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和胡兰成的邂逅有一个人无法绕过，那便是时任《天地》杂志总编的苏青。苏青，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署名为冯和仪，后又以苏青为笔名。浙江鄞县人，算得上是胡兰成的老乡，曾在40年代的上海文坛名噪一时。特别是她在1943年在《风雨谈》杂志上连载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因其文风泼辣、不拘泥于世俗偏见，被评论家冠名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纷纷。

　　作为上海沦陷区的两个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冷傲孤僻，苏青又声称“没有一个女朋友”，这样的两个人能够避开“文人相轻”的千古陋习，彼此看得起，并互相引为知己，实属意外。苏青曾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张爱玲也在《我看苏青》一文中道：“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由此可见，二人交情非浅。

　　1943年10月，苏青在汪伪政府要员陈公博和周佛海妻子杨淑慧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个综合性文艺刊物——《天地》。创刊号出来后，苏青四处约稿，这其中便有张爱玲和胡兰成。

　　这时的胡兰成不久前还是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政务次长”与“行政法院次长”，但后来因社论得罪了汪伪政府，被拿下狱，幸亏他所结识的日本军界人物出面，汪精卫才勉强放他出来。但政治“前途”显然不大了。这一年胡兰成38岁，已有妻室，而且是第二次婚姻。

　　拿着苏青寄来的《天地》样本，胡兰成仔细翻看了一下，觉得苏青的发刊词写得很是爽利，而她的《论言语不通》更是妙趣横生，胡兰成读得很是开心，于是就写了篇《“言语不通”之故》回寄给苏青。

　　不久，《天地》月刊第二期也如期寄到，除了刊登胡兰成的《“言语不通”之故》之外，还有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

　　“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的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

　　“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来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

　　躺在藤椅里的胡兰成读到这里，不由得心里一惊，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啊，就那么用笔轻轻一挥，就把生活的繁复、丑陋、琐碎，暴露在阳光下。用语是那样的节俭与精致，又那么准确，简直就是一针见血。想到这儿，胡兰成不知不觉坐直了身体，又细细地将其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从藤椅上站起来，在草坪上来回走了几步。

　　“这个署名为张爱玲的人是谁？”他迫切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他决定找苏青。苏青肯定知道“张爱玲”的，也一定会告诉他。

　　苏青此时同张爱玲已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对张爱玲的性格与为人自然了如指掌，知道她疏淡冷傲、不喜与人交往。于是便回胡兰成曰：“是女子。”以图应付了事。

　　胡兰成见苏青的回如此敷衍潦草，自然心有不甘。刚好，在接下来的《天地》杂志的第3期和第4期上，又有张爱玲的文章刊登了，一篇是《公寓生活记趣》，另一篇是《道路以目》。和上一期才发表的《封锁》不同，张爱玲这两篇散文讲述的是她所生活的城市以及她所住的公寓：

　　“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在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是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吧？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

　　“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的孩子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

　　连一个生硬冰冷的电车以及它的进进出出都能看出无限的情味来，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可爱而富有情趣的女子啊，她的内心又会是怎样的丰盈和饱满呢？从复杂而险恶的官场争斗走过来的胡兰成，突然被这些轻扬灵动、透着温厚的底蕴的文字所感染了。这使他似乎突然间明白，除了政治，人生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可以欣赏，只要善于发现，生活中那些美好的细节随时随地都可以捕捉，而他已经很久都没有注意到这些细微而富含诗意的生活片段了。

　　仅仅这些，胡兰成还嫌不够，于是自己搜罗了一些张爱玲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来看。如《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心经》、《茉莉香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等。读完之后，胡兰成对张爱玲有了更深的认识，不免由衷地感佩起张爱玲的才华来，也更加坚定了要见张爱玲的念头。他要亲眼去看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女子，竟把文章写的如此风声水起。或许他只是想**，也或许是张爱玲的出奇才情激起了他的好感，所以才生了“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感。总之，这时的胡兰成心底波澜四起，铁了心要去拜访张爱玲。

　　据胡兰成自己的回忆，他正是因为看到张爱玲文章的“好”才生了急切想去看她的念头，并“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胡兰成的这种自我解释比较纯情，但这并不能掩饰他性格中的轻薄习气。在认识张爱玲之前，他已有妻室，并且和不少女人厮混过；认识张爱玲之后，他风流依旧，仍不断和新认识的女人往来。从这一点儿看，说他去拜见张爱玲的目的如果说只是为了寻找所谓的文学知音，无疑显得有些自欺欺人，这中间带有多少虚假的成分，相信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1944年2月3日，刚刚出狱的胡兰成带着对张爱玲的钦慕之情回到了上海。但他一下火车没有先回自己在大西路美丽园的家，而是径直来到了坐落在上海爱多亚路160号601室的《天地》杂志社，找到了苏青，并和她一起上街吃了顿蛋炒饭，并向她询问张爱玲的住址，说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前去拜访。苏青却道：“张爱玲不见人的，就连她弟弟偶尔来看她，也说不上三五句话，而且还要事先打电话预约；而除了她弟弟张子静，似乎还没有别的男人到她家做过客。”可胡兰成并不管这些，还是执意要求。苏青顾于多方面的考虑，再加上办杂志也有需要胡兰成帮衬的地方，于是便把张爱玲在上海的详细住址写给了他。临末还嘱咐道，“张爱玲是不见陌生人的。”

　　第二天是农历正月十一，立春的前一天。这天一大早，胡兰成就找到了张爱玲位于上海的住址——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05室。这离他住的大西路美丽园没多远，他其实也就走了那么一小会儿，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

　　胡兰成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笃笃”地敲了几下房门。

　　“你找谁啊？”门洞里传来一声温厚的女中音。

　　“我是特意从南京赶来的读者，我是慕名来找张爱玲小姐的。”

　　门里的人稍微迟疑了一下：“张爱玲身体不舒服，不见客人。”

　　“我叫胡兰成，是苏青小姐介绍我来的。”

　　“哦，那您有名片吗？”

　　“名片？不好意思，我身上一般不带名片的。”

　　说完胡兰成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赶忙从公文包里掏出纸和笔，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写在上面，然后从门洞里递了进去。

　　“我会转交给张小姐的，您请回吧!”

　　“请你代向张小姐问声好！”胡兰成保持着他绅士般的微笑说完了最后一句话，这才转身离去。

　　回去的路上，胡兰成回想刚才的这顿闭门羹，多少显得有些不快，不过他马上又安慰自己：张爱玲不轻易见人，不正说明她和普通人不同嘛。这样的人才更值得去拜见！

　　再说张爱玲这边，当她姑姑张茂渊把胡兰成写下的纸条交给她时，她只是稍稍瞥了一眼，但是当她看到“胡兰成”三个字时不由得心里一惊：这就是我和苏青一起去周佛海家请他出面讲情，要解救的那个因文入狱的胡兰成吗？

　　或许这时的张爱玲早已从苏青那里知道了胡兰成其人其文，并从苏青那里听到了胡兰成对她作品的喜爱，或许她把胡兰成想象成了一个恃才不羁的性情中人，一个“落魄江湖载酒行”的文坛浪子，一个可与之相知相交的长者？不管怎么说，看到胡兰成留下的字迹后，张爱玲心里不禁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之感。

　　隔了一天后，张爱玲给胡兰成打了电话，决定登门回访。张爱玲决然没有想到，这一回访，奠定了她一生的转折点，她的后半生也因之而改变。她与胡兰成旋风般开启的一段婚恋，就如同她在小说《倾城之恋》中所描述的一样，与整个社会时局牵绊在一起，不过结果却与范柳原、白流苏不同：《倾城之恋》以一座城市的毁灭成全两人，他们却是因一座城市的解放而曲终人散!

　　面对张爱玲的回访，胡兰成根本没有想到，对他来说，应该“纯属意外”。但他显然是做好了准备的，并且是“时刻准备着”。因为有了这准备，所以才有了这接下来的五小时长谈。《封锁》、《公寓生活记趣》、《倾城之恋》……张爱玲的很多作品，他已经看过，并熟记于心。另外，他还在杂志上见过张爱玲的照片，和《道路以目》登在同一期《天地》上的，看起来文弱安静，甚至还有些单薄。

　　但是真的见了面，胡兰成还是吃惊不小。“我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与我所想得全不对。她进来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不但身材高挑，张爱玲的外貌、性格、年龄等，也和他事先猜测的完全不同。从她的作品看，胡兰成以为她应该是个世故老练、洞察秋毫的成熟女人，见面之后却发现她坐在那里，一副“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什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

　　胡兰成万万没有想到，文笔清奇远奥、才华超群脱俗的张爱玲却是一副胆怯的小学生模样，这让经常和社交场上的各种风情女子打交道，并习惯于她们的时髦华贵和调情弄趣的他，马上就想到了她的经济情况，“我甚至怕她生活贫寒，心里想战时文化人原来苦，但她又不能使我当她是个作家”。胡兰成圆滑，世故，阅人阅事无数，一眼就看出了张爱玲聪明、老练的文字背后是不可名状的单纯与幼稚。

　　然后，小学生般未谙世事的张爱玲身上却散发着一种不可替代的气质，使胡兰成对她产生了好感。她不青春艳丽，也不妩媚动人，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带着些须的嘲讽和冷峭……可以说，各种貌似不相容的一些东西在她身上毫无冲突地融汇到了一起。在这种无可替代的气质下，是她那世家贵族般的矜持。胡兰成深深被吸引了。

　　胡兰成很吃惊，连忙将张爱玲让到了客厅里，但不知是客厅太小，还是张爱玲身材太高，两者显得很不谐调。因此胡兰成回忆道：“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是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她原极讲究衣裳，但她是个新来到世上的人，世人各种身份有各种值钱的衣料，而对于她则世上的东西都还没有品级。”

　　惊艳之后的胡兰成，终于开始了与张爱玲非同寻常的会谈。他是主讲者，张爱玲是听者。这差不多是张爱玲的一贯特点，不善于言辞，却善于倾听。他们这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张爱玲的少年老成说到她的绝世才华，又从张爱玲的小说谈到时下的流行作品——几乎尽是批评之词，胡兰成对张爱玲一片溢美，抒发着他的感叹。他还对张爱玲在《封锁》中把两个陌生人的戏写得真切自然、把吴翠远的心理刻画得细腻入微而欣赏不已。尤其是小说结尾，吕宗桢回家后审查女儿成绩单，俨然一个好父亲的样子，而在中国这样的男子是很多的。他们的社会角色和内心角色往往是分裂的。在外界，他们或是人们公认的“好人”或“坏人”，但在人性的基本要求上，都是一样的。张爱玲也很感激胡兰成如此关心她的作品。别人读她的小说是读故事，而他读出了人性的思考。别人对她说《封锁》是写高等调情的空虚无聊，而他读出的是对文明与人性的观照。聊到最后，胡兰成还试探着询问了张爱玲写稿的收入，张爱玲如实照答。聊着聊着，胡兰成不免又对她又多了一层亲近之感。

　　等到胡兰成送张爱玲回家时，两人已经走得很近了。就在他们并肩走到弄堂口的时候，胡兰成突然说了一句：“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

　　这一句似乎有什么暗示。张爱玲听到很是诧异，一则初次见面，此话实在问得突兀；二则以她受的淑女式教育，以她孤傲冷僻的性格，何曾有哪个男人这样随便唐突地对她说话？张爱玲微微张了下嘴唇，想说点儿什么，却又合上了，头也低了下去。“这怎么可以？”这不是一般性的比较，而且是从“般配”的角度对一对男女的比较。张爱玲于半明半昧间体会到了胡兰成的心思。

　　胡兰成对他“涉笔成趣”的轻言撩拨颇为得意，从后面他与另外几个女人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在没有经验的女子面前他常有这种从容自信。若即若离的撩拨是他惯用的伎俩，这与他落拓不羁的名士做派也甚是般配。以至于后来他与张爱玲有了那样一层关系后，他忍不住回过头来自赞一番：“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

　　有时候，感情真是一件不可言说之物。在此之前，即使是朝夕相处的姑姑，甚至是一同在**街上疯狂寻找冰淇淋的好朋友炎樱，张爱玲也少有向她们敞开心扉的时候，但胡兰成无意间的一句感慨，却悄然打开了她一向紧闭的心灵之门。

　　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但就张爱玲所处的生活环境来看，事情可能并非想象的这么简单。据后人分析，胡张之恋之所以能在他们第一见面之后迅速发展下去，与张爱玲本人的生世处境与性格特征很有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她还算是一个理智处世的人，遇事冷静，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又因为她的分析和评判标准与常人不一样，所以做出的事情也常出人意料。比如说她看待一个男子，他是否“完美”，重要的是看他是否有足够的聪明与机趣，是否有应付裕如的才情与智慧，而其他的，像职业、品行、信仰等，这些在常人看来异常重要的东西，她倒未必会看重。小时候张爱玲常听母亲和姑姑讲起祖父张佩纶的一些遗事，说他年老貌陋，不配为李中堂家的乘龙快婿，张爱玲则不以为然。相反，对于祖父张佩纶，她是极钦佩的。在她看来，一个落魄而不落志、满腹经纶却不事张扬的男子，怎能不叫人喜欢呢？即使是给她留下许多伤痛回忆的父亲，她也并非完全不欣赏，她在说起父亲的凶暴时没忘记他对《红楼梦》的热爱、他对她幼时创作的嘉勉。一个男人，只要有了聪明，便有了最重要的一切。这便是张爱玲论人断事时非常个人性的眼光。很多人没能理解到她的这一点。对于胡兰成，她多半也是持着这样的眼光去看的。

　　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胡兰成似乎就已经下了决心，要追求张爱玲。应该说，在这之前，胡兰成接触过的女性，从唐玉凤、李文源、全慧文到应英娣，在他眼里终不过是泛泛女子：唐玉凤是旧式婚姻的牺牲品，温顺与善良，但少有情趣，全慧文如出一辙；李文源和应英娣是他耍玩态度下亲吻过的女子，但热情有余而内蕴不足。这四个女人都不能在内心深处让他感佩而后对之亲近，更不能引起内心深处的快乐和惊喜。以胡兰成旧式文人的才情和审美，他还没有结识过一个有才华的女性，这在他看来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这时，张爱玲出现了。她不仅年轻，而且才华出众，学识渊源，这对他既是一种吸引，又是一种刺激，所以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走进她的世界徜徉一番。

　　因此，张爱玲到大西路美丽园登门回访的第二天，胡兰成就又到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05室重访张爱玲——他倒是个想做就做、有性格的男人。这一次张爱玲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了他。她穿了条宝蓝绸袄裤，鼻梁上架了副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象月亮。”张爱玲的雍容高雅，让胡兰成暗自惊诧，自觉短了一截。

　　张爱玲的房间很有她自己的风格，但自有一种华贵之气。“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是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本是有备而来的胡兰成在这种雅致瑰丽的气氛中也未免有点儿窘迫与紧张，有如三国时侯刘备到孙夫人房中去时的胆怯，孙夫人的新房中隐布兵气，“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而昨天在他居处显得怯生生的、十分拘谨的张爱玲，今天却显得落落大方、华贵高雅，使其有不敢逼视之感。这与胡兰成前一天对张爱玲的印象极不协调。

　　胡兰成这次一坐又是很久，依旧是高谈阔论、滔滔不绝。不过，这次他主要讲的是一些创作理论，及他个人的文学观。之后他又讲自己的生平、苦难童年、义父庶母，还有他病故却无钱安葬的发妻，讲他在广西的教书岁月……张爱玲依旧是一个很好的听者，听到动情处，便露出一些会心的微笑。

　　胡兰成后来在回忆道：“我在她房里亦一坐坐得很久，只管讲理论，一时又讲我的生平，而张爱玲只管会听。男欢女悦，一种似舞，一种似斗，而中国旧式床栏上雕刻的男女偶舞，那蛮横泼辣，亦有如薛平贵与代战公主在两军阵前相遇，舞亦似斗。民歌里又有男女相难，说书又爱听苏小妹三难新娘，王安石与苏坡是政敌，民间却把来说成王安石相公就是黄州菊花及峡中茶水这两件博识上折服了苏学士，两人的交情倒是非常活泼，比政敌好得多了。我向来与人也不比，也不斗，如今见了张爱玲却要比斗起来。”

　　或许是张爱玲只是觉得有这样一个人可以说话，觉得很快乐，于是才与他推心置腹。胡兰成自诩为一个文化人，并在该圈浸染甚久，多少也知道点儿张爱玲祖父张佩纶与李鸿章女儿间的佳话，于是就有意问起此事。张爱玲见他提起这个，便把她祖母的诗抄给胡兰成看，并说她祖母其实并不怎么会做诗，曾朴在《孽海花》中说“李鸿章千金擅诗”一事多是夸大，里面选录的那首诗是她祖父张佩纶动手改过的，《孽海花》中的“才女”之说并不真实。张爱玲这种破坏佳话的态度，使胡兰成很是敬佩。

　　胡兰成顺带还向张爱玲讲述了很多他在汪伪政府中的事情，张爱玲虽然专心于文学，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因为是胡兰成在讲，所以还是听得兴味盎然。末了还冒出一句：“前段时间知道你在南京下狱，我和苏青还专门去过一次周佛海家，看他有什么法子可以救你。”

　　胡兰成闻言先是有点吃惊，觉得张爱玲对政治游戏实在是外行，接着就“只觉得她幼稚可笑”。因为他和周佛海虽说不上是死对头，但关系却也淡远，周佛海怎么会出手相救呢?况且逮捕他是汪精卫的手令，周佛海即使想救，也是出不了手的。官场复杂，又岂是一个弱女子能探得了深浅的？而他与周佛海在汪伪政府中的多年积累下的矛盾又哪里是她们两个弱质女子一番话就能消释的？想到这儿，胡兰成不免为她俩的天真深感可爱！

　　想着想着，胡兰成突然间想到了当年落魄的张佩纶。他们的身世是那么的相似，那时张佩纶刚从热河戍满归来，一介囚徒，待罪之身，而自己也刚刚从牢狱中解放；然后，张佩纶遇到了中堂大人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耦，而自己则遇到了来自世家贵族的张爱玲；张佩纶长李家小姐近20岁，自己长张爱玲14岁……这一切，正堪比拟呀。在胡兰成的想象中，落难才子巧遇红颜知己的风流佳话油然而生。他是喜欢而且愿意制造佳话的。

　　当天胡兰成回到家后，仍觉意犹未尽，一股不可言说的冲动使其不吐不快，于是便让侄女青芸为他准备好纸墨，挥笔写了一首风格颇像“五四时代”的新诗——而这种风格不久前他还在驳斥，附信一起寄给了张爱玲。后来在胡兰成看来，这首诗写得直率而幼稚，连他自己都觉得难为情。

　　张爱玲素不喜欢新文艺腔，尤其不喜欢那种缠绵柔情的惺惺作态，换了别的人写封这样的信或情书，她一定会掩鼻一哂、弃之不顾，没想到她对这封信却很是喜欢，并马上回了信。胡兰成在信上称张爱玲很“谦逊”，这刚好中了她的意。在常人眼里，她冷漠孤傲，难于接近。但在张爱玲自己看来，她却是谦逊的，一种对现世、对人生的恭敬与虔诚。胡兰成见了她两面即出此语，也许是张爱玲最初见他时的胆怯和寡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胡兰成是第一个说她“谦逊“的人，这正是他的聪明和独到之处。

　　在给胡兰成的回信中，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句话在字面上看，仿佛在说，因为自己懂得人世的喧嚣吵闹、悲欢离合，懂得生命的灿烂辉煌、美丽易逝，所以常对一切抱有一份悲悯温暖的态度。一句“懂得”，意味悠长。世事的兴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许多事情都是璨然一瞬，然而真正能够“懂得”的又有几个？区区八个字，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知遇之感已经流露无疑。

　　张爱玲的心思胡兰成自是懂得，于是从此开始，每隔一天必去登门看她。可是连去了三四趟之后，张爱玲送了张字条给他，要他以后不要再去看她。

　　可以想象这时的张爱玲肯定也在为她和胡兰成之间的感情而苦恼。他们的交往也太快了，照目前的这种状况，今后会如何发展，很难想象。虽说胡兰成善解人意，并且举止不凡，很有旧式文人的风度，但他毕竟已是快40岁的人了，家中又有妻室，又因为长期在汪伪政府里做事，他的名声也不怎么好，使得这桩感情有诸多不合适宜的地方。而她的亲戚多少已耳闻此事。她的舅舅，那位不久后被张爱玲在小说中讥讽为自从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的遗少，也明确表示不妥，说小姐怎么能与汉奸在一起呢？在这种情况下，张爱玲既不能如以往那样漠然置之，又不能像苏青那样不管不顾。因为不知道如何才好，便让胡兰成从此不要再去找她，实在是正常之举。

　　人生经验丰富的胡兰成，对张爱玲的心理动向，当然把握的一清二楚。他明白，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松懈，张爱玲的话无疑也是反话。胡兰成既然已经猜透她的心思，便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初衷。张爱玲仅把一张字条当作自己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这在他看来，也太单纯了，分明就是个孩子，多少有点儿笨拙。于是他只当不知，并在接到字条的当天又去看她。见了她，也不提及此事，更不表白，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张爱玲见他这样，也就没再提字条的事，她脆弱的心理防线就这样被摧毁了。感情这种东西实在很奇怪，你越是想抑制它，它越是强烈。胡兰成见她如此，索性每天都去看她。张爱玲本来就是一个不太顾忌别人看法的女子，胡兰成去得多了，她也就对他产生认同感了。

　　男女之间的感情实在是难以琢磨，关键时刻哪怕一点点儿情绪上的波动与不稳定，就会导致感情的大开大合，因此对于细微变化的把握就尤为重要。胡兰成深谙此理，他知道烦恼而且孤寂的张爱玲正在进行艰难的抉择：她怕自己所爱非人，想爱又不敢爱，不敢爱而又想爱，因此摇摆不定。胡兰成很聪明，他懂得男女恋爱之初的这种“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微妙，因此不改初衷，一如既往而又殷勤执著，最终冲破了张爱玲的内心防线。

　　且说不久后的一天，两人又一次相聚，胡兰成突然谈起了她登在《天地》上的那张照片。张爱玲听者有意，第二天便取出照片相赠，并在相片背后写了赠语：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在刚刚走向恋爱的张爱玲来说，无疑是生命中最美好也最深沉的爱的表达，尽管她对现世有端然的虔诚，对人生总怀有一种至诚至敬的“谦逊”，然而在现实的具体生活中，她又是矜持的。以她的矜持，还有她的特立独行、孤傲远人，她何曾在哪一个人面前有过如此的谦卑？惟独在胡兰成面前，她放下了一切。除了爱，别无它解。一个女子一旦爱上了一个人，往往会失去原来的自己。张爱玲大致就是陷入了这样的情境。

　　爱情是一件奇妙的衣裳，看的人感觉眼花缭乱、似是而非，而各种滋味，却只有穿衣裳的人自己知道。所以，爱情只能去感受，却不便妄加评说，因为它的微妙和难以洞清。

　　胡兰成当然懂得张爱玲写下的这些句子的隐晦的意思，以致于他后来说：“她这送照相，好像吴季扎赠剑，依我自己的例来推测，那徐君亦不过是爱悦，却未必有要的意思。张爱玲是知道我喜爱，你既喜爱，我就给了你，我把照相给你，我亦是欢喜的。而我亦只端然的接受，没有神魂颠倒。各种感情与思想可以只是一个好，这好字的境界是还在感情与思念之先，但有意义，而不是甚么的意义，且连喜怒哀乐都还没有名字。”这种说法显然有为他以后背叛张爱玲进行辩解的嫌疑，可能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存在了这样的想法，所以才有了后来他与张爱玲的婚变。可以说，年已38岁、家有妻室的胡兰成，他希望得到的是她的人，未必是她的心。而一个又一个的女子，在交出自己的人之前，首先交出的总是自己的心。现在，张爱玲把她的心交出来了。

　　从这时起，他们真正地开始以恋人自居了。从偶然相识到坠入情网，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是张爱玲怎么也没有料想到的。不过，对于胡兰成，她似乎并无什么怨意，哪怕仅仅是他的情人，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凭窗相对，捉手言欢，这就足够了。

　　张爱玲甚至将胡兰成当作最亲的亲人看待，连一些闺房秘密都讲与他分享。她想起童年时，便将她做女孩时的玩物拿出来给胡兰成看，其中有两串玻璃大珠子，是她母亲从埃及给她带回来的，一串蓝色、一串紫色，拿到灯下看的时候，五光十色，映照着张爱玲的瞳孔。胡兰成蓦然发现，外表成熟老到的张爱玲，内心深处，却掩藏着这样天性未泯的女孩子气，他感到新奇之极。张爱玲又将她小时候写的小说《摩登红楼梦》拿给胡兰成看，胡兰成一看不由又是大惊，他没想到张爱玲能够把经典、大雅的《红楼梦》写得如清末小报的通俗小说一样让人大跌眼镜，不同的是，从大雅到大俗，张爱玲却是一样的“美文如初，清洁如镜”，全然像是世界因为有了她的存在而具有了一番新的意义。

　　张爱玲有一个习惯，一看到报纸杂志上有批评她的文章，她就剪存。还有人因为崇拜她，冒昧写信来表达敬仰，她也收集起来。但是她对别人的这些意见不听，不答，也不作参考。胡兰成对她的这一点儿很感费解。对他自己而言，如果有人赞扬他不得当，他会觉得不舒服；批评得不得当，他又会觉得无聊。但张爱玲却不以为然，她说：“我是凡人家说我好，说得不对我亦高兴。”劝告她批评她的，如果不得当，她亦很少生气，往往也只是诧异而已，因为别人说好说坏只是他人的意见，与她自己无碍，而这反倒给她地看清了某些人的本质。那些话，她常拿来与胡兰成讲，或与姑姑、炎樱讲，笑之中又觉得无奈，又觉得开心好玩。

　　相交相知久了，自然有一种不愿分离的念头牵到心头，张爱玲尤其如此。胡兰成作为一个经历过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人生而且咬牙切齿地说“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的即将不惑之年的男人，对感情则要淡然漠视很多，他所想要的，只是现世的安好，只是小感动、小愉悦下的现世的通达畅快，而不是责任、道义、道德和良心；他所要的，只是现世的快乐，而不是来世的救赎。而对一个只有23岁，而且是刚刚走出校门、初次恋爱的张爱玲来说，却是投入了全部的感情。

　　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也很特别，很少花前月下，一切都像是最初相识的延续。张爱玲是个内心热烈而丰富的女人，随处可以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与浪漫，而胡兰成也不喜出游。于是，他们哪里也不去，整日流连在屋里，谈艺论文，把盏品茶，竟日不息，欢悦不已。连胡兰成都说：

　　“我们两人在一起时，只是说话说不完。在爱玲面前，我想说些什么都像生手拉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着正字眼，丝竹之音亦变为金石之声，自己着实懊恼烦乱，每每说了又改，改了又悔。但爱玲喜欢这种刺激，像听山西梆子的把脑髓都要砸出来，而且听我说话，随处都有我的人，不管是说的什么，爱玲亦觉得好像‘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在欢悦中，张爱玲全然没有了起初相识的拘谨，精譬妙喻，联翩而出。如果说在认识胡兰成之前她很少说，主要是因为没有说的对象，也没有说的兴趣，那她现在终于有了说话的对象了，说话的兴趣也异常高涨。从人生到文学，从幼时候的圣诞卡到港战时期对于生命无常的感受，凡人琐事，奇闻逸事，张爱玲一讲起来，滔滔没完，皆有无限的情趣。而胡兰成也非常惊喜地从张爱玲那里汲取着他从书本、从经验中得不到的人间才学和艺术灵感。

　　当时在官场上胡兰成虽然跟汪精卫缘分已尽，但他并不甘心就此退隐山林，名义上他仍然挂着南京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一职，并与日本军界保持着密切联系。为了办公方便，他平时主要住在南京。但他每月必回上海一次，住上八九天。而每次回上海，他都不先回他在美丽园的家，而是直接赶到位于赫德路的张爱玲公寓。一进她的房间，他就先喊到：“我回来了。”俨然把这里也当成了他自己的家。然后直到黄昏已尽、华灯初上，他才从张爱玲住的公寓出来，大摇大摆地向自己的家走去。

　　恋爱中的女子，眼睛里看到的一切都是美的，并且总是带着一种缓缓的飞扬的喜悦。《<传奇>再版自序》里张爱玲拿这种男欢女爱和战争相比较，她说：“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多少有点强迫自己。……恋爱……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她还说：“现在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这些都可以说是她恋爱心迹的流露。胡兰成带给她的，正是一种放恣，一种飞扬的喜悦。而她心中所幻想的，则是一幅人世完美的图景。

　　张爱玲和胡兰成在一起时的谈话主题随意而谩散，涉及的范围也很广，随兴所至，无所不谈。两个人经常聊得很起劲儿，乃至于忘了时间，而在分手的时候又往往有话题被扯出，所以每次都是分手迟迟，第二天又早早赶来。当胡兰成在南京时，张爱玲勤奋的耕笔织文之余，还给他写信。情真意切，道尽相思。一等胡兰成回到上海，张爱玲就一个字也不写了，两人常常把会面的时间当作盛大节日来迎接。

　　张爱玲博学多识，不仅熟读中国经典名著，对现代西洋文学也尤为精通，“好像‘十八只抽屉’，志贞尼姑搬出吃食请情郎。”她常常把萧伯纳、劳伦斯、赫克斯莱的作品拿来讲给胡兰成听。胡兰成长期忙于政事，对洋文可谓一窍不通，对西方文学的了解自然也非常有限，自然很是惊服。让胡兰成深感不解的是，工于洋文的张爱玲对西洋古典文学来一点儿兴致都没有，对莎士比亚、雨果、歌德等这样名贯中西的文豪她居然都不爱，西洋凡隆重的东西，像壁画、交响乐、革命或世界大战等，她也不喜欢，提不起精神，而惟独喜欢有平民精神的东西。

　　另外，五四以后，中国文坛深受西方影响，一些外国作家倍受推崇，像托尔斯泰、歌德、雨果等，已成为新一代中国作家心目中的偶像。而像曹雪芹、吴承恩、蒲松龄等本土文学大家，则鲜有提及。胡兰成本人因为西洋文学薄弱，从来都是张爱玲说啥便是啥，不敢妄加评判，怕暴露出自己的“不懂”。当他听张爱玲说不太喜欢西方文学中太庄重的东西时，似乎有些不甘心自己老是扮演听众的角色，于是便冒了胆子说，《战争与和平》、《浮士德》并不及《红楼梦》和《西游记》。说完，自觉像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似的，一脸忐忑地看着张爱玲等她给出答案。不想张爱玲只是淡淡地说：“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听张爱玲这么说，胡兰成一颗紧张的心这才放松下来，并为自己的聪明暗中幸庆！

　　胡兰成的西洋文学虽有欠缺，但对中国古典文学却很为自恃。可是没想到和张爱玲几次深谈，自己都是甘拜下风。张爱玲读古文学常常是心领神会，直与古人相通，传神之处，过目不忘。一次胡兰成想形容张爱玲坐立行走的样子，可是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口齿艰涩，词语匮乏。于是张爱玲就代他说：“《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觉得“淹然”两个字用得好，但又不知道具体好在什么地方，就让张爱玲说来听听。张爱玲说：“有人虽遇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场糊涂。”胡兰成就又问：“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张爱玲答道：“你像一个小鹿在溪里吃水。”

　　有一次，张爱玲与胡兰成说起赵飞燕，汉成帝说飞燕是“谦畏礼义人也”，她回味这谦畏两字，只觉是无限的喜悦，无限的美，“女心真像是丝棉蘸着臙脂，都渗开化开了，柔艳到如此，但又只是礼义的清嘉。”爱玲又说赵飞燕与宫女踏歌“赤凤来”，一阵风起，她的人想要飞去，忽然觉得非常悲哀。胡兰成后来说他重翻《飞燕外传》，原文却并没有写得这样好，是张爱玲“她自己有这样一种欲仙欲死，她的人还比倚新妆的飞燕更美”。

　　两人爱在一起读诗，每次读到精彩处，常常相视而喜。两人读《古诗十九首》，看到“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一句，张爱玲诧异道：“真是贞洁，这哪里是**呀！”看到《诗经》里有一首写道：“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张也惊叹道：“啊！真真的是大早年岁。”又看到白居易《长恨歌》中有“宛转蛾眉马前死”，叹息道，“这怎么可能！这样委屈，但是心甘情愿，为了他，如同为一代江山，而亦真是这样的。”后来二人又同看《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张又叹息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听到张爱玲的见解，胡兰成不得不叹服，这才发觉平常他以为读书读懂了的东西，其实未懂，而张爱玲读书，却是不阻不隔，直达古人隐秘的心底。这是一般人很少能做到的。胡兰成虽然性情倨傲、恃才不羁，但张爱玲的话却让他叹服不已，在这个才华横溢、卓尔不群的女子面前，从外表至内心，他都心存敬畏。

　　胡兰成是靠政论吃饭的人，凡事都要求在理论上要行得通。最令胡兰成感到惊讶的是张爱玲不受政治术语的禁制和定型情感的拘囿。按照常理，一个青春女子与一个中年男人的交往，话语权和裁夺权应该掌握在年长者手里，前者依赖于后者、受影响于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张爱玲虽然聪明过人，但并未经历过多少世事，社会经验也趋于单纯，与阅世已久的胡兰成相比，她自然应该是多受他影响、受他指引。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张爱玲有很强的独立性，即使在她与胡兰成恋爱后，她的性格以及她从对待人生的态度和审美趣味，都没有什么改变。胡兰成爱发议论，有时发完一通议论后又觉得不妥，便告诉张爱玲：“照你的样子就好，请不要受我的影响。”张却笑言：“你放心，我不依的还是不依，虽然不依，还是爱听。”

　　张爱玲不仅不受胡兰成影响，有时甚至还反过来，影响胡兰成。有一次胡兰成写了一篇论文，拿去给张爱玲看。张爱玲看完，觉得文章体系太过严密了，不如解散的好。胡兰成按她的说法，把文章重新改了一下，发现果然活泼有生气，想表达的意思也并未减少。张爱玲生性是一个自由的人，不喜欢体系的束缚，因此常有些“离经叛道”之论。但在胡兰成耳朵里，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反倒很迷恋她。

　　再比如说两人一起看日本的版画、浮世绘、朝鲜的瓷器及古印度的壁画集等，胡兰成也总是惟张爱玲脸色是瞻，只要她说哪一幅画好，哪怕只有只言片语，胡也马上觉那一幅果然是好。偶尔张爱玲也拿自己的画给胡兰成看。开始胡兰成不知道这是她画的，看得很是茫然，当得知是张爱玲的手笔时，马上就有了主见，一致叫好。这让张爱玲很高兴，还跑去告诉她的姑姑。总是，凡是张爱玲的东西，以及张爱玲所喜欢所推崇的东西，他都觉得好。

　　对音乐的看法亦是。张爱玲在文章里说，民间小调里的鼓楼打更，都有一统江山的安定，胡兰成听了，马上对这些东西另眼相看。胡兰成本不喜欢听贝多芬，但知道他既然被奉为乐圣，肯定就有听的道理，于是便强迫自己硬着头皮买了贝多芬的唱片，天天放来听，听完了却又不懂，甚为以苦。但他听到张爱玲说她从9岁到15岁一直在学钢琴，不免为自己选择了贝多芬而暗自得意——至少给了她一种他也会欣赏钢琴的印象。不料张爱玲又说她不喜欢弹钢琴，一句话说得胡兰成又“爽然若失”。

　　张爱玲对他的影响不仅在于她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甚至也影响到了他的思维方式及审美观念，以至于后来二人劳燕分飞后，他仍对张爱玲感激不已：

　　“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现代中国与西洋可以只是一个海晏河清。《西游记》里唐僧取经，到得雷音了，渡河上船时梢公把他一推，险些儿掉下水去，定性看时，上游头淌下一个尸身来，他吃惊道，如何佛地亦有死人，行者答师父，那是你的业身，恭喜解脱了。我在爱玲这里亦有看见自己的尸身的惊。我若没有她，后来亦写不成《山河岁月》。”

　　“我们两人在房里，好像‘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我与她是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爱玲极艳，她却又壮阔，寻常都有石破天惊。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得如同数学，她就只是这样的，不着理论逻辑，她的横绝四海，便像数学的理直，而她的艳亦像数学的无限。我却不准确的地方是夸张，准确的地方又贫薄不足，所以每要从她校正。前人说夫妇如调琴瑟，我是从爱玲才得调弦正柱。”

　　应该说，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拜服确是出自真心，他确实打心眼里喜欢张爱玲，尽管这与他最初的想法已有距离。以至于连他自己都说：“……天下人要像我这样欢喜她，我亦没有见过。谁会与张爱玲晤面说话，我都当是件大事，想听听他们说她的人如何生得美，但他们竟连惯会的评头品足亦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这亦不能不算一种广大到相忘的知音，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我与他们一样面对人世的美好，可是只有我惊动，要闻鸡起舞。”

　　“我与张爱玲亦只是男欢女悦，子夜歌里称‘欢’，实在比称爱人好。两人坐在房里说话，她会只顾孜孜地看我，不胜之喜，说道：‘你怎这样的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后来我亡命雁荡山时读到古人有一句话：‘君子如响’，不觉的笑了。”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这段自述可以说是他们后来走向婚姻生活的一个小小的埋伏。正是这种彼此的欣赏，使得他们“两看相不厌”，并迅速的从热恋过渡到私定终生。虽然从胡兰成与张爱玲婚后三个月还不到，便又与汉阳医院的一位护士周训德关系暧昧，并瞒着张爱玲于年底与这位护士秘密结了婚来看，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感情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实在让人起疑。但单从他们热恋的这段时间来看，他们的感情又实在难以让人产生猜忌。

　　遇见胡兰成，这对23岁的张爱玲来说，确实也算得上帝赐予的一份礼物。她从小性格孤僻、生活封闭，所接触的男人，要么是像她父亲和舅舅那样整日泡在酒杯、烟炕上萎靡不振的男人，要么是像她弟弟那样毫无志气的富家子弟。没有人关心疼爱她——从小父母离异，父亲对她不好，母亲也很陌生。姑姑虽常在一起，但到底只是女人，女人和女人在一起跟女人和男人在一起，毕竟不同。而且，她和姑姑之间似乎也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自从从事职业写作后，张爱玲就与姑姑在经济上分得很开了，各人负责各人的开销，公共费用则共同承担。这是她在遇见胡兰成之前的生活。可想而知，这种生活缺乏那种温暖而博大的爱，无论是在她经济窘迫的情形下，还是在她可以独立谋生的境况下，都是一样凄苦冷清。这样无爱的生活，张爱玲也有过记述：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

　　还好她现在遇到胡兰成了，这是一个欣赏她、懂得她、疼惜她、呵护她，并把她奉若神明的男人，她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知音。其实，她并不喜欢那种孤独的写作生活，她喜欢有人在旁边欣赏她，欣赏她的一颦一笑，欣赏她的莫名的忧伤，还有她那飞扬的文字。而现在，那个欣赏他的人，正站在眼前。他很聪明，很善解人意，使她暂忘了人世间的纷扰，流连于岁月的美好与平静。

　　他们整日待在屋子里，窃窃私语，平时很少外出。其中有一次是她的好友——《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张爱玲知道消息后便叫胡兰成去找日本宪兵帮忙，想办法把柯灵释放了。柯灵被关押期间，张爱玲还专门跟胡兰成到他家去看望他的家人，并留言相慰。柯灵出狱后，用文言给张爱玲复了一个短笺，以表感激。不过胡兰成居间出力的事情他并不知道，等到几十年后他读到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才知道个中详情，心中对张爱玲的感激不免又加了几分。有时胡兰成也会邀请张爱玲去到他的日本朋友或汪伪政府的同事那里作客，不过张爱玲不喜欢这样的应酬，答应的次数不多。但如果去了，人们都会把张爱玲当作姐姐，因为在别人看来，她为人处世沉稳圆熟老到，没有慌乱与不安。每当这个时候，胡兰成就会夸奖她，说她有大家风范。

　　另外，去的较多的地方，当是张爱玲的好友炎樱和苏青那里。胡兰成很喜欢炎樱，但炎樱常说英语，他根本都听不懂，即使炎樱偶尔说一次上海话，在胡兰成听来也是云里雾里，使其自感笨拙。而苏青顶着“大胆女作家”的身份，观念新潮开放，不太拘泥于男女距离，张爱玲很是不喜，有妒忌之心，后来也就去得少了。至于场面上的人物，张爱玲也只是去见过邵洵美和日本人池田。见池田时张爱玲是与炎樱一起去的，结果池田对她们的印象非常好，甚至把炎樱当成他妹妹，把张爱玲当成他姐姐，还热心地把自己珍藏的日本版画、浮世绘以及塞尚的画册等借给她看。除此以外，张爱玲很少见人，日本的宇垣将军、上海的伪警备司令熊剑东几次想宴请她，都被推辞掉了。

　　当时张爱玲的书销路不错，所以稿费也拿得也比一般人高，因此经济上比较独立，不靠胡兰成养她。这似乎也是张爱玲的原则，自从她开始职业写作生涯以后，她从未在经济上依赖过任何男人。不过，她虽不缺钱花，但也不拒绝用胡兰成的钱。一次，胡兰成给了她一点儿钱，张爱玲不仅不推辞，相反显得非常高兴。大约在她看来，这是胡兰成对他的好。于是，她就与好友炎樱商量买点儿什么好，结果做了一件皮袄，式样还是她自己别出心裁设计的。不料，做出来却有些宽大，她也很少穿，不过即使放在那里，每次看到她也满心欢喜。张爱玲的这种心理，在《童言无忌》里曾有表露：“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由此可见，张爱玲并非把胡兰成当成一般的恋人看待。这时的张爱玲可能也想到了婚姻，想着眼前这个男人能为她付出一生一世。不过她毕竟也算得上一个新潮的人，关于婚姻，她并不那么拘泥。她的母亲婚姻不幸，结果在无限的痛苦中离了婚，而她的姑姑也一直抱着独身主义的想法。身边的例子，或许使得她对婚姻并没有抱有美好的期待，而对名分这种东西，她也并不是十分看重。在她眼里，最为关键的一个词便是“爱”，而爱似乎并不需要婚姻来作保证。女人只有在没有爱的时候，才会把一切都寄托于婚姻；因为不得，所以又生出了无数琐碎的伤心。在这方面，张爱玲显得很超脱。所以，她在接受胡兰成之后，亦很少向他提起婚姻之事。胡有妻室的事她并非不知道，只是她觉得这无关紧要。倒是胡兰成问过她对结婚的想法，但她在给胡兰成的信中却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胡兰成看她是这种态度，自然非常满意，而他对在妻子英娣和张爱玲之间不停的往返奔波似乎也不胜惬意。于是，他才说：“有志气的男人对于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在他看来，自己当然是一个“有志气的男人”了。

　　最终一直隐忍不发的胡兰成妻子英娣不能容忍了，1944年夏天，她向胡兰成提出了离婚。面对妻子提出的离婚要求，胡兰成甚至还装出一脸无辜似的惊诧。正式离婚那天，胡兰成显得很是委屈，幽怨不已，居然还在张爱玲面前流下了眼泪。而张爱玲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既不规劝，也不怜悯，显得漠然而超脱。

　　和英娣离婚的具体过程，胡兰成在回忆中没有详细记载，只是说他和张爱玲在一起时不曾想到要结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仿佛错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怪他妻子对如此“美好”格局居然不能容忍。他本来设想的大约是，内有主妇操持家务，外有金屋藏娇，时而还可挟妓出游，所谓真名士自风流。在胡兰成的这种设想中，张爱玲将来之命运已初显端倪。

　　胡兰成不愧是文人气很重的浮花浪蕊，易于临事感动，却又无真情沉醉，所以他很快就从对前妻的的留恋之情中解脱出来。现在既然离婚了，那他与张爱玲之间从未想及的婚姻自然也提上了日程。

　　1944年8月，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了，是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婚书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为张爱玲所撰，后两句为胡兰成所撰，旁写炎樱为媒证。此时距日本战败恰恰还有一年。婚书签写完毕，胡兰成和张爱玲以及炎樱一起去了百老汇大厦共进西餐，算作结婚庆宴，以此来纪念刚刚结下的这段红尘姻缘。

　　两人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对此胡兰成的解释是“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这固然是原因之一，而作家王一心在《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段话，或许写出了胡兰成不愿公开举行婚礼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在文中说到：“也有可能即是全慧文尚在，他不便张扬娶二房。时民国建业已三十多年，虽仍有人纳妾，毕竟既不再是件寻常的事，也不再是件光彩的事，更不是国民新潮人物所应为之事。若公开起来，张爱玲面上未必好看，恐怕这才是胡兰成不愿举行婚礼、而张爱玲竟也愿意悄悄地进行的真正缘故吧。”如果说王一心的猜测成立，那胡兰成的“顾及时局变动”之说不过是托词罢了。

　　新婚后的张爱玲一直沉浸在幸福的喜悦里，整天跟胡兰成在房里相伴嬉戏。1945年夏天，一个宁静的傍晚，两人在阳台上向远处眺望，西边的天上余辉未尽，有一朵乌云闲挂在那里，清森遥远，眼皮下的上海街道，霓虹等也慢慢的开始闪烁。见此景，胡兰成想到当前社会时局不稳，而自己又深陷贼船，在劫难逃，不仅大声感慨。张爱玲听了忽然想起汉乐府的诗句来：“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于是便说道：“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你这个人嗄，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

　　这只是张爱玲随口说出的几个叠字，现在读来依然意境深远，用的巧妙，说的也机智，一往深情溢于言表。随后她进屋去给胡兰成倒水，她端着水走到门边，胡兰成急忙伸手去接，她却腰身一闪，一脸欢喜地看着胡兰成，满眼都是盈盈的笑，好像电影中的一个定格，又像戏台上的一个亮相，娇媚之致。胡兰成看了不禁赞叹道：“啊，你这一下姿势真是艳!”张爱玲却道：“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得你感激，但难得你满足。”虽是娇嗔之语，却也一语道破了胡兰成对于人世、对于他做人标准的精髓。

　　胡兰成接过水，张爱玲便呆在他身旁，仍旧一脸微笑，一直等着他把茶水喝完了，才又收杯回屋，而腰肢和脚步流露出来的依然是满心的欢喜。张爱玲还喜欢躲在房门外悄悄窥视胡兰成在房间里的动作，她曾经这样写道：“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间里有金沙金粉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晚饭之后，两人常在灯下游戏。有一次他们面对面坐着，挨得很近，互相凝看。张爱玲调皮，喜欢用手指摸着胡兰成的眉毛，说道：“你的眉毛。”然后又摸摸他的眼睛，说道：“你的眼睛。”接着有摸摸他的嘴唇，说道：“你的嘴。你嘴角这里的涡我喜欢。”甚至常常很犯傻地盯着胡兰成问：“你的人是真的吗？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吗？”这时，张爱玲荡着一脸的喜悦，好像一朵开得满满的花，又像一轮圆得满满的月亮，看得胡兰成满心欢喜，于是说：“你的脸好大，像平原缅邈，山河浩荡。”张爱玲笑起来：“像平原是大而平坦，这样的脸好不怕人。”于是说起《水浒传》里宋江见到玄女时，曾有八个字形容玄女的容貌：“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听得胡兰成呆了，第二天才与她说：“你就是正大仙容。”张爱玲听了，眼睛里满满的荡漾着笑意。

　　天气如果好的话，两人偶尔也会去附近的马路上溜达。一次张爱玲穿了一件桃红色的单旗袍出门，特别好看，胡兰成看了连连叫好。听到胡兰成的赞赏，张爱玲禁不住“女为悦己者荣”起来：“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还有一次张爱玲在静安寺庙会时买过一双绣花鞋，鞋头和鞋帮各绣有两个凤凰，胡兰成看了很喜欢，觉得穿在张爱玲脚上，分外悦目，线条亦很柔和。张爱玲知道胡兰成喜欢后，每次在他从南京回上海时，就在房间里穿上这双鞋。

　　有了胡兰成在旁边，张爱玲感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那么美，看起来那么亲切。有一天早晨，两人从张爱玲住宅步行去胡兰成在大西路美丽园的家，一路上商场店铺，车辆行人，树形花影，历历在目，一向深居闺房的张爱玲对这些司空见惯的事物虽有厌烦，但并不排斥：“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这不妨可以看成是当时张爱玲和胡兰成在一起时的一个侧面心情写照。

　　有一次，他们坐在沙发上谈起了中国的姓氏。张爱玲说道：“姓崔好，我母亲姓黄亦好，《红楼梦》里有黄金莺，非常好的名字，而且写的她与藕官在河边柳阴下编花篮儿，就更见这个名字好了。”胡兰成问：“姓张呢?”张爱玲答道：“张字没有颜色气味，亦还不算坏。牛僧孺有给刘禹锡的诗，是这样一个好人，却姓了牛，名字又叫僧孺，真要命。”接着张爱玲又说胡姓好。胡兰成就说胡姓来自陇西，称安定胡，他的上代也许是羌，羌与羯氐鲜卑等是五胡。张爱玲道：“羌好。羯很恶，面孔黑黑的。氐有股气味。鲜卑黄胡须。羌字像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

　　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的感情正是在他们婚姻前后短短的几个月中，天天在一起耳鬓厮磨、你侬我侬中达到了顶峰。在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婚姻是有感情的，应该经得起岁月和世事的检验，其实并非如此。王一心对此深有感触：“婚姻并不能增加爱情，反而使恋爱有了诱饵的可能。恋爱的时候往往不需要婚姻，需要婚姻的时候又常常不是为了恋爱了。有的人结婚是在恋爱的上升期，有的人结婚是在恋爱的下坡路。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时，两人看似如胶似漆，其实爱情也已日中而昃。”

　　个中感受，其实胡兰成心里比谁都清楚，也只有单纯的张爱玲还蒙在鼓里，依然懵然无知的以为胡兰成永远都会跟自己好。这从他们后来的婚变就可以看出，而从胡兰成自己的一些说辞中也能窥出些须端倪。他在《今生今世》中写道：“我与爱玲只是这样，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山大海几乎不可以是儿女私情。我们两人都少曾想到要结婚。”又说：“我们虽结了婚，亦仍像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由此可见，胡兰成只是愿与张爱玲毫无负担的相知相爱，却不愿受婚姻的规范与束缚。而即使是在婚后，张爱玲也是情绪饱满，喜之不尽的，而胡兰成顶多只是在看到张爱玲眼里满是笑意时才“当然也满心欢喜”。一个“当然”，道出了他的勉强，似乎婚后的喜悦只有张爱玲一个人具有，而胡兰成却没大的感觉。他甚至在张爱玲要求他喊“爱玲”时，因为是迫不得已叫出口而显得狼狈不堪。其情的真实与深厚程度，由此可以想见。

　　在胡兰成与张爱玲第一次见面的8个月后，也就是1944年10月份，在汪伪南京政府日渐式微的情境下，胡兰成似乎突然间来了志向，不再整天跟张爱玲而女情长了，有了办刊物的打算。一阵储备之后，一份叫《苦竹》的月刊终于在南京开张了，社址在南京市石婆婆巷20号。杂志的封面是炎樱画的：满幅浓密的竹枝竹叶，一根粗壮的竹干斜过画面，是为留白，上面写着一段日本的俳句：“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杂志的内容包罗万象，有诗歌、散文、小说、时事、政治和外交等。

　　  对于《苦竹》的封面，曾是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在《南来随笔》一文称赞有加：“最近看到《苦竹》月刊，封面画真画得好，以大红做底子，以大绿做配合，红是正红，绿是正绿，我说正，主要是典雅，不奇不怪，自然的完全。用红容易流于火燥，用绿容易流于尖新，这里都没有那些毛病。肥而壮大的竹叶子，布满图画，因为背景是红的，所以更显得洋溢活跃。只有那个大竹竿是白的，斜切在画面，有几片绿叶披在上面，在整个的浓郁里是一点新翠。我喜欢这样的画，有木板画的趣味，这不是贫血的中国画家所能画得出的。苦竹两个字也写得好，似隶篆而又非隶篆，放在这里，就如同生成的竹枝竹叶子似的，换了别的字，绝没有这样的一致调和。总之，这封面是可爱的，有东方纯正的美，和夏夜苦竹的诗意不一定投合然而却是健康的、成熟的、明丽而宁静的，这是属于秋天的气象的吧，夏天已经过去了。”

　　《苦竹》创刊之际，周作人曾发过一份“破门声明”，称从此与沈启无断绝师生关系。《苦竹》第１期上还专门有一篇文章讲述此事，题目就叫《周沈交恶》，署名为江梅，其实是胡兰成的化名。文章里谈到，“前年周作人来南京，官场宴会有两次我和他在一起，当时心里很替他发愁，觉得这是一种难受的讽刺。但后来知道，近年来他和老官僚们很谈得来。这些都是人的尘埃，他会喜欢，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想起来，也只有尘埃才能证明空气的存在，使清冷、冲淡的老人稍稍热闹，于是我替他悲哀。”最后又说：“周作人和沈启无决裂，没有法子，也只好让他们决裂吧，我个人，是同情沈启无的。”混惯了官场的胡兰成对周作人的涉政表示悲哀，实在有些滑稽。

　　此外，《苦竹》第1期上还刊登了张爱玲的《谈音乐》。这篇文章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张爱玲的散文风格，用一句话说就是：求浅可见其美，求深可见其识。而且有大量富有思想的风格隽永的警句和有如神来之笔的比喻，爆发着思想的流星雨，令人不由得叫妙叫绝。

　　例如，《谈音乐》开头一句话便是：“我不大喜欢音乐。”随后又以她行文中很少出现的不由分说的态度补一句：“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一棍子就把音乐打死了。但是当她话说从头，细细道来，最初的意气消散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她对音乐并非一味厌恶，其实也是有所喜爱的，表现在她对于音符极为敏感，当她“弹奏钢琴时，会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写文章，也爱用“音韵铿锵的字眼”。

　　尤其是对交响乐，她的见解更是独到：

　　“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交响乐常有这个毛病：格律的成份过多。为什么隔一阵子就要来这么一套？乐队突然紧张起来，埋头咬牙，进入决战最后阶段，一鼓作气，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场听众扫数肃清铲除消灭。而观众只是默默抵抗着，都是上等人，有高级的音乐修养，在无数的音乐会里坐过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这音乐是会完的。”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位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设若作者不是自小接触过音乐，对音乐就不会有如此深的感触；假如自小没有那么深地吃过音乐的苦头，恐怕也难以写出这样的美文来。而人往往对十分喜爱的东西不易写好，对自己不大喜欢的事物刻画起来倒常常能入木三分，这似乎又反证了张爱玲对音乐的态度。

　　《谈音乐》一文被发表后，立刻被收进张爱玲随后出版的的散文集《流言》，成为这本书的压轴之作。张爱玲对音乐的认识，及文中对中国民俗艺术和外国高雅艺术的比较，使胡兰成受到了极大启发。胡兰成称自己被张爱玲“开了知性”，也多是指此而言。所以他才会说：“我自中学读书以来，即不屑京戏绍兴戏流行歌等，亦是张爱玲指点，我才晓得它的好，而且我原来是欢喜它的。”张爱玲对于胡兰成的影响，可见一斑。

　　随后的12月号《苦竹》第二期上，发表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和随笔《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其实张爱玲早在9月份就已经完成了，但张爱玲却愣是将它搁置了两个月，为的就是等着《苦竹》第二期的出刊，由此也可看出她对胡兰成的倾力支持。

　　《苦竹》一共出了4期，后来因为胡兰成去武汉接管《大楚报》而停刊。第三期本该元月份出刊，却拖到了四月，而第四期则至今无人得见。推迟出刊的原因自然在胡兰成本身，因为他惦记着南京那一摊子“政途”，再加上此时的他对张爱玲的兴趣与热情远不如九个月之前那样执着了，所以就给搁了下来。从第三期开始没有了张爱玲的文章，留给了后人很多的想象空间。人们不免猜测二人的感情，是不是就是从此时走向下坡路的呢：胡兰成去了南京，张爱玲于是就不给稿以支持；张爱玲不在身边，胡兰成于是就另觅新欢。在此之前，张爱玲在《杂志》月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就借一个病人奚太太的口抱怨：“本来男人离开了六个月就靠不住。”张爱玲言之凿凿，日期精确，令人感慨。

　　关于创办《苦竹》的想法，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办《苦竹》，心里有着一种庆幸，因为在日常饮食起居及衣饰器皿，池田给我典型，而爱玲又给了我新意。池田的侠义生于现代，这就使入神旺，而且好处直接到得我身上，爱玲更是我的妻，天下的好都成了私情。本来如此，无论怎样的好东西，它若与我不切身，就也不能有这样的相知的喜气。”

　　关于最后一句“无论怎样的好东西，它若与我不切身，就也不能有这样的相知的喜气”可以说一语道出了胡兰成性格中的本质：只有跟自己切身了，才会有喜气。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不切身，就肯定没有喜气了。以后他与张爱玲的分道扬镳，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