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什么而活？这个问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困扰着我，令我迷茫、沮丧，甚至丧失理智。

　　我毫无理智地生活了六年，直到结婚。这期间我出了国，在欧洲生活了一段时间，与当地的学者和进步人士有了一定的接触，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所追求的“自我完善”，为此更加坚定了这个信仰。

　　我，以及那些经历了同时代教育的人，我们身上都会出现这种信仰的最普通形式，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进步”。当时我觉得这个词含义深邃，我还不能悟透全部含义。

　　我对另一个问题——我应该怎样更好地生活——也颇感困惑，我相信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惑着每一个人。

　　“追求进步的生活”，如果这可以算作答案，那就无异于对一位在小船上随波逐流、不知道何去何从的人说“随遇而安”，差不多都是答非所问。

　　那时的我认识还不这么深邃，只偶尔不理智地、生气地全盘反对这个迷信的时代。人们不理解生活，却往往用迷信来掩盖，但我从巴黎的一次死刑之中，看到了对社会进步的迷信也有点儿站不住脚[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夕，忧国忧民的托尔斯泰前往法国、瑞士、德国等西欧国家，期望找到改进社会的方案。但是，在巴黎逗留期间，托尔斯泰目睹了在广场进行的残酷死刑，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对这一切深感失望。]。一个人被杀了头，尸体被粗暴地扔到棺材里，对于这个过程正常的理智是不能理解的，需要全身心投入才能体会。不管哪种自以为合理进步的理论，都不能为这种暴行进行开脱和辩解。

　　虽然死刑古已有之，并且有各种理论提供支撑，但我认为死刑并非好的刑罚，没有存在的必要。总之，唯有自己的身心才是评判善恶的标准，而不是他人的言行，也不取决于社会的进步与否。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社会之进步不足以对生命进行诠释，那是我哥哥的死。我哥哥聪明、善良而且严谨，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病，被病痛折磨了一年多，最终痛苦死去。生，如此地不可思议；死，更是让他参悟不透。对于生死，对于在病床上苦苦挣扎、最终痛苦死去的哥哥，我找不到任何理论来解释。

　　归根结底，我只是偶尔产生怀疑，生活还是要继续，对进步的信仰还得坚持。

　　对那段时间我的信仰，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世间万物都在不断进化，我也同时在进步，那么，我为什么会和万物一同进步？这个问题到了某天自然会明白。”

　　
满怀热肠并帮助农奴

　　回国之后，我去了农村，创办农民学校[托尔斯泰对西欧的教育并不满意，回国后，他回到自己的庄园，根据自己的想法创建学校，为农奴子女提供教育资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称心如意，因为它不像文学创作那样浅薄和虚伪。我仍然奉行进步的名义，但对进步本身保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我坚持认为，不能只注意某些方面的进步，这些乡亲和农家子弟是多么淳朴，应该完全自由开放地引领他们，帮助他们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

　　我想教书育人，却不知道要教什么，这个难题悬而未决，始终困扰着我。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教什么都不知道，就不能做教育工作，因为就我所知，所有人教授的内容都不一样，然而他们一味喋喋不休地争论，以便将自己的无知掩盖起来。我试图绕过这个难关，尽可能为农家子弟们教授他们想学的知识。然而当时我并未肯定而果断地说出来，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教育人”的欲望得到满足，现在想来是多么可笑。对于他们的需要我什么都给不了，因为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对此我心里头非常清楚。怎么可以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从事教育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学校创办一年之后，我又一次出国学习。

　　1861年，也就是农奴解放那年，我自认为已经从国外学到了教书育人的理论和技能，便回到祖国。我成为一名调解人，在学校教书，为杂志撰文，一个人用两种方式，将没有文化和有文化的人一并都教了。在外人看来，我的事业稳步向前发展，我却感觉精神有问题，并且不会将手头的工作干得太久。那个时候，如果我一直渴求的婚姻[34岁那年，托尔斯泰向宫廷医生别尔斯的二女儿索菲亚求婚成功。婚后，他们回到托尔斯泰名下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生活。]再无法带来幸福的希望，我极有可能陷入一种绝望状态，正如我在50岁时那样。

　　这一年里，我身兼调解人、老师和专栏作家数种职务，忙得团团转，简直身心俱疲，而心理上的麻烦主要来自思想的紊乱。我作为调解人被繁杂的琐事缠身，作为老师未能做好教育工作，二者与我在杂志方面的影响简直天差地别。我的想法与预设的影响，其目的是一样的，即一边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同时将自己不知道教什么的事实掩盖起来。终于，我的心理出现了毛病，再无法坚持下去，便放弃了手头的一切直奔草原而去；我呼吸着巴什基尔[大部分在乌拉尔山南段西坡及卡马河支流别拉亚河流域，现在为俄罗斯联邦下辖的巴什基尔共和国。]的自由空气，畅饮鲜美的马奶酒，度过了一段无拘无束的生活。

　　草原之旅结束之后，我结了婚。我尽情地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完全转移了方向。在这段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家庭和妻儿上面，尽可能地努力提高生活水平。以前对“自我完善”的追求消失了，被对世俗生活的完善和追求进步所替代，而到了现在，干脆仅仅停留在追求提高自身和家庭的生活水平上面。

　　一晃，十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虽然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是毫无用处的，但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并未停笔。文学创作带来这么多的好处，我借此获得高额的稿费，将它当成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我还因此得到无数的赞扬，减少自己和大家对生活意义发自内心的探求。

　　我一边写作，一边把那些自以为是的真理教给他人，还教育他们如何生活才能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状况。

　　我一直这样地活着。

　　
生命过程所必经的困惑

　　直到五年前，我身上发生了一件怪事：我先是困惑不解，感觉走进了生活的死胡同，似乎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活下去，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继而迷失了，陷入了无尽的沮丧之中。最终，这些困惑和迷失全部消失了，生活依旧。但是，这种状态反复出现，并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往往指向同样的问题：什么是生命的终极追求？生命之舟到底驶向何方？

　　最开始，我感觉这些问题都漫无目的、毫不相干，并且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我想去解决，应该可以迎刃而解，很快地找到答案，只不过苦于没有时间。然而问题幽灵般反复出现，越来越急切地向我索要答案。这些问题就像无数的黑点，慢慢地聚集起来，最终在某个地方凝结成一摊肮脏的污迹。

　　这个问题开始发生和发展，就如同绝症病人的症状：首先会出现一些毫不起眼儿的征兆，通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随后会反复出现轻微的不适，最终变成持续不断的痛苦。而痛苦慢慢生发开来，容不得病人抽时间回想，那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毛病，已经变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那就是必须面对死亡！

　　此时的我，正在演绎同样的情节。

　　所谓生活，究竟有何意义？

　　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小问题，而是很重要的大事情。如果同样的问题反复发生，就应该及时给出回答。我尝试着回复，但忽然发现这些问题简单而愚蠢，简直小得不能再小了。

　　不过在开始回答时我就相信：首先，这些问题非但不简单、不愚蠢，更不是什么小问题，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且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其次，无论我做什么事情，管理萨马拉庄园也好，教育儿子也罢，还是撰文著书，我都应该搞清楚做这些事的目的。如果不知道目的，我宁愿什么也不做。有一阵，我满脑子都在盘算如何管理农场。脑海里偶尔会冒出这样的话语：“看啦，已经非常优秀了吧，萨马拉庄园有6000俄亩[俄亩：1俄亩≈1.09公顷，合16.35市亩。]土地，还有300匹骏马……你还奢望些什么呢？”

　　想要什么？我忽然陷入一片茫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正如在思考如何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会突然自言自语：“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呀？”或者在讨论如何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时，我突然自问：“但这一切关我什么事呢？”或者在想象自己的作品能获得什么荣誉之时，我心满意足地说：“看啦，已经很优秀啦，什么果戈理[果戈理（1809—1852），原名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亚诺夫斯基，俄国批判主义作家，代表作有《死魂灵》和《钦差大臣》。托尔斯泰对果戈理评价很高，对他的作品有过高度赞誉。]、普希金，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乃至世界所有的著名作家，都赶不上你的名气了——然而又能怎样呢？”对于这些问题，我往往不知道如何作答。但又不能避而不答，因为如果找不到答案我就没法继续活下去。然而，并没有找到答案。

　　我觉得周遭地面慢慢坍塌，渐渐地失去了立足之地。我赖以生存的一切也都消失了，眼前一片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