务，开始经营《国民新闻》。而李士群突然高就部长，自然对胡兰成很感激，一直想着要报答。一听说胡兰成要办《国民新闻》，就立刻将机器给他弄来，还帮他选好报社的地址。这次帮李士群，应该说相互利用的成分还不是很多。

　　胡兰成新接手的《国民新闻》，其要旨就是继续鼓吹“和平运动”，拒称“沦陷区”而称“和平区”，并强调抗战区和“和平区”是同一个中国民国。但是根据汪精卫之前和日本人发表的公报中，汪精卫已经在由“局部和平往全面和平延伸。”那么日本人应该从“和平区”局部撤军，但是日本人来得容易，让他们走就不是中国人能说了算数的。胡兰成为了完善自己宣传的论据，于是有天就去找李士群，问他怎样才能使日军先从江苏撤退，由南京国民政府自己来维持秩序，还问他如果日本人撤军，李士群你能不能去接防。李士群早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听胡兰成这么一说更是大喜，于是一口答应说动日本人撤军。

　　后来胡兰成去了南京向汪精卫提出自己的建议，汪精卫也觉得很有道理，便向日本陆军省板垣征四郎提出要求，没想到板垣同意了，并提出了军队也同时换防并协助日军“清乡”的要求。板垣的这个举动名是撤防，实是让汪精卫的军队替自己“清乡”，打击沦陷区的反日活动。日本撤防后，于是汪精卫成立了“清乡委员会”，他亲自兼任委员长，李士群当主任，代汪精卫在江苏范围内行使军事、行政和经济大权。这次其实是胡兰成和汪精卫中了圈套，日本可为沦陷区腾出兵力去前线，而李士群则可以趁机扩大自己的权力。

　　撤防变成了“清乡”，而“清乡”又变成了帮日军维持占领地的秩序，还对抗战区封锁物资，胡兰成本来一片好心，想帮汪精卫要回一点“和平区”的治权，却事与愿违，变成了这个结局，让沦陷区的百姓受苦了。胡兰成从这件事中也看出了李士群的贪心，知道这个人不能深交，便决定以后和他保持适当距离。

　　胡兰成好心办了坏事，心里有气，当时适逢汪伪的财政部和日本签订新经济协议，《国民新闻》发了一篇陶希圣的学生鞠清远写的文章，骂财政部长周佛海丧权辱国。本来嘛！汪伪整个政权无疑都是在丧权辱国，也没被少骂过，但这次的骂声居然从自己的阵营里出来的。周佛海当时十分狼狈，他知道这个事胡兰成肯定是知道的，第二天就跑到汪精卫那里引咎辞职，说自己在这种时局下，不得不签此协议，而他胡兰成的报纸确实也骂得句句在理，为了维护政府在国人面前的威信，自己愿意引咎辞职。汪精卫自然是要竭力挽留的，面对胡周只能留一个的局面，汪精卫最终还是下令免去了胡兰成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职。胡兰成当时正在上海，林柏生写信把情况告诉他，并转述汪精卫的话，说他是“自己人”，让他去南京见汪，当另有重托。

　　胡兰成脾气反而上来了，倔头倔脑就是不去，心想，不如自己尝尝无官一身轻的滋味。

　　就在他事业走进低谷阶段时，在港大读书的才女张爱玲，正渐渐显露出自己天才般的创作才能，成为校园中令人瞩目的名人。

　　不过汪精卫毕竟还是看重胡兰成的，在胡被免去宣传部政务次长四个月后，又让他担任行政院法制局长。胡兰成自从第一次成全了李士群的升官，后又因为“好心办坏事”使李士群的势力如日中天，诸多事宜事与愿违，不觉有点心灰意懒，因此就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执“修养生息”之念。于是在他法制局长任内，凡是各部委、省政府及市政府，如果“呈请新花样”，就都不予批准。那些在南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高官在胡兰成面前往往都会碰一鼻子灰。先是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后是南京特别市长周学昌，就连梅思平、李士群这种难缠角色提出法案想扩张自己势力，胡兰成都照样批“不准”。

　　胡兰成之所以敢这样天不怕地不怕地打回那些所谓高官的呈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汪精卫背后支持他这个工作，因为行政院长是汪精卫兼，作为法制局长的胡兰成只是拟批，还要汪精卫加上“如拟”，才能生效，让胡兰成得意的是汪精卫倒是每次都“如拟”他的批文。

　　汪精卫让文人气质的胡兰成当法制局长，实在也是有自己的打算。法制局其实是一个很不讨好的部门，因为有的呈文他自己心里也不想批的，但同时他还要笼络好这帮人，维护自己的地位，如果自己直接反对他们的呈文，不免把局势弄僵。法制局加在两种势力之下，日子其实不好过，而让胡兰成这样一个所谓倔强之气的政治死脑筋去管这种事，就免去了装傻这一套，别人知道他确实不是有所偏袒或存有私心，也就真拿他没办法。这也就使得他成了汪精卫必要的“挡箭牌”!可叹胡兰成，还在自鸣得意，既不知人，亦无自知之明。

　　胡兰成的南京官邸在行政院旁边的丹凤街石婆婆巷，他平时每天只到法制局待三四个小时，因此空闲时间还是很多的。遇到天气好，他常带领妻女和一些友人去屋后的鸡鸣山采松花，这松花是回去做饼吃的。胡兰成自家的院子里开着很多紫藤花，他也采了来做饼吃。平日就这样，追求一种人世的清好和俗世的情趣。

　　胡兰成自称清好，没有拉过什么人参加汪伪政府，只有那时穆时英主动要来参加，他才介绍他办《国民新闻》报，穆时英被刺身亡后，还是他帮穆太太领得抚恤金。

　　一个夏天的晚上，胡兰成和家中众人在庭前乘凉。这时飞来一只鹧鸪，在门灯上转来转去，这儿飞飞那儿碰碰，结果掉到地上好几次，坠了几次众人要去捉时，却被一只半路杀出的狗衔跑了，众人上前抢下那可怜的鸟，却发现已经被咬死了。冯成奎的儿子冯寿先却想把鹧鸪拿来烧了吃，胡兰成见到如此之死法，心里也觉得难受，不同意吃，就叫卫士把它拿去丢掉，自己一副不胜惋惜的样子。

　　胡兰成有了钱便让侄子在老家置点田产，寄去一万四千元，托冯成奎转交给大哥积润。想不到那冯成奎根本不管自己儿子还在跟着胡兰成吃饭，竟然拿着这笔钱去投资生意，直到一年半后才把这笔钱给到老家人手上。但由于通货膨胀，本来当时能买三十亩田的钱，结果只买回祖上的五亩田。

　　胡村人都知道胡兰成在外做官，但不清楚是什么官，于是有很多乡人前来投奔他，这些人大都不认得字，胡兰成只得到处介绍他们当个事务员或普通杂役，实在干不了事了，就给路费叫他们回去。甚至对于幼年有过过节的庶母俞傅村，其义妹、让他气愤得说出“该杀”的冯成奎，其子冯寿先，还有陈海帆等人，他都以礼待之，能帮就帮一些。

　　胡兰成由于文人性格，寡言沉讷，所以朋友并不多，除了政坛上极少的一些同僚外，作为文人雅士的他还有一个黑帮老大的朋友：吴四宝。

　　吴四宝本是上海有名的“白相人”，从小出身底层，在三教九流的社会里摸爬滚打，后得以拜在青帮“通”字辈大佬荣炳银、季云卿的门下，当司机，做保镖，由于自己的心狠手辣，也讲义气，后来渐渐成为流氓混混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势力很大。

　　汪精卫刚来上海的时候为了控制时局，也不得不派人拉拢他，让他组织警卫大队。但后来政局稳定下来之后，看这个不是自己嫡系的人控制着上海的治安，终究不爽，便让李士群去说服吴四宝让了这警卫第一大队队长之职。吴本来也不喜欢和这些官僚打交道，于是就乐个清静，自己请辞了。

　　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长得很有些姿色，加上性格直爽，不扭捏造作，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所以胡兰成对她也兴味十足，以至有了后来在日本的一段姻缘。

　　胡兰成和吴四宝的认识比较戏剧化。有一次胡兰成去“七十六号”见李士群，走的时候李士群照例出来送他，旁边却过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说：“让我来送胡次长吧！”然后就送胡兰成出来，上车时还给他打开车门，并坐在司机旁边陪同他回去。

　　胡兰成本以为吴四宝是一个普通保镖，半路上胡兰成不知为什么，随口问了吴四宝一句：“你贵姓?”想不到听到的回答竟然是：“敝姓吴，道上的朋友叫我四宝。”胡兰成吃了一惊，因为吴四宝实在不是无名小卒，只是他没想到竟是这样和他见了首面，不觉哑然失笑道：“你很有名。”接着又说了恭维的客套话。吴四宝笑着对他说道：“不敢，四宝自小失学，不懂得道理，本要听胡次长教诲的。”

　　车子到家门口停下后，吴四宝赶紧先跳下车给胡兰成打开车门，胡兰成也没想到和他寒暄一下请他进来坐坐。而吴四宝自己有汽车跟来，不方便留下，就直接走了。

　　胡兰成没料到吴四宝这么一个老粗居然对自己如此尊敬，看上去却很是谦恭的，心里有点得意，也顿时对他另眼相看。

　　稍后胡兰成也了解吴四宝虽然打家劫舍、巧取豪夺甚至绑票勒索，但却是劫富济贫，乐善好施，常常做慈善事情，还对街头穷人施舍衣食，把自己花钱买的医药义材广泛布施。要是逢年过节，周围邻居住户得他好处的多达数百家。胡兰成欣赏他的乐善好施，但不问他钱财来自何处，后来又听说自己少年时就读的杭州蕙兰中学，在抗战爆发后停学，也是吴四宝捐献资金使学校重新开办的，于是对吴四宝好感更盛。

　　胡兰成那次被免宣传部次长职后，有天闲来无事，忽然想到去吴四宝家中玩玩，于是就直接去了。当时吴四宝正在家中与他的一帮门徒说话，一听说胡兰成来访，赶紧撇开众人出来迎接，并把他恭恭敬敬得请到花园里，叫人搬来藤椅给他坐，又让太太佘爱珍亲自送威士忌酒来，俩人非常客气陪胡兰成拉家常。不过因为两个人本来就是文武不搭界，又加上吴四宝也不会说什么文绉绉的话，所以胡兰成坐了一会就感觉没什么可谈了，于是只喝了两杯酒，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吴四宝也不多留，还是亲自送他出大门，和上次一样给他开车门。

　　胡兰成喜欢“白相人”重义气、直性子的特点，所以后来没事的时候常去吴四宝家玩，有时吴四宝不在，他就一个人在吴花园里散散步，开始不和别人搭话。不过去的次数一多就熟了，于是再去的时候就到楼上，和佘爱珍及一些女客聊聊天。

　　这吴四宝能和胡兰成关系日近，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喜欢日本人。吴四宝平时尽管劫舍之余，但也有点爱国心，于是常给日本人一些苦头吃，日本人渐渐不能容忍了，便多次给汪精卫政府施压让他们约束吴四宝，汪精卫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李士群，弄得李士群很头疼。

　　这时候，吴四宝又卷入了一桩抢劫日本人黄金的大案，他的徒弟张国震想自己扛下这件事，但是日本人不信他是主谋，后查到吴四宝是他们幕后老大，于是对吴老大本来就不太爽的日本人更像被火上浇油一般，再也不能忍受，决定除掉他。

　　于是当晚就出动数百宪兵直接到吴四宝家拿人，吴四宝和佘爱珍提前得到消息，已经逃之夭夭。日本人立刻逼迫汪伪政府下令通缉吴四宝，并在《中华日报》上发布通缉令。

　　日本人开始在上海大肆搜捕，弄得全城鸡飞狗跳，到处都是日本宪兵的身影。吴四宝夫妻东躲西藏，狼狈不堪。无奈之下，佘爱珍给胡兰成打了个电话请他向李士群求救。胡兰成对他们夫妇都有好感，而且私交也一直不错，便答应了，但他那时并不知道李士群已经想借刀杀人了。当晚胡兰成亲自去接由南京回上海的李士群，趁机对他说：“日本自称已经撤防，现在公然抓人，太不像话，这件事你要出来挺我国体。”

　　李士群口头上答应了，然后便让胡兰成立即与佘爱珍联系见面，还劝说佘爱珍让吴四宝去自首，他力保吴的安全。佘爱珍有点犹豫不决，他便发誓说若是出卖兄弟，以后不得好死。胡兰成和佘爱珍看他话说得满满，确实也是实权在手，也就信了他。想不到李士群的这个毒誓真的应验了，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当下佘爱珍便把吴四宝带了出来，交给了李士群。第二天清晨李士群没叫胡兰成，只和唐生明陪同吴四宝到了日本宪兵队。但是李士群却没能兑现当场保释的诺言，向佘爱珍解释说宪兵部只是要把吴四宝调查几天，走个过场，然后就可以保释了。

　　张国震在吴四宝被扣之后就放了出来，但他为救吴四宝，自己又跑到日本宪兵队去了。宪兵队烦了就把他交给了李士群，李士群当即下令把他押赴中山北路刑场枪决。胡兰成知道后大吃一惊，去问李士群，他却说这是日本人迫他做的，胡兰成不疑有他，又催他赶紧把吴四宝救出来。

　　几天后，李士群借当上了汪伪江苏省政府主席之机前往南京，接着又避往苏州，躲开胡兰成、佘爱珍等。胡兰车见他竟然数月不回上海，这才心知大事不妙。他觉得吴四宝被日本宪兵队关押，自己也有责任，心里对佘爱珍过意不去，于是往南京和苏州之间来回跑了好几回催促李士群，李士群总是以公务为由借故推托。

　　然而胡兰成文人的倔脾气一来就收不住，李士群遭他屡次质问，也没了办法，只得随他去了上海，去日本宪兵队领出吴四宝，同时告诉胡兰成和佘爱珍日方要求将吴四宝交给他关押三年，他打算将吴四宝转移到苏州看管，并承诺：“交给我你们尽管放心，就当四哥在苏州度假吧！”胡兰成与佘爱珍听了自是高兴，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当天吴四宝回到家后，先是沐浴理发更衣，然后又去正厅祭了祖先，最后转身向李士群跪下，谢他救命之恩，并流下了眼泪来。

　　吴四宝走的时候，胡兰成专门去吴家为他们夫妻俩送行。哪知第二天下午，他便接到佘爱珍的电话，说吴四宝已经去世了。胡兰成顿时惊呆了，立刻赶到苏州，看到吴四宝的面色安详的遗体，心中戚戚，后来有人告诉他尸体本来七窍流血，现在已经抹干净了。好端端的一个人，死得不明不白，还七窍流血，众人对他的死因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便说出。

　　胡兰成便一直在苏州帮佘爱珍帮把吴四宝的遗体运到上海处理后事，坐车回上海的时候，佘爱珍在几个妇女的搀扶下身穿重孝，蹒跚着上了车，然后坐到胡兰成身旁，哀鸣一声“胡次长——”，就将头埋到他肩头抽泣起来。她现在真是把胡兰成当作自己可以依靠的亲人了。

　　吴四宝在上海的丧事办得很风光，由于他义气散播四方，为人又乐善好施，所以无论黑道白道还是普通百姓，来为他送殡的人都很多，送殡一路沿途都有路祭。佘爱珍一路哭成泪人儿，怎么劝都劝不住。这时服侍佘爱珍的沈小姐说：“阿姐已经两天没吃过东西了，这般哭法，任是铁打的人儿也吃不消呀!”于是央求胡兰成说：“胡次长您帮劝劝阿姐，惟有你的话她听的。”听到这话，胡兰成马上俯下身去向她耳边轻声说：“不要哭了，保重身体，这般大仇，你且等我将帮你报。”

　　吴四宝之死，有一种说法比较可信，说是在宪兵队出狱那天早晨，他被看守的宪兵逼着吃了个饭团喝了一碗米汤，而日本人在里面放进了一种慢性毒药，直到三十六小时后再突然爆发，上吐下泻，七窍流血而死。

　　吴四宝可能之前对于自己的死亡大概是心中有数的，所以那天他向李士群下跪并泪流满面，则说明他不仅知道自己将死，而且也知道李士群参与其中，他堂堂七尺之躯，当时无法说出真相，又怕自己之祸累及爱妻佘爱珍甚至胡兰成。他虽心里不愿相信是李士群要他死，但事已至此，也不得不信。这一跪，是怕李士群加害他的家小；而流泪确实悔恨自己错交佞友。可怜吴四宝，一生纵横江湖，死去时确这般悲惨，真正让人叹惋！

　　在吴四宝未被害之前，胡兰成在同李士群结交时，对他颇有好感的，因为李士群做事干净利落、热情待人，又少有官僚习气，比较平易近人。胡兰成去七十六号找他，他总是穿双拖鞋就出来迎接，不装腔作势。七十六号里人事繁杂，李士群却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他既能谈正经事，也是个闲谈的好手，这些都使胡兰成当时看得起他。

　　吴四宝死后，胡兰成便对他心冷。但相反汪精卫却越来越信任他，觉得他是个有能力的人，便委以重任。因此，李士群的势力越来越大，气焰也日渐嚣张。而胡兰成和佘爱珍弄清了吴四宝的死因后，二人的关系更进了一步，他一直记得自己当时对佘爱珍的承诺，于是就静待时机。不久，机会终于来了，他遇到一位故人：熊剑东。

　　熊剑东是浙江新昌人，同胡兰成三哥胡积义一同在绍兴营中当兵，关系很好。胡兰成十四岁的时候在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念书，吃住都在三哥那里，熊剑东当时很热心地教过他英文，但是后来当了逃兵。两年后，胡兰成在杭州蕙兰中学读书，有一天，穿着一件青灰布长衫的熊剑东忽然来看他，说是要去上海，想和他借点路费。胡兰成二话不多，把自己一学期的杂用压在箱底的两块银洋钱给了他。此后便一直未见，这过了20年，胡兰成才又见到了他。

　　吴四宝出事前，有一天晚上他在家设宴，胡兰成和李士群都被邀，胡兰成先到邻院李士群家相约同去，他到李士群家中，见他正和一个不相识的人在楼上交谈。李士群见胡兰成来了，就介绍说是熊剑东先生。这才重新相认了。

　　熊剑东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是**的军统的人，上海沦陷后他在江浙一带负责组织游击队对抗日本人。1938年在上海被日本宪兵抓捕，关押了一年多，后来叛变投汪。1941年春，他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前往湖北一带组织黄卫军，自任总司令。他这次来上海，是想到太湖招收旧部，但李士群对他怀有戒心，处处阻碍他，于是两人从此结下怨恨。

　　后来黄卫军被汪伪南京政府编为第二十九师，熊剑东让参谋长邹平凡当师长，他带了一部分人马到上海和南京看胡兰成。胡兰成先是把他向陈公博推荐，当个上海特别市保安司令，却碰了钉子。后又推荐给周佛海，周佛海倒是愿意接纳，于是将熊剑东所带的人马和他的中央税警团合并为总团，让罗君强担任总团长，熊剑东为副总团长，这样一来，熊剑东一下子就成为和罗君强并肩的周佛海手下两员大将之一。熊剑东行伍出身，能征善战，又处事圆滑，很快便与日本宪兵部队长打得火热，渐渐胜过李士群，李士群恨在心里，发誓要斗倒他。

　　不过熊剑东的“出人头地”倒不是胡兰成的功劳，他不知当年熊剑东被关在日本人的监牢里，正是因为周佛海一手搭救，后才能在一年多后被保释投汪。周佛海不仅把熊剑东保释出来，又送他赴日深造，随后派他常住武汉，策反重庆的**地下组织。胡兰成自以为了不起，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他就想不到，他是汪精卫面前的红人，以前还想扳倒过周佛海，两人之间一直心有芥蒂，周佛海怎么可能就凭他的推荐就重用什么人?

　　熊健东当了税警团副总团长后，因为“清乡”的利益冲突，经常有矛盾，甚至火拼。有一次熊剑东在上海北站被人行刺，后查知幕后主使乃是李士群，于是暴怒异常，发誓要杀了李士群，也派出了暗杀人员，但李士群本身搞的就是特工，所以熊剑东一直找不到机会。不过从此，七十六号就又多加了一重戒备，而熊家连楼梯口也架起了机关枪，双方都奈何不了对方，就这么相持。

　　熊剑东找了个机会暗中收买到七十六号的行动大队长林之江，想给李士群背后一刀。不料被李士群发觉，逮捕了林之江要杀掉。他故技重施，下达了决杀令之后，就远遁南京，避人耳目，和当年吴四宝之死如出一辙。

　　胡兰成虽然对林之江也没什么好感，但是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想法，定要帮熊剑东对付李士群，所以就积极给熊剑东出谋划策，让他拉上日本宪兵到七十六号，只说找林之江问话。熊剑东依法照做这么过去了，李士群手下的人看见日本宪兵插手果然措手不及，林之江于是被救了出来。

　　李士群知道后大为愤怒，他一下就料到是胡兰成出的主意，立刻实施报复。他趁胡兰成前去南京时，派人包围了在上海的《国民新闻》报馆，把胡兰成的人统统赶走，自己让七十六号的机要秘书黄敬斋做了《国民新闻》的社长。胡兰成知道此事后愤怒地去诘问他，李士群则继续装傻充愣。

　　胡兰成夺不回报社，心中憋了一肚子气，熊剑东见状则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胡兰成拉到和他同一个战线了，于是又来请胡兰成设计。胡兰成说李士群现在势力大，是因为他身兼两大要职，既管特工又管江苏省行政，必要先折他一臂，才能把他拉下马。

　　熊剑东觉得胡兰成很有道理，又回去和周佛海商议。周佛海自李士群走红开始就不满意他，因为特工局的职位是他被玩阴的弄走了，当了部长之后在政治上还与他争官夺位，甚至有时还在经济上敲他的竹杠，周佛海也不会买他的帐，二人积怨也颇深。李士群喜欢暗箭伤人，他派人在一天晚上将周佛海南京的一套住宅点火烧着，东西烧了个精光。周佛海极为光火，也一直伺机报复。

　　熊剑东和周佛海商议一计，联合陈公博及汪伪政府的日本顾问影佐祯昭一起向汪精卫进言，建议取消李士群管的警政部，因为这时日本人也开始担心李士群权力过于膨胀。汪精卫一探李士群的口风，他便仗着羽翼已丰，就用辞掉所有职务来要挟汪精卫，加上陈璧君也不赞同撤掉李士群。汪精卫处在双重压力之下，权衡再三，才撤掉了警政部以应付周佛海和日本人，但随即新成立了一个调查统计部安抚李士群。如此一来，表面上看是旗鼓相当，双方都没占到便宜。但由于是周佛海这边先发难，所以这一次，其实是李士群赢了一场。

　　就这样熊剑东和李士群的明争暗斗就这么一直相持不下，双方互有攻守地这么胶着。有一天，熊剑东又来向胡兰成问计，胡兰成想了想说；“日本人现在对他应该也有所不满了，可以先切断李士群与日本人的联系。”

　　李士群在江苏放纵部下骄横掠夺百姓，民间越发仇恨汪伪政权，而李士群的骄狂也渐渐引起了东京方面的注意，日本人确实对他不满了，但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除掉他。熊剑东又一次和胡兰成聊天时叹气说：“这个李士群倒果然厉害，竟是怎么也弄他不倒。”听到这话，胡兰成又心生一计，说道：“你让周佛海与陈公博找个理由请李士群吃饭，在筵席上将他杀了，陈以害民之罪，然后向江先生请罪，汪先生见李已死，也不会把他们怎么样的。”熊剑东回去和周佛海、陈公博商量，但他俩没这个胆量这么干。熊剑东只得再去和日本宪兵拉上了关系，商量杀掉李士群的办法。

　　李士群自以为智计过人左右逢源，便拉下四通八达的关系，既暗中私通重庆军统局，又与延安的军统一直保持联系，还曾秘密会见中共高级代表潘汉年，给苏北的新四军运过物资。他自以为留下后路无数，没想到这同时脚踏的几条船，都没踏好，反而让人觉得他两面三刀，不可信任。

　　1943年春天，李士群的大劫来了。一方面重庆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同样也暗通重庆的周佛海下达了铲除李士群的密令；另一边，东京方面也决定让上海的日本宪兵处死李士群。

　　又这样过了两个月，一切仍然在暗中进行。这天，在南京的胡兰成来到了罗君强家。边疆委员会已经在这年撤销了，罗君强改做了司法行政部长。胡兰成进到客厅，卫士说道：“部长在楼上，熊先生与冈村宪兵中佐也在。”说完转身准备去通报。胡兰成立刻阻止了他：“没有关系，我自己玩一会儿就走。”

　　熊剑东听见楼下有动静，走了下来，跟胡兰成说我正要问你一件事，然后压低声音问道：“东京方面的覆示已经到了，李事现地善处，看来需要避免否则会引致严重的后果。只是现在不能确定，你是汪先生的亲信，所以要问问你，如果杀了李士群，汪先生会不会不干了?”

　　胡兰成肯定地回答道：“不会！政府非要随便拆散，而人已死，汪先生只会追悼罢了。”

　　熊剑东又追问：“你确定是这样吗?”

　　胡兰成回答：“当然。”然后熊剑东又急忙上楼去了。

　　胡兰成一个人在客厅里看着水仙，逗留了片刻，这才出门回家了。他知道，事变很快就要发生了；但是，他仍然压制住自己什么也不问熊剑东。

　　大概过了五六天，就传来李士群从上海回苏州死了的消息，并且与吴四宝一样，也是被毒杀的。李士群在上海的时候，宪兵部冈村出面调解，于是将熊剑东和李士群拉在了一起；双方最后决定，熊做李的副手，李给熊三千万元，然后又一起吃了晚饭。

　　其实冈村已经在饭菜里下了毒，李士群当时就已经发觉食物的味道不对，谎称解手，想将喉咙里的食物抠出来。谁曾想，冈村更加老奸巨猾，也借口想要方便，跟着李士群到了厕所，李士群无奈只好放弃。后来毒性发作，李士群痛苦万分，竟拔枪准备自杀，身边的人及时将抢夺了过来，直到江苏省立医院院长储麟荪赶来的时候，李士群的血管已经硬化得连盐水针针头都扎不进去了。

　　李士群死后一个月，胡兰成才从南京赶到上海去佘爱珍家，楼上见到她后，便迫不及待地说道：“吴先生的仇我已经报了！”

　　作为仇家的佘爱珍，李士群之死哪还等到一个月才知道？所以，当胡兰成自豪地告诉她时，她表情冷淡一句话也没说。此时，她能说些什么呢?说什么能让吴四宝复生呢?

　　另外，佘爱珍是一个极能看开的人。因此，当别人找到李士群孀妻算帐的时候，她又对此进行维护说：“人死就没有仇恨，你们不要再欺侮他的遗孀！”

　　解决了给自己造成麻烦的人之后，他的麻烦并没有结束，反而才是刚刚开始。胡兰成当法制部长的时候，由于文人气质喜欢意气用事，基本上将各个部门的人得罪遍了。终于有一天，那些部门联合起来去汪精卫那里告他的状，大有胡兰成他们就什么事也办不好的意思。汪精卫本来就是让胡兰成当这种挡箭牌角色，加之和他私交也不浅，并不想把他撤职，但介于下面的压力太大，权衡一番，最终还是取消了法制局，另任胡兰成到全国经济委员会做一个“特派委员”，给了他一个只需开开会，不用管事的闲差。

　　不过胡兰成只是不懂做一个官僚，对这种明升暗降自己地位的做法还是看的懂得。于是不免常常发些牢骚，说些“我当年如何如何”之类的话。此时他虽很难面见汪精卫，但是对于欣赏他文才的陈璧君，他倒经常能向她倒倒苦水，发些不平之气。陈璧君的确是惜重他的才，先是让他来汪精卫的秘书室当机要秘书，被他婉拒；后因自己的弟弟陈耀祖去当广东省主席而让他去广东去当自己的特派员，胡兰成也没答应。期间他在与陈公博的交谈中也流露出自己的失意，陈公博让他去当南京特别市的土地局长，胡兰成也不愿屈就。其实他内心仍以汪精卫直接亲信自居，只觉得惟有汪精卫才能使唤自己，让他放下架子去听其他人的指挥，是万不可能的。

　　大约李士群死后的一天傍晚，接替胡兰成做宣传部政务次长的郭秀峰来找他，告诉他日本大使馆最近有个交流会，每周六举办一次，他转告日本大使馆的话希望胡兰成能够过去参加，那天正好就是周六，他请胡兰成当晚和他一同去。胡兰成本来懒得去，郭秀峰再三要求，他想想自己也找不到其他玩的去处，总是在家待着也觉得闷，最后还是去了。

　　那次交流会设在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家里，胡兰成到的时候，罗君强、粮食部长顾宝衡、驻“满洲国”大使陈济成已经先到一步，日本人只有两个，除了清水之外，另一个是新调来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负责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笃纪。

　　“座谈”之前先是一个饭局，起初胡兰成自恃清高，在桌上只是饮酒，没有开口。后来众人谈起中日之间的开战，过去做过**秘书的罗君强说了这么一句话：“当初民国政府从南京撤退时实在仓促混乱，就是后来退到武汉之后也未能形成有力防御，如果当时友军一口气直追而下，武汉早已得手，重庆也不在话下，如此一来，战争本可及早结束了。”胡兰成听了这么个赤裸裸的摇尾乞怜之言，当时也大怒，说道：“虽历史一笔为定，但也绝不像你所言这般荒唐，中国不亡自是天命惠之，岂如一时战略之失策！”此言一出，在场之人寂然良久，场面颇有些尴尬。

　　饭后众人回到客厅继续“交流”，这时郭秀峰说了这么一句希望日方解除对中央通讯社管制的话，谁知新来的池田笃纪回敬了一句：“这种事本来就不是什么规定，我们这么做自有我们的考虑，你们国家自己的事，倒要向我们求情，枉你还是国民政府的长官。”这一番话顿时说得郭秀峰面红耳赤，而胡兰成则在一边想道：此人确是知道尊重中国的，不过有些目中无人，我得寻机会让他吃些教训。

　　恰好这时顾宝衡随口问道“不知日本国内粮食是否能自给？”池田毫不犹豫地说“自给自足完全没有问题。”胡兰成立即反驳道：“我最近看到一篇日本的报道，说是一个教授病倒了，他的亲戚送了些米给他，他吃了之后说了句‘好久不知日本米的味道了。’看来，日本国内的教授都吃不到日本米了，遑论百姓！何来自给自足？如今战争已到第六年，日方不该仍然说话不诚实。”池田听闻此话，反驳不了，满脸通红，只是微笑，不去争辩。胡兰成觉得这个人还比较老实，散会后他接过了池田给他的名片，后来两人的交往也渐渐开始。

　　池田也很看重胡兰成的学识，第二天就到胡府拜访。胡兰成见他进来的样子，颇似当年他的四哥梦生，于是对池田亲近不少，这也成为他和池田后来进一步交往的重要基础。此后的时间，池田隔三差五就去胡兰成那坐一坐，没事总爱往胡家跑。久而久之，胡兰成也回回访池田笃纪。

　　却说胡兰成官闲了不少时间，可是心却一直没闲下，他是个以文赖世的人，笔头总想写些东西。在汪精卫面前失宠后，心里一直积郁难平，因此想以文发泄。于是闭门挥笔三天，写成一篇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政论，将它心里长时间以来郁积一吐为快，把那些关于时局的见解与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此作完成后他心里还颇有一番扬然自得的成就之感。

　　胡兰成刚把稿子写完的那天，碰巧池田又来到胡兰成拜访，池田见到桌上有胡的新作，便请求拜读。胡兰成略一思索，点头答应，并强调并没有因为他是日本人而怕让他知晓这篇文章。他本对池田就又一些亲切之感，况且视为知己者死，胡大文人许久不动笔，这次既然有重量级大作问世，自然也想文章成后能被“识货人”赏识称赞。

　　文中胡兰成自比为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后被曾国藩所擒，投降了曾），说道就算自己将来一样逃走，也要留一篇文字于世，讲述汪精卫政府与日本的和平运动一事，且论证日本必败，汪精卫政府必亡，日本想免除失败的命运，唯有从中国撤军，并实现自我变革。而中国则必须返回**时代，召开国民会议。

　　池田看了几页之后，觉得大有道理，不过有些道理一时还看不明白，又见文章比较长，于是就问胡兰成能否让他带回去看么。胡兰成想了想答应了。

　　这池田将稿子带回家后，不仅看完全文，还在一夜之间将之译成日文，并交给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也看了，谷正之看了之后又传给东京外务省看，稍后便在侵华日军的佐宫中传开了，最后据说连日本首相也得以阅见胡的这篇大作。

　　不久池田又来到胡兰成家，面带喜色地把这消息告诉他，并说：“谷大使把胡君的这篇大作给汪先生也看了。”他言下之意，你既然有才能，我们日本人作为你朋友，你帮你宣传宣传。胡兰成听了之后心里确吓得半死，他知道汪先生看了那片文章后，肯定是气不打一处来，加之李士群事件，汪精卫已对他有所不满，这次恐怕真要和他翻脸了。转念一想，最好先去上海避一避，又考虑到自己清雅之士，就算事情紧急，但慌慌张张的终究不成样子。于是没去上海，心里另有一套打算，便是把自己脱身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

　　几天之后，胡兰成与池田一起散步，闲聊了一会，眼看已快到池田家附近，胡兰成心中有点悲戚，于是在和池田分手时“提醒”他说：“我们在这段时间多见见面，如果我去上海，会先通知你，如果我哪一天不来看你，你就来我家找我。”池田只回答了一句：“好”，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12月7日，林柏生邀请胡兰成下午三时到他家商量事情，没说什么事。胡兰成心想大事不妙，一边强忍害怕，一边故做镇静地换衬衫打领带，并嘱咐应英娣：“我现在要去林柏生家里，晚上如果见我还不回来，你就立刻去通知池田先生。”

　　应英娣是胡兰成的“姨太太”，年仅22岁，原是上海百乐门的当红舞女，后被胡兰成看中，遂纳之为妾，但他不好意思带回家让青芸看见，于是在一个大酒店里包了个房间给她住。青芸一直在上海给他管家，有段时间忽然发现胡兰成每月拿回家的钱减少很多，疑心之下一路跟踪他到酒店，发现了这个秘密。不过，宽容大度的青芸不仅没有责怪六叔，反而劝他把应英娣带回上海大西路美丽园家一起生活。全慧文跟胡兰成属于那种过日子的夫妻，只求丈夫给自己衣食家用，不怎么在乎男人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于是她也没表示什么意见。胡兰成想到在南京还有一个家，于是将正妻全慧文留在上海，而将应英娣带到南京。由于应英娣不能生育，而他与全慧文已生有三个孩子，于是就把一两个孩子经常放在南京，俨然又是一个完满的小家庭。

　　胡兰成到了林柏生家中，林柏生不在，只有他的副官在接待他，他心里害怕，起身想走，确看见进来一个彪形大汉，“请”胡兰成和他走一趟，他被带上一辆特工的汽车开走了。

　　车子在一座洋房前停下，里面鸦雀无声，他被带到一个小房间。胡兰成心中恐惧，便问警卫这是哪里，警卫回答说这是“曹公馆”，胡兰成稍微平静了一点，就静静地坐着。但不一会，他就控制不住自己忽然发起抖来，想划根火柴点支烟，手确颤抖得连火柴都擦不着。胡兰成一边鄙视起自己的怯懦，一边努力控制自己情绪，好一会，身上的颤抖才停止。胡兰成当时还不知道，关押他的这个地方并不是什么“曹公馆”，而是大名鼎鼎的上海路十二号——苏成德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看守所!而逮捕他的命令，则是汪精卫亲自下达的。

　　关押胡兰成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地铺、一副桌凳、一盏电灯，其他什么都没有，窗子都被钉住了，一点光透不尽来，门锁得死死的，墙壁比石头还硬，外面还有一个持枪士兵在房门外盯着他。胡兰成心中不免绝望，以为自己这次必死无疑了。神经恍惚之下，在地上乱摸一气，结果摸到了一根针，悲苦之际，于是用那根针在桌面上刻了一首白话诗：

　　花呀

　　以你的新鲜

　　补你的短命吧

　　胡兰成独自一人在狱中用诗文吐露悲凉，他不知道当时上海正万人争阅着张爱玲那凄婉的小说。他俩笔下都写出了悲，但一个是感叹自己境遇之悲，一个是感叹时局的情感之悲。

　　当胡兰成刚被关进去在郁闷时，应英娣并没有把他走之前嘱咐的话太放在心上。等到很晚了胡兰成还没回家，她才着急起来，当下就去找池田。池田本来是个直性子，一直没能留意和理解胡兰成给他的那些暗示，这下看到应英娣这么晚了来找他说是胡兰成特别交待的，这下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于是连夜找到清水董三一同把这事告诉谷正之大使。谷正之让池田以他的名义先打电话给林柏生，就说日本方面要求保障胡兰成的生命安全，然后赶紧联络总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力图救下胡兰成。

　　日本人这边还真是把胡兰成当个人才。第二天，日本大使馆里清水董三、池田笃纪和一些总司令部部长、宪兵队课长聚在一起，召开会议商议援救胡兰成的办法。由于日本国内东条内阁最近刚说要尊重南京国民政府，而此事纯属中国内政，所以他们觉得不可以用外交的方法解决，尤其要避免对汪精卫的不敬。商量之下，他们觉得可以把责任加在林柏生身上，宪兵部和司令部一边给他压力，同时由使馆这边清水董三晓以利害劝告他，软硬兼施。

　　汪精卫这次对胡兰成下杀手，实在是忍耐到极限了，以前胡兰成有点文人的迂腐和不知变通，这他倒可以忍受；但现在，他觉得胡兰成已经不是个倔头倔脑的笔杆子，而变成一根满怀心机的打人的棒子了，特别有三件事让他再不能忍受。

　　直接的就是最近这篇文章的事，胡兰成在文中“大放厥词”，说什么“南京国民政府不能代表中国”，还有预测“日本必败，南京国民政府必亡”等等。汪精卫叛党而建为政权，一直自居正统，胡兰成却偏要揭他这个伤疤；再者而汪伪政府的前途命运是和日本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的，胡兰成一下子把汪精卫最不愿提起的结局非要说出了，这不是成心给他好看吗？自己一直在努力“促成和平”，旁边却有人在唧唧歪歪说风凉话，汪精卫能忍受吗？

　　在一个就是李士群之死，李士群是汪精卫的得力干将，汪精卫很器重他，对他的死，汪真是很悲痛，不仅派自己的亲信去代他致哀，还亲自给他写墓志铭“才足以济世，而天不永其年”，说他实不该死的。以汪精卫的聪明，自然能知道此事是周佛海主使，胡兰成出谋，而胡兰成为了打击现在的政敌，居然和以前的政敌周佛海联手，其人立场之不定，深为可疑。而周佛海的势力已将尾大不掉，胡兰成还再帮他剪除政敌，已有“夺权”之嫌了。

　　第三是胡兰成和日本人之间的暧昧关系也让汪精卫疑虑重重，他了解到胡兰成每个周末都去日本使馆参加交流会，也知道他与池田等人关系密切，但是到底他与日本人关系深到什么程度，林柏生估计也不清楚。但是胡兰成交往的那些少壮派军官，却大都是日本国内反对东条英机扩大战争的“反战派”，而且他那篇文章，也是和反战派的立场声气相投的。另外，胡兰成一入狱，很快便有那么多日本军官来营救他，他和日本这种亲密的关系是怎么形成的，会有什么结果，汪精卫对此真是又疑又惧。所以终究下定决心，非杀他不可。

　　日本这边不敢拿汪精卫说事，只是一味逼迫林柏生，林柏生被逼急了，拿出了汪精卫的亲笔信来抵抗。信陈数胡兰成的罪状，甚至说他勾结**政府，每月接受重庆的五十万元秘密经费。日本人见此也无言以对，事情又拖了下来。

　　这一天，开完会的池田回到了家，满腔悲愤地让他的太太把手枪拿给他，说要为胡兰成以姓名一搏。他太太心里本想阻止的，但日本女人顺从惯了，没敢反对，只是默默地取出枪给了他。池田拿着手枪，跑到宪兵队找到河边课长，说道：“胡君一案，全由我所累，如此失信于中国人。现在用外交的方式救不了，我现在就去上海路十二号去救胡君，那边的警卫要是阻挡，我就开枪，他们只要还击把我打死或打伤，你们就有理由用宪兵队去包围那，救出胡君了。”当下河边也很感动，说道：“我大日本武士道难道要你一人牺牲于义吗？我亦和你一起做。”当下约定午夜二时点武装出动营救。

　　商议完毕后池田去报告谷正之知道。谷正之说到：“宪兵能有此决心，不愁此事不成，你去之前可在警告林柏生一次，他自愿肯释放胡君最好。”

　　池田随后就到了林柏生家，这时已午夜后，他对林柏生陈之以利害，说到时候还不放胡兰成，宪兵队就要武装出动。林柏生见此也慌了，急忙赶到汪公馆求救，汪精卫最后开出一纸手令，上面写着“立即释放胡兰成”，他将手令给池田看了，然后便赶紧安排胡兰成出狱。

　　池田准备了大使馆的汽车去接胡兰成。郭秀峰转汪精卫的要求让胡兰成写一份“悔过书”，胡兰成没有拒绝，挥笔写成，然后坐池田的车回到了家。在狱中时胡兰成得知汪精卫列举他的罪状时竟有暗通重庆并每月接受五十万机密费之事，料到汪精卫起了杀心。

　　这件事情后，胡兰成和汪精卫彻底决裂了，转而视日本人为再生父母，后来他在《今生今世》曾说“异国存知己，身边动刀兵”，说的便是这件事。

　　从狱中出来之后的胡兰成此时在家休养，时间长了，也觉得无聊，整日里看闲书杂志之类。闲来无事也写写东西什么的，就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一个后来在他生命长河里占据着极为重要地位的女子——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