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公孙丑（上）

　　【原文】

　　公孙丑［1］问曰：“夫子当路［2］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3］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4］曰：‘吾子［5］与子路孰贤？’曾西蹴［6］然曰：‘吾先子［7］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8］不悦，曰：‘尔何曾［9］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10］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11］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12］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13］，由［14］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15］。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16］，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17］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18］，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候［19］，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20］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21］辅相［22］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23］，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24］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25］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26］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注释】

　　［1］公孙丑：齐国人，孟子的学生。

　　［2］当路：当权、当政。

　　［3］许：兴盛、复兴。

　　［4］曾西：鲁国人，名曾申，字子西，曾参的后人。

　　［5］吾子：对友人称呼，相当于“您”、“老兄”等。

　　［6］蹴然：恭敬的样子。

　　［7］先子：指已经过世了的先辈。这里指的是曾参。

　　［8］艴然：发怒的样子。

　　［9］何曾：怎么、竟然。

　　［10］专：这里指管仲独自一人始终得到齐桓公的信任。

　　［11］功烈：功绩。

　　［12］为：同“谓”，意为“认为”。

　　［13］王：成就王业。

　　［14］由：通“犹”，意为“好像”。

　　［15］滋甚：更甚。

　　［16］百年而后崩：据说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因此说“百年”。

　　［17］何可当：什么可以抵挡？

　　［18］作：量词，相当于现在的“起”。

　　［19］朝诸侯：使诸侯来朝拜，或指接受诸侯的朝拜。

　　［20］故家：世臣望族称为“故家”。

　　［21］相与：共同。

　　［22］辅相：辅助。

　　［23］镃基：农具，有人认为专指锄头。

　　［24］易然：这样很容易。

　　［25］置邮：以马传递称为“置”，以人传递称为“邮”。

　　［26］倒悬：形容痛苦之极。

　　【译文】

　　公孙丑问道：“如果先生在齐国得到重用，能再次建立起像管仲和晏子那样的功业吗？”

　　孟子回答道：“你可真是个齐国人啊，只知道世间有管仲和晏子。曾经有人问曾西道：‘和子路相比，您和他谁更有才能呢？’曾西不安地说道：‘子路可是我父亲敬畏的人啊，我怎么敢和他相比呢？’那个人又问道：‘那么，和管仲相比，您和他谁更有才能呢？’曾西听了这话，立即就不高兴了，说道：‘你竟然拿管仲来和我相比！管仲受到国君的信任那样多，执掌国家的大权那样久，建立的功业却那样少，你怎么能拿他跟我相比呢？’”

　　孟子接着说道：“管仲那样的人连曾西都不愿跟他相提并论，你以为我愿意跟他相提并论吗？”

　　公孙丑又问道：“先生！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了诸侯，晏子辅佐齐景公扬名天下。这还不值得效仿吗？”

　　孟子说道：“凭借齐国的强大实力，要称霸天下简直是易如反掌。”

　　公孙丑说道：“听先生这样说，我就更加觉得疑惑不解了。以周文王那样的品行，活了快一百岁了，都还没能统一天下，一直到周武王、周公继承了他的事业，才统一了天下。现在，先生却说称霸天下易如反掌。难道说，连周文王都不值得效仿了吗？”

　　孟子回答道：“我们怎么能跟周文王相比呢？由商汤传位到武丁，这期间有六七个贤明的国君，而且世人归顺商朝也已经很久了，时间一长，这归顺之心就很难被改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丁召见天下诸侯，统治天下百姓，就像将他们放在自己的手心里转动一样容易。商纣统治的时代离武丁时期并不算久远，所以武丁时代的旧臣还流传下忠于商王的传统，社会风气和利于统治的政策也还有保留下来的，更何况还有微子、微仲、比干、箕子、胶鬲这样一批贤臣在共同辅佐商纣，所以，商纣又统治了很久才失去天下。那时，普天之下的每一尺土地都属于商纣所有，普天之下的每一个百姓都归商纣统治。尽管如此，周文王还是从面积只有百里的地方兴起了，这是非常困难的。

　　“齐国有句俗话，说：‘虽然有智慧，但不如凭借形势；虽然有锄头，但不如顺应农时。’从现在的形势看，称霸天下确实是很容易的。夏、商、周这三个朝代兴盛时，没有一个诸侯国的国土能超过一千里，而现在齐国的国土却超过了一千里；在齐国境内，到处都能听到鸡鸣狗叫的声音，还一直传到了边境，这说明齐国已经有很多的百姓了。此时，国土已经够大了，不需要再封疆扩土，百姓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招募增加，此时如果能施行仁政来称霸天下，就没有谁能阻挡了。更何况，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长时间的不出现贤明的国君，天下百姓忍受暴政的折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厉害。饥饿的人饥不择食，什么都吃，口渴的人渴不择饮，什么都喝。

　　“孔子说过：‘德政一旦流传开，要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快。’在现在这个形势下，如果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能施行仁政，百姓的喜悦之情，就如同把他们从倒悬的痛苦中解救出来一样。因此，现在只要用上古人的一半功夫，就能成就双倍的功绩。这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候才能做到吧。”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对比历史，认为要施行仁政，当前是最有利的时机。同时，孟子还认为，管仲、晏子用最有利之条件完成了微小的霸业，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

　　的确，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群雄纷争，社会秩序动荡，百姓夹在战乱的缝隙里，命运极其悲惨。根据当时的社会局势和百姓的心理，孟子认为，已经到了施行仁政的大好时机。他进一步认为，如果实力强大的国家能不失时机地施行仁政，只需做古人一半的事，就能收获比古人多一倍的功效，有序局面也能很快形成。

　　当公孙丑问“夫子当路于齐，管仲之功可复许乎”时，孟子很不高兴，尽管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功也，民到于今受其赐”，但时代不同了，一切就要从头说起了。当时，周王室衰弱，霸业不能救天下，作为大国的齐国有足够的条件统一天下，但齐国却没有这样做。

　　因此，孟子认为，如果能通过施行仁政而统治天下，那就没有人能抵挡了。而现在正是饥饿的人不挑剔食物、口渴的人不选择饮料的时候，正是施行仁政的大好时机，如果一个大国施行仁政，那百姓的高兴就像一个倒挂着的人被解救下来一样。

　　孟子很重视施行仁政的时机，因为“待时而动，事半功倍”，只有掌握恰当的时机和机遇，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尊重客观规律和客观形势，这体现了孟子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这其实就是强调抓住时机和捕捉机遇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个人智慧的确不如时势造英雄，很多人怨天尤人，实际上就是没有抓住时机。只有主动出击，才能抓住时机。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想乘势待进，也离不开智慧。有智慧才能正确分析错综复杂的情况，然后抓住时机，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原文】

　　公孙丑问曰：“夫子［1］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2］矣。如此，则动心［3］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4］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5］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6］乎？”

　　曰：“有。北宫黝［7］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8］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9］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有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10］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1］。”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12］养而元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13］也。是集义［14］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15］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16］；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17］其苗之不长而揠［18］之者，芒芒然［19］归，谓其人［20］曰：‘今日病［21］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22］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诐辞［23］知其所蔽，淫辞［24］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25］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26］，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27］；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28］。敢问所安［29］？”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30］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31］，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32］，河海之于行潦［33］，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34］，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注释】

　　［1］夫子：在这里指孟子本人。

　　［2］不异：指不管是称霸还是称王，都要担负起重大的责任，这是没有差别的。

　　［3］动心：心情不安或意志动摇，因而不能从容平静的面对。在这里指担大任而有所疑惧。

　　［4］孟贲：齐国的一位勇士，孟子认为，他虽然有勇力，但却不足以控制自己的心。

　　［5］告子：人名，即不害。

　　［6］道：方法、办法。

　　［7］北宫黝：人名，和孟贲一样，也是一位勇士。

　　［8］孟施舍：即孟舍，也是一位勇士。“施”是语气助词。

　　［9］子襄：曾子的学生。

　　［10］恶：何。

　　［11］浩然之气：正大刚直的气概。

　　［12］直：意为自我反省常直而养成浩然之气，不做不直之事，不怀不直之心。

　　［13］馁：饥饿。这里当“不足”讲。

　　［14］集义：积善的行为和思想，从而产生浩然之气，而不是在义外产生浩然之气。这说的是浩然之气与义的关系。

　　［15］慊：痛快。

　　［16］正：止。

　　［17］闵：担忧、发愁。

　　［18］揠：拔。

　　［19］芒芒然：疲倦的样子。

　　［20］其人：指家里的其他人。

　　［21］病：疲倦、劳累。

　　［22］耘：锄草。

　　［23］诐辞：偏颇的言论。

　　［24］淫辞：过分夸张的言论。

　　［25］遁辞：闪烁其词的言论。

　　［26］辞命：使者的应对的言论。

　　［27］一体：一个方面。

　　［28］具体而微：已经具备了整体，但还没有趋于成熟。

　　［29］敢问所安：意为“请问先生认为先生在什么位置上才妥当呢”。

　　［30］班：等同。

　　［31］汙：卑下。

　　［32］丘垤：小的山丘。

　　［33］行潦：水沟里的积水。

　　［34］拔萃：出众。

　　【译文】

　　公孙丑问孟子道：“假如先生担任了齐国的卿相，能够施行关于仁政的主张了，那么即使因此而称霸天下，甚至统一了天下，也是不值得感到惊奇的。假如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先生动不动心呢？”

　　孟子回答道：“不动心。我从四十岁开始就不为此而动心了。”

　　公孙丑听了，惊奇地说道：“真是这样的话，先生的勇气就远远地超过孟贲了。”

　　孟子回答道：“其实，这个也不难做到，告子做到这些的时间比我还早呢。”

　　于是，公孙丑便问道：“做到这些，有什么好方法吗？”

　　孟子回答道：“当然有。北宫黝通过皮肤被刺不后退、眼睛被刺不躲避来培养勇气。他觉得，哪怕是受了一点小小的委屈，也像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一顿一样，他是既不接受平民百姓对他的羞辱，也不接受国君贵族对他的羞辱。在他看来，刺杀一个大国国君，就好像跟刺杀一个平民百姓一样容易，没有什么好畏惧的。假如他听到有人辱骂他，也一定要予以还击。至于另一位勇士孟施舍，他说：‘我把不能取得胜利当作能够取得胜利，经过估量，觉得和对方实力相差不多，我才前进，觉得能够取得胜利再进攻。这样做是因为我畏惧比我强大的敌人。我哪能每战必胜呢，只是我无所畏惧罢了。’

　　“从培养勇气的方法上看，孟施舍的方法像曾子的，北宫黝的方法像子夏的，但他们两人相比，就不知道谁更强了，但孟施舍是掌握了勇气的要领的。曾子曾经问子襄说：‘你喜欢勇敢吗？我曾经在孔子那里听到过关于大勇的高论，孔子说，反省自己的行为，觉得理亏，那么即使是平民百姓，我也不吓唬他们；反省自己的行为，觉得自己有理，那么纵然要面对千万个人的挑战，我也要勇往直前。’与曾子相比，孟施舍又不如曾子能把握住要领。”

　　公孙丑问道：“那么，先生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道：“告子曾经说：‘如果在言论上有所不通，那么就不必在心里寻求道理；如果心里有不安的感觉，那么就不必求助于意气。’如果心里不安而不必求助于意气，这是可行的；但在言论上有所不通，又不在心里寻求道理，这就不行了。心志是意气的主帅，意气又是充满了整个身体的，心志到哪里，意气也停留到哪里，所以要把握住心志，才能不乱动意气。”

　　公孙丑问道：“既然说‘心志到哪里，意气也停留到哪里’，又说‘要把握住心志，才能不乱动意气’，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道：“心志专一就能调动意气，反过来，如果意气专一的话，也能触动心志。比方摔倒和奔跑就是意气专一的结果，而心志也因此受到了触动。”

　　公孙丑又问道：“请问先生擅长于哪一方面呢？”

　　孟子回答道：“我善于识别别人的言论，还善于培养浩然之气。”

　　公孙丑问道：“那么，‘浩然之气’是什么呢？”

　　孟子回答道：“这很难说清楚。这种气最为浩大，也最为刚强有力，如果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的话，它就会充满天地间。这种气要和仁义道德配合，否则它就会萎缩。它的产生是不断积累仁义道德的结果，不是靠偶尔的正义行为能取得的。如果行为有愧于心，它就会萎缩。正因为如此，我才说告子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培养浩然之气，不要停下来，在心里更不能忘记它，但也不要一相情愿地帮助它生长。不要像那个宋人那样——宋国有个人担心他的禾苗长不高，因此经常到田地里用手把禾苗拔高，然后气喘吁吁地回家，说道：‘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听了，大吃一惊，急忙跑到田地里，发现禾苗已经枯死了。不犯这种拔苗助长的错误的人是很少的，同样，认为培养浩然之气没有用处而半途而废的人就像不给禾苗除草的懒汉一样；而一相情愿地帮助浩然之气成长的人就像拔苗助长的人一样，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伤害了它。”

　　公孙丑又问道：“那么，怎样才叫识别别人的言论呢？”

　　孟子回答道：“对于偏颇的言论，知道它不全面在哪里；对于夸张的言论，知道它错在哪里；对于怪僻的言论，知道它离奇在哪里；对于含糊的言论，知道它理亏在哪里。这些言论都是从人的心里产生的，会危害到政治；表现到政治上的话，会危害到国家大事。如果圣人再世的话，一定会赞同我的看法。”

　　公孙丑问道：“据我所知，宰我和子贡擅长言谈辞令，冉牛、闵子和颜渊擅长论述德行，而孔子兼有两方面的才能，却还说：‘我不擅长言谈辞令。’既然先生说擅长于识别各种言论，那么就已经是圣人了吧？”

　　孟子道：“这是什么话啊！从前，子贡问孔子道：‘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吧？’孔子回答道：‘我还做不到圣人。我只是坚持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教育人罢了。’子贡感慨道：‘孜孜不倦地学习就能具备智慧；孜孜不倦地教育人是在实践仁义。先生既有智慧又有仁义，已经是圣人了。’孔子尚且不敢自称为圣人，你却说我是圣人，这是什么道理啊！”

　　公孙丑问道：“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话：子夏、子游和子张都具备了圣人的一部分秉性，而冉牛、闵子和颜渊则具备了圣人的全部秉性，但他们还是嫌太过浅显了。先生是哪种情况呢？”

　　孟子道：“暂时先不说这个话题。”

　　于是，公孙丑又问道：“伯夷和伊尹这两个人怎么样呢？”

　　孟子回答道：“他们两位的处世方法不一样。如果不是他认为的理想的国君，他就不侍奉；如果不是他认为的理想的百姓，他就不指使。如果天下安定的话，他就谋求当官从政；如果天下动荡的话，他就辞职隐居——这是伯夷的处世之道。即使不是他认为的理想的国君，他也愿意侍奉；即使不是他认为的理想的百姓，他也愿意指使。不管天下是安定还是动荡，他都愿意当官——这是伊尹的处世之道。至于该从政的时候就当官，该隐退的时候就辞职，该长时间当官的时候就长时间当官，该立即辞职的时候就立即辞职，这是孔子的处世之道。孔子、伯夷和伊尹都是圣人，我还达不到他们的水平，所以我希望学习孔子。”

　　公孙丑问道：“相对于孔子来说，伯夷和伊尹跟他是等同的吗？”

　　孟子回答：“当然不是。自从有了宇宙和人类以来，就没有人能跟孔子相比。”

　　公孙丑问道：“那么，他们有共同之处吗？”

　　孟子回答道：“有。如果他们可以做面积一百里的国家的国君，他们都有能力让众诸侯来朝见他们；如果他们只要肯做一件不仁义的事情，或者杀一个无辜的人，就能因此而得到天下的话，他们都不愿意这样。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公孙丑问道：“那么，孔子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孟子回答道：“宰我、子贡和有若这些人，凭借他们的智慧是可以了解孔子的，即便有所夸大，但他们也不至于过分吹捧孔子。宰我说过：‘根据我对孔子的观察结果来看，他远在尧、舜之上。’子贡也说：‘亲眼见到一个国家的礼仪制度，就能了解它的政治情况；亲耳聆听到一个国家的音乐，就能了解它的道德教育情况。即使从一百代以后来评价这一百代的国君，也没有违背孔子的这个道理；自从有了宇宙和人类以来，就没有人能跟孔子相比。’有若则说：‘不只是人类有这样的区别！麒麟对于猛兽而言，凤凰对于鸟类而言，泰山对于小丘而言，江河对于溪流而言，都是相同的。同样圣人对于普通人而言，也是相同的。不过，他们只是高出同类，超越众人罢了。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就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人了。’”

　　【阐释】

　　这一章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宋代的理学大师程颐曾说《孟子》此章“扩前圣所未发，学者所宜潜心而玩索也”。

　　这一章篇幅长，内容多，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行勇”的问题，孟子认为只有“恃义”才能行勇，也就是孔子讲的“大勇”；二是“知言”的问题，即通过别人说的话掌握他的内心世界，这需要有“不动心”，需要“沉得住气”才能做到；三是孔子的地位问题，孟子认为，孔子是古之圣贤中“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的杰出人物，“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四是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的问题，孟子认为“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要做到“持其志，勿暴其气”，才能心志不乱。这四个问题里，养“浩然之气”的问题最为重要。

　　千百年来，孟子提出的“养气”问题究竟是指什么，学者们有很多不同的见解，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气功方面的问题。其实，这指的是“意志”的培养问题，属于伦理学中的“理性凝聚”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不是一般的“精气”、“血气”，而是充满正义和仁义的正气、骨气，是属于人类的精神范畴的气贯长虹、气冲霄汉的“气”，“说大人则藐之，匆视其巍巍然”靠的是这种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同样靠的也是这种气。

　　根据孟子的理论，“浩然之气”是集“义”和“道”而生成的，是从内心生成的，人生禀受的“气”是自身具有的，并非告子所说的“义在外”，因此，要顺道而养，既不能有拔苗助长的性急之举，也不能“以为无益而舍之”。

　　孟子养“浩然之气”的理论是对儒学的重大发展，也是对中国文化思想的重大贡献。

　　【原文】

　　孟子曰：“以力假［1］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2］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3］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4］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注释】

　　［1］假：假借、凭借。

　　［2］待：等待，这里引申为依靠。

　　［3］赡：充足。

　　［4］《诗》：这里特指《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篇。

　　【译文】

　　孟子说：“凭借武力又假借仁义的人可以称霸天下，因此，称霸必须具备大国的条件。依靠道德而施行仁义的人可以称王天下，能称王的国家不一定要具备大国的条件。商汤凭借面积只有七十里的国土称王天下，周文王凭借面积只有一百里的国土称王。用武力让别人服从，别人并不是真心服从，只是力量不够反抗罢了；用道德让别人服从，别人才是心悦诚服的真心服从，就像孔子的七十个弟子服从孔子那样。《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真心服从的。’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提出了“以德服人”的“感化谋略”。这一谋略的适用范围很广，大到国家的内政外交方面，小到个人的为人处世方面。历史上也有很多因“以德服人”而得到好处的事例。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平定了国内斗越椒的叛乱，为了庆祝这场胜利，他宴请文武百官。文武百官都来赴宴，宴会一直举行到日落西山，但众人依然兴犹未尽。于是，楚庄王命令继续掌灯夜宴。

　　当文武百官都带有几分醉意时，楚庄王让自己最宠爱的妃子许姬为他们敬酒。正在这时，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吹灭了堂上的蜡烛。席间一人见许姬貌美，于是竟然趁着黑暗扯她的裙子，不料却被许姬顺势揪下了帽缨。许姬很生气，她快步走到楚庄王跟前，附耳说道：“刚才，群臣中有人对我无礼，妾揪下了他的帽缨，请大王快命人点亮蜡烛，看看这个人是谁。”

　　楚庄王听罢，急命掌灯者道：“不要急着掌灯，我要和诸卿开怀畅饮！诸卿请统统摘下帽缨，我们喝个痛快！”

　　当文武百官们都莫名其妙地摘下帽缨之后，楚庄王才让人点亮了蜡烛。于是，那个调戏许姬的人便被遮掩过去了。

　　散席后，许姬问楚庄王：“男女之间界限严格，况且我是大王的妃子。有人竟敢当着大王的面调戏我，这是对大王的侮辱。大王不仅不察不问，还替他打掩护，这怎么能肃上下之礼，正男女之别呢？”

　　楚庄王笑着说：“这你就不懂了。你想，今天是我宴请文武百官，他们从白天喝到晚上，都带了几分醉意，酒醉出现狂态也不足为奇。如果我按你的要求把那个人查出来，显示你的贞节，却冷了场，让文武百官不欢而散，便失去了我举办宴会的意义。”

　　许姬听了楚庄王的话，十分佩服楚庄王。从此以后，人们便把这个宴会称为“绝缨会”。

　　楚庄王这种容人之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久之后，楚军讨伐郑国，将军唐狡，自告奋勇率百余人充任先锋。由于唐狡的力战，楚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节节胜利。于是，楚庄王提出要厚赏唐狡，唐狡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怎么还敢讨赏呢？‘绝缨会’上非礼许姬的那个人就是我啊！蒙大王不杀之恩，我舍命相报也是应该的。”

　　楚庄王感叹道：如果当时治了他的罪，今天怎么会有人效力杀敌呢？

　　【原文】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1］，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2］云：‘迨［3］天之未阴雨，彻［4］彼桑土，绸缪牖户［5］。今此下民［6］，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7］，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8］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9］曰：“天作孽，犹可违［10］；自作孽，不可活［11］。’此之谓也。”

　　【注释】

　　［1］闲暇：指国家安定，无内忧外患。

　　［2］《诗》：这里特指《诗经·邪风·鸱鸦》篇。

　　［3］迨：趁着。

　　［4］彻：剥取。

　　［5］绸缪牖户：指修补窗户。

　　［6］下民：指下人、普通百姓。

　　［7］敖：同“邀”，意为“出游”。

　　［8］《诗》：这里特指《诗经·大邪·文王》篇。

　　［9］《太甲》：《尚书》中的一篇。

　　［10］违：躲避。

　　［11］活：逃。

　　【译文】

　　孟子说：“讲仁义就获得尊荣，不讲仁义就招致耻辱。然而现在有人既讨厌耻辱，却又安于不仁，这就好像既厌恶潮湿，却又安于居于低洼的地方一样。假如是真的厌恶耻辱，还不如崇尚仁德仁义、尊重士人，让有贤德的人当官，有才能的人为国家办事，再趁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修明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制度，这样的话，大国都会因此而产生畏惧了。

　　“《诗经》上说：‘趁着天晴的时候，用桑皮拌着泥土修好窗户和门户。今后你们下面的人，有谁还敢欺负我？’孔子也说：‘写这首诗的人真懂道理呀！能够治理好国家，谁还敢欺负他呢？’如今国家太平无事，却趁着这个机会寻欢作乐，这是自找灾害，灾害和幸福都是自己找来的。《诗经》上说：‘永远配合着天命，自己寻求到更多的幸福。’《大甲》上也说：‘从天上降临的灾害可以逃避，自己造成的罪孽就无处可逃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的本意依然是劝诫统治者要施行仁政，只是是从“恶湿居下”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出发的。

　　所谓“恶湿居下”，用原文的意思解释，就是讨厌潮湿，却又住在低洼的地方。孟子将这个道理推而广之，进一步指出，有些国君既讨厌耻辱，却又安于现状，不施行仁政，他趁机奉劝诸侯国的国君们，如果是真的讨厌耻辱，就应该崇尚道理，尊敬贤士，施行仁政。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章里，孟子还主张制定刑赏措施，这在孟子的观点里是比较少见的。那么，这一近似法家学说的观点，与孟子一贯的仁政思想有矛盾吗？我们知道，施行仁政的目的是让一个国家的政治清明，什么样的政治才能算是清明的呢？很显然，赏罚分明就是清明政治的一个重要表现。只要注意到，赏罚分明不是严刑峻法，两者完全是两回事，就能够看出，赏罚分明与仁政思想是统一的。

　　通过引述《诗经》里的篇章，孟子还提到一个道理，可以概括为：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这就是说，遇到太平无事的年月，国君们也不能一味地盲目享乐，荒废国事，否则一旦大祸临头，就没有地方躲避了。

　　不管是“恶湿居下”，还是明确赏罚，甚至于居安思危，说到底，都是在从不同角度规劝统治者要施行仁政。由此可见，施行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中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

　　【原文】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1］而不征，法而不廛［2］，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3］，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4］，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5］，无夫里之布［6］，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7］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8］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注释】

　　［1］廛：由政府出面修建的供商人们储藏或堆积货物的仓库。

　　［2］法而不廛：只按法规管理仓库，但不收取仓库使用税。

　　［3］讥而不征：只稽查，不征税。讥同“稽”。

　　［4］助而不税：指帮助政府在公田里劳作，私田就不必交税了。

　　［5］廛：一家所居房屋之地，在这里指居民百姓。

　　［6］夫里之布：古代的一种税收名称，相当于土地税或人头税。

　　［7］氓：从别处迁居而来的百姓。

　　［8］天吏：顺从天意行使管理职责的人。

　　【译文】

　　孟子说道：“如果能尊重贤才和注意使用有才能的人，杰出的人才就都有相应的官职了，这样的话，全天下的有德之人都愿意在这样的国家为官；国家在集市上提供储存货物的库房，却不征税，依法收购商人们滞销的货物，不让他们因积压货物而发愁，这样的话，全天下的商人都愿意在这样的集市上做生意；关卡只负责稽查，也不征税，这样的话，全天下的商旅都愿意在这样的路上来往；只按井田制的要求助耕公田，除此之外不再征税，这样的话，全天下的农民都愿意在这样的国家劳动；对百姓不征收额外的土地税和劳役税，这样的话，全天下的百姓都愿意在这样的国家生活。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些，恐怕就连邻国的百姓都会把他当父母一样敬仰了，如果有人想率领他们来讨伐他，就像率领着儿子去讨伐父母一样，这在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成功的事例。这样一来，他就做到今天无敌了，天下无敌的人可以被称为‘天吏’。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情况。”

　　【阐释】

　　这一章是孟子和齐宣王的谈话中关于“发政施仁”内容的进一步展开，归纳起来就是任人唯贤和“保民”政策。这个问题始终是孟子关注的重点，有不少篇章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君主制国家和所有的专制国家，由于采取的是人治而非法治的政治政策，统治者的能力决定了政治环境和百姓生活的好坏。这样一来，强调任人唯贤的精英政治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生活在君主制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提出了“尊贤使能”的思想。

　　其实，孟子“尊贤使能”的思想源于孔子的“举贤才”思想，但孟子把“尊贤使能”提高到了更高的高度，认为“尊贤使能”是实现仁政的一项重要措施。孟子认为，“尊贤”才能“使能”，才能让德才出众的人身居相应的位置为国出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是实行了仁政，那么国君不仅能聚集一大批人才，也能达到称王天下的目的。

　　那么，怎样才算是“尊贤”呢？这里有个例子。

　　秦昭王一心招揽贤能之士，于是，范雎便来到了秦国。秦昭王早就听说了范雎的大名，便立即召见了他。范雎到来后，秦昭王立即屏去左右侍从，单独接见范雎。

　　这时，秦昭王居然向着范雎跪下道：“请问先生要教给我什么呢？”

　　秦昭王用跪表达了他的求贤之诚和对贤之敬，“何以幸教”则表达了希望范雎不吝赐教和自己领教的急切心情。言行之中透露出诚恳之情。

　　然而范雎却吱吱唔唔，欲言又止。

　　于是，秦昭王再次跪倒在地，问道：“先生要教给我什么呢？”

　　秦昭王的态度越来越恭敬了，但范雎还是吱唔不言。

　　于是，秦昭王便第三次跪下，问道：“先生还是不愿意指教我吗？”

　　范雎见秦昭王敬贤之心这么诚恳，已经是深受感动了，于是便说出了自己不愿进言的真正原因。

　　针对范雎的顾虑，秦昭王再次跪倒在地恳请范雎，他说道：“秦国地处偏远的西方，我又非常愚笨，幸亏先生愿意忍受耻辱到我这里来，这是天意要我凭借先生的恩惠成就大业。我能领受先生的教诲，是上天可怜我的结果，先生为什么还不肯教我呢？不论大小事物，甚至包括我的家事和国家大事，先生都可以尽情教导我。”

　　秦昭王的这番意思是在鼓励范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有所顾虑，他一定用心领教。

　　即使如此，范雎还是没敢贸然进言，为了进一步试探秦昭王的心思，他说道：“大王现在的政策有很多的错误。”

　　秦昭王听了，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立即再次跪下，说道：“请先生详细教我，我的政策在哪里错了？”

　　这已经是秦昭王的第五次下跪了。范雎终于被秦昭王的诚恳打动，从此以后全力辅佐秦昭王，为秦国日后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原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1］。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2］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3］恻隐［4］之心。非所以内交［5］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6］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7］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8］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9］于我［10］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11］，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12］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注释】

　　［1］不忍人之心；即怜悯心和同情心等仁慈之心。

　　［2］乍：突然。

　　［3］怵惕：惊惧的样子。

　　［4］侧隐：同情。

　　［5］内交：即结交。内通“纳”。

　　［6］要：同“邀”，意为博取、求取。

　　［7］四体：四肢。

　　［8］自贼：自害。

　　［9］端：开端、起源。

　　［10］我：同“己”。

　　［11］然：同“燃”。

　　［12］保：安定。

　　【译文】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同情别人的心理。先王由于同情别人，所以才施行体恤百姓的政策。如果能用同情别人的心情施行体恤百姓的政策，那么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心上运转玩物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同情别人的心理，是因为如果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去了，都会产生怵惕和同情的心理。这不是想和这个孩子的父母打交道，不是想博取好的名声，也不是厌恶孩子的哭声才产生这种心理的。

　　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的人是不能被称为人，没有羞耻心的人也不能被称为人，同样，没有谦让心和是非心的人也不能被称为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发端，就像有了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认为自己不够好的人就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自己的国君不够好的人是抛弃国君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都知道应该扩大充实它们，这就像是大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一样，如果及时充实它们，便可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及时充实它们，连赡养自己的父母都是问题。”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阐述了他的认识论的哲学基础，即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无论是在论述政治、伦理道德时，还是在论述百姓、诸侯甚至圣贤时，孟子都是以这一基础为出发点的。

　　通过观察世界和人生、历史和现实，孟子得出的结论认为，人人都有仁、义、礼、智这“四端”，从这一点上来看，无论是圣贤还是国君，都和一般的普通百姓一样处在同一个起点上，他们的人性和人格是平等的，没有贵贱、等级的差别。孟子的这一认识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根据这一认识，孟子否认了“天才”和“天纵英明”之说，否定绝对的君权，也否定了“神”、“佛”降世的愚民说教。

　　那么，孟子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或者说君民关系是怎样的呢？孟子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没有绝对君权，也没有绝对臣服的“愚忠”。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孟子确立了儒家的“性善论”思想。“性善论”认为，人们后天学习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保持和充实仁、义、礼、智这“四端”。孟子这一思想有着明显的先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建立在“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上，成了“性善论”思想的基础和支柱。

　　孟子进一步将政治政策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指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仁政可以由人本身固有的“不忍人之心”推广而来。由于“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固有的，因此，孟子进而认为，施行仁政是天经地义的。

　　孟子进行这一番推导的目的是为了推行他的施行仁政的理想，但儒家学说却一直有政治和伦理道德融合在一起的传统，这形成了儒家所谓的“德治”。虽然“德治”使政治具有了宽容性，但在“德治”的框架内，法治就不能被严格地建立起来了。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但孔子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也没有就此展开论述，而孟子不仅展开了论述，还指出那“相近的人性”是“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了例证论证“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带有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所固有的，带有明显的生理性色彩。

　　与孔子相同的是，孟子也不否认后天的培养作用。他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只是仁、义、礼、智的发端，还需要扩充才能发扬光大。而所谓扩充就是后天培养，也就是孔子说的“习相远”。

　　总而言之，联系孟子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强调“道德天赋”，以及宣扬“不忍人之政”，这些都有积极的意义。

　　【原文】

　　孟子曰：“矢人［1］岂不仁于函人［2］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3］亦然。故术［4］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5］也，人之安宅［6］也。莫之御［7］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8］也。人役而耻为役，由［9］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10］：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注释】

　　［1］矢人：制造弓箭的人。

　　［2］函人，制造铠甲的人。

　　［3］巫匠：巫师和制作棺材的工匠。匠人在这里特指做棺材的木匠。

　　［4］术：选择谋生之术。

　　［5］天之尊爵：宇宙间最为尊贵的爵位。

　　［6］安宅：安乐的住宅。

　　［7］御：阻挡。

　　［8］人役：仆役。

　　［9］由：通“犹”，意为“好像”。

　　［10］射：射礼，一种射箭比赛。

　　【译文】

　　孟子说：“制造弓箭的人难道就没有制造铠甲的人仁慈吗？只是出于职业习惯，制造弓箭的人唯恐自己的箭不能伤人，制造铠甲的人唯恐箭伤了人罢了。医生和木匠也是这样。因此说，选择职业不能不慎重。孔子说：‘最好居住在有仁义之风的地方。选择住处不选择有仁义之风的地方，怎么能是明智之举呢？’仁是上天赐予人的尊贵的爵位，也是最安逸的住宅。如果没有人阻止而不选择有仁义之风的住处，是不明智的。一个不仁不智、无礼无义的人只能被人指使。如果被人指使而深以为耻，就像选择了以制造弓弩为业的人以制造弓弩为耻，选择了以制造箭羽为业的人以制造箭羽为耻一样。如果是真的深以为耻，那就不如好好坚持仁慈之心。有仁慈之心的人就像弓手，要先端正姿势才能放箭，如果射不中，也不要嫉妒射中的人，应该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阐述了另一个同样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即“术不可不慎”的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孟子列举了“矢人”、“函人”、“巫医”和“木匠”这四种职业。由于职业的不同，这四种职业的从业人员的用心似乎有善恶之分，其中，“函人”和“巫医”是善的，“矢人”和“木匠”是恶的，但在实际上，“矢人”和“木匠”不一定比“函人”和“巫医”心恶，他们之所以貌似很“恶”，只是职业要求反应在他们的心理上罢了，也就是说，“恶”是由职业心理决定的。

　　通过以上举例、对比和分析，孟子得出了“术不可不慎”的结论，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孟子的本意还是为他宣扬的“仁政”擂鼓呐喊，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孟子这一结论的认识就会产生偏差。

　　如果只是理解孟子的表面观点，并照着去做的话，那就意味着谁都不能当“矢人”和“木匠”了，但如果真这样的话，这个社会也就不能正常运转了，因为生产力要想提高，社会要想发展，人类要想进步，就必须要有分工，如果歧视某个职业，导致没有人肯从事这些职业，社会分工就无法实现，生产力就无法提高，社会就无法发展，人类也就无法进步了。此外，如果只是理解孟子的表面观点，就可能没有人看得起“矢人”和“木匠”这种类型的人，这又是错误的，因为不管是哪一行的劳动者，都是有尊严的，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不能人格歧视。

　　既然片面的理解孟子的观点会产生错误，那孟子提出“术不可不慎”观点的原因和意义又是什么呢？前文已经说过，“矢人”、“函人”、“巫医”和“木匠”这四种人在道德上本身也许并没有差别，没有善恶之分，但由于职业的不同，产生的职业心理也就不同，从这一点上看，选择职业对道德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而从道德上讲，孟子希望人人向善，于是，两者结合，便呼吁“术不可不慎”。这就是孟子提出这一观点的原因和意义。

　　【原文】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1］。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2］去之，若将浼［3］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4］。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5］而不怨，厄穷而不悯［6］。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7］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8］与之偕而不自失［9］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10］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11］，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注释】

　　［1］涂炭：烂泥和黑炭，这里比喻极脏的人。

　　［2］望望然：一直往前走而不回头的样子。

　　［3］浼：污染。

　　［4］不屑就已：意为“不以就之为洁”。屑，清洁。

　　［5］遗佚：被遗弃，这里指不为所用。

　　［6］阨穷而不悯：困厄而不忧。悯忧。

　　［7］袒裼裸裎：指赤身裸体，着装很不整齐。

　　［8］由由然：自得的样子。

　　［9］不自失：不失去自我，即不失去正人的品质。

　　［10］援而止之而止：想走，有人阻止，因而又留下不走了。

　　［11］隘：狭隘。

　　【译文】

　　孟子说：“伯夷这个人，只要不是他理想的国君就不去侍奉，只要不是他中意的朋友就不去结交。不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不同恶人交谈。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同恶人交谈，就觉得像是穿戴着上朝的衣帽坐在泥土炭灰上一样。把这种厌恶恶人的心情推广开去，他就会想，如果同一个乡下人站在一起，那人帽子戴得不正，就该生气地离开他，就像会被他玷污似的。因此，国君们即使用最动听的言辞来请他，他也不接受，不接受就是不屑于接近他们。

　　“相反，柳下惠却不认为侍奉不理想的国君是件羞耻的事情，也不会因为授予他的官职太小而拒不出仕。只要是柳下惠肯去做官，他就绝不掩藏自己的才能，必定会按照自己的原则一丝不苟地办事，即使被国君抛弃也不怨恨，即使处境艰难也不忧伤。他还说：‘你是你，我是我，就算你赤身裸体地躺在我身旁，也玷污不了我。’他能愉快地和这样的人待在一起，还能不失去自己的风度。如果有人把他拉住不让他离开，他也就顺从地留下了。有人一拉他就留下，这其实就是不屑于离开了。”

　　孟子又说：“伯夷太狭隘，柳下惠不够严肃。这两种人都是君子不能效仿的。”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通过评论伯夷和柳下惠二人的品行，发表了他对清高的看法。

　　孟子认为，虽然伯夷表现得很清高，但却反而反映出了他狭隘的一面。因此，孟子借此认为，尽管有的人自视清高，但却器量狭小，容不得别人的“不清高”，而且因为态度太僵硬而很难与人和睦相处，因为缺乏权变而容易陷入拘泥不化。这样的人虽然不值得君子们效仿，但也有他们的好处，那就是：坚持原则，不会轻易妥协和投降；嫉恶如仇，不会与人同流合污。

　　在否定伯夷“狭隘的清高”的同时，孟子又举了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并肯定了这种清高的优点。举出的这个跟伯夷相反的例子就是柳下惠。孟子认为，与伯夷相比，柳下惠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就是清高的太随便，这样虽然有头脑灵活、容易与人相处和善于灵活权变的优点，但也有被人怀疑为逢场作戏和投机于世的缺点。

　　说到底，孟子对伯夷和柳下惠的这两种清高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就是“君子不由也”，因为他们不是正确的处世之道，所以不能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