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我的这次旅行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我初次进这个城市的情况我也将详细地介绍。这样做是为了使你在想象中能够把这种不太有希望的开始和我以后成为这个城市的重要人物做一个对比。因为我所有的好衣服要从海道运来，我就穿着工作服。长途旅行，我浑身都是脏兮兮的，口袋里装满了衬衫和袜子。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去哪里住。因为旅行，划船，缺乏休息而感到十分疲倦，人又很饿。但是我所有现金是一荷兰盾和一个先令的铜币。我把铜币付给船老板作为船钱，他起先不肯收，因为我划了船，但我坚持要他收下。一个人很穷的时候，他可能比有钱的时候更慷慨，也许因为害怕别人认为他很小气。

　　然后我就到大街上去了，四处打量，直到我在市场附近遇到一个手拿面包的男孩。我以前经常拿面包当饭吃，问过他在哪里买面包以后，我立即走到他指给我看的那个面包店，就在第二街那里。我要我们在波士顿那里一样的面包，但是在费城他们好像不做那样的。然后，我就要一个３便士的面包，他们说那也没有。我没有考虑到或者不知道两地货币价值的不同，费城的东西相当便宜。我要他们给我价值３便士的任何面包，于是，他给了３个很大的面包。我对他给我的面包数量大为吃惊，但我还是接下来了。由于口袋里面没有地方放，所以我就一只胳膊下夹一个，嘴巴里面吃着另外一个。我就这个样子从市场路到了第四大街，经过了我未来岳父里德先生的门口。我未来的妻子她这个时候正好在门口，她看到了我，她觉得我的样子非常滑稽可笑，事实上我就是那个样子。转了一个弯，然后我又来到了板栗街和胡桃街的一段，一路上我都吃着我那面包。又转了个弯以后，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市场街我们船停靠码头的附近，我就在那里喝了点河水。由于一个面包我就吃饱了，我把剩下的两个面包给了一个妇女和她的孩子。她们是和我一起坐船来的，现在正准备继续她们的行程。

　　吃过饭，我有了精神，我到大街溜达去。大街上衣冠楚楚的人多了起来，他们都朝着一个方向去。我加入他们的队伍，进入到了市场附近的教友会的大教堂里面。我坐在他们中间，四处看了看，没有发现有人发表演讲。由于前天晚上缺乏睡眠和过度的劳累，我困死了，我就睡着了，一直睡到会议结束为此。这时候，一个好心人把我叫醒了。这就是我第一次在费城进过或者说睡过觉的房子。

　　我向河边走去，一路上我注视着人们的脸庞。我碰到了一个我觉得脸庞和善的教友会教徒，我就问他，外地人可以到哪里住宿。那个时候，我们正在“３个水手”的店牌附近。他说：“就是这里了！”。“这里就是接待外来旅客的地方，但这个地方的声誉不好，你要是愿意的话就跟我走，我会带你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后来，他就把我带到了水街的克鲁克旅馆。我就住在那里。当我吃饭的时候，店主问了我几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可能从年龄和外表来看我像个逃犯。

　　吃过饭以后，睡意又来了。店家就把我领到我的铺位那里，我没有脱衣服就睡下了，一直睡到晚上６点的时候，然后我被叫醒去吃晚饭。吃过饭，我又早早地去睡觉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我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整洁一点，然后去了安德鲁·布雷福德印刷厂。在那个地方，我碰到了那个店主的父亲，就是我在纽约认识的那个老人家。老人家是骑马来的，他比我先到费城。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他儿子很客气地待我，并且请我吃了早餐。但他告诉我，他现在不缺人手，因为他最近刚招了个人。不过，镇上刚开了一家印刷所，店主叫凯默，他可能会要我。如果不行的话，他欢迎我住在他家，并会给我点零活干干，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此。

　　老人家说他愿意和我一起去那个印刷的老板那里。当我们找到那家店老板的时候，布雷福德就对他说，“朋友啊，我带了个年轻的印刷匠给你，你也许会需要他的。”他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给我一副字盘，看我如何操做。然后他告诉我，他会尽快叫我来上班，尽管他现在没有事情让我做。然后他就和布雷福德攀谈起来，他把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老人布雷福德当作了镇上对他一片善心的人。他讲了他目前的经营情况和未来的计划。但是布雷福德没有告诉他他是镇上另一家印刷所老板的父亲。当凯默说他不久就可以拿到本城绝大多数生意的时候，布雷福德就巧妙地问了几个问题，他说他对凯默的话表示怀疑，凯默就对他解释了一通，他告诉了布雷福德他的靠山是谁，他打算采用什么方式开展工作。我站在旁边听了他们所有的谈话，立即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一个是生手一个老滑头。布雷福德把我留给凯默就走了。当我告诉凯默布雷福德是谁的时候，他大吃了一惊。

　　我发现，凯默的印刷厂里只有一台老式的印刷机和一套旧的小号英文铅字。这个时候他正在用那套铅字排印前面讲到的阿奎那·罗斯的《挽歌》。罗斯是聪明的年轻人，具有高尚的品格，在镇上受人尊重，他是议会秘书。同时，他也是个不错的诗人。凯默自己也写诗，但是写的相当平常。不应该说他在写诗，他只是把自己的思想直接用铅字排印出来而已。由于没有稿子，只有两盘活铅字，而《挽歌》有可能要所有的铅字，所以没有人可以帮上他的忙。我努力把他的印刷机整理了一下，那个机器他还没有用过，他对那个东西一窍不通。这样那个机器就可以印刷了，我答应等他那个《挽歌》一排好我就来印刷。我回到了布雷福德的家里，他暂时给我安排了些杂活干，我在那里住和吃。几天以后，凯默叫人找我回去印刷《挽歌》。现在，他又弄到了另外两只活字盘，并且有本册子要重印。他就叫我来干活了。

　　我发现这两位印刷店的老板对印刷业并不在行。布雷福德并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基本上是个文盲。对于凯默，他有些学问，但他只会排字而不知道印刷。他是法国先知派的教徒，能够和他们一样热情和激动。那个时候，他并不是特别信仰某一宗教，他每样都信一点，以便随机应变。他对世间人情世故完全不懂。后来，我还发现，在他的性格里有种流氓气。他不喜欢我在他那里工作却在布雷福德那里住。事实上，他有间屋子，但却没有家具，所以他没有办法安排我住宿。但他安排我住在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里德先生处。这个时候，我的衣物已经运过来了，我把自己打扮了一下，在里德小姐的眼中我的外表比她第一次看见我在街上吃面包的时候体面多了。

　　我现在开始和镇上的一些年轻人有了来往。那都是喜欢读书的年轻人，晚上和他们一起度过是很开心的。由于我的勤劳和节约，我还存了一笔钱。我生活得很开心，我希望没有人知道我住在那里，我尽量去忘掉波士顿。当然，我的朋友柯林斯除外，我在写信给他的时候叫他替我保密。但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使我回到了波士顿，比我原来意料的早多了。我有一个叫罗伯特·霍姆斯的姐夫，他是一艘单桅帆船的船长，开船在波士顿和特拉华之间做生意。他在离费城４０英里的纽卡斯尔听说了我所在的地方，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十分有诚意地劝我回去。他说在我突然离开波士顿出走以后，我波士顿的朋友都很挂念我，他还向我保证了大家对我是好意的，如果我回去的话，一切都会按照我的意思安排。我写了封回信给他，感谢他的劝告。我详细地告诉了他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这样他就不会认为我离开波士顿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没有理由。

　　威廉·基思爵士，是这个州的州长，他那个时候正在纽卡斯尔。当罗伯特·霍姆斯船长，我的姐夫接到我的信的时候，他正和州长在一起，他同威廉·基思爵士谈起了我，还把我的信递给他看。州长看了我的信，当姐夫告诉他我的年龄时，他似乎很吃惊。他说，我看起来是个前程似锦的人，应该给予鼓励。他说费城的印刷业水平很低，如果我在费城开业我肯定可以成功。他说，他愿意为我招揽公家的生意，并在其它方面就他能力所及帮助我。这些话是姐夫后来在波士顿告诉我的，但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有一天当我和凯默在窗户旁边做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州长和另一位绅士（后来知道是纽卡斯尔的弗兰奇上校），他们穿着精致的衣服穿过街道，向印刷所而来，还听到了他们到门口的声音。

　　凯默以为是找他的，连忙匆匆下楼。但是州长却打听我的事情，并且走上楼来，用一种我还没有很习惯地礼貌对我夸奖了一通，并说他希望认识我。他还责怪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为什么不去见他。他还要把我带去酒馆，他说他正要和弗兰奇上校一起去那里，去品尝一下那里的上好的白葡萄酒。我是受宠若惊，凯默却是呆若木鸡。但我还是和州长、弗兰奇上校一道去了酒馆，就在第三街街角那里。我们边喝边谈，他建议我创办自己的印刷厂，并说成功的希望很大，他和弗兰奇上校都向我保证，要用他们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为我招揽军政两方面的生意。当我说我不知道我父亲在这方面会不会帮助我的时候，威廉·基思爵士说他会给我父亲写封信，在信里他会阐述我计划的优势所在，他相信他一定可以说服我父亲。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将带着他写给父亲的信，搭乘第一班船回波士顿。在这之前，这件事情还要保密，我向往常一样回到凯默那里工作。州长现在经常邀我一起吃饭，用一种异常和蔼、随便、友好的态度和我交谈，那对我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大概在１７２４年的４月底，有船去波士顿。我说要去看我的朋友而离开了凯默。州长给了我一封很厚的信，他在信中对我父亲说了我很多好话。他在信中极力推荐我在费城开办印刷厂，说这一事业必能使我有个远大前程。我们的船在开入海湾的时候碰上了浅滩，船漏水了。外面波涛汹涌，我们得不停地抽水，我也轮班抽水。但是，大概经过了二个星期以后，我们平安地抵达了波士顿。我离开家已经有７个月了，我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霍姆斯还没有回来，也没有写信谈我的情况。我的不期而归让全家大吃一惊。所有的人都很高兴我的归来，很欢迎我，除了哥哥。我去他的印刷所看他，那个时候我比在他那儿工作的时候穿的更考究，我穿一身笔挺时髦的西装，口袋里还挂了一只表，身上还有差不多５英镑银币。哥哥勉强接见了我，他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又去做他的事情了。

　　印刷所里的工人都好奇地问我到哪里去了，那个地方怎么样，我喜欢不喜欢那个地方。我对那个地方大加赞扬，我说我在那里过得很开心，并表示了我将回那个地方的强烈愿望。他们之中有人问那个地方的钱是什么样子的，我掏出一把银币来，在他们面前展开。这种银币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观，因为波士顿只用纸币。然后我逮住一个机会让他们看我的表，最后，我送了他们一点钱买酒喝就走了。那个时候，哥哥的脸色还是很阴沉和闷闷不乐。我的这次拜访让他很不高兴，尽管母亲后来劝我们重归于好。希望我们以后像兄弟那样相处。他说我在其他人面前当众侮辱他，他决不会忘记也决不会原谅我。但是，在这一点上，他误会了我。

　　当父亲接到州长的信的时候，他显然很吃惊。但他好几天都没有向我提到那件事情。当霍姆斯姐夫回来的时候，父亲把这封信给他看。父亲问他是否知道威廉·基思爵士，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父亲还说威廉·基思一定是个考虑不周的人，他竟然让一个还要３年才成年的小孩子去创业。霍姆斯姐夫说他很赞成这个计划，但我父亲明白那个计划并不恰当，最后，他断然拒绝了。然后父亲写了封措辞委婉的信给威廉·基思爵士，感谢他对我的赞助和好意，但他拒绝资助我建立印刷厂，因为他觉得我还太年轻，他不能相信我能管理这样一个需要如此巨额资金建立的一个重要企业。

　　我的朋友柯林斯那个时候是邮局的一个办事员，他听了我在新地方的事情很高兴。他也决定去那里。当我还在等父亲的决定的时候，他先走一步了。他从陆路去的罗德岛。他把他大量的数学和自然哲学的书留了下来，叫我带着一起到纽约去。他说他会在那里等我。

　　父亲尽管不赞成威廉·基思爵士的建议，但他很高兴我能从当地如此有声望的人那里得到这样一封赞赏有加的信。他对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凭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打扮得这样体面感到很欣慰。因此，看到我和哥哥不可能在一起做事，他就同意我返回费城。父亲同时我要尊重那里的人，尽力得到人们的尊重，不要去毁谤和诋毁别人。他认为我那方面的倾向很严重。他还告诉我要勤奋工作，俭以生活，这样到２１岁的就可以有积蓄开办自己的印刷厂了。那个时候，如果我还有所不足，他会帮助我的。这就是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全部东西，还有标志着父亲和母亲爱子之心的一些小礼物。带着他们的祝福和赞许，我登上了船前去纽约。

　　我们乘坐的单桅帆船停靠在罗德岛的新港后，我去拜访了约翰哥哥。他已经结婚并在那里住了几年了。他对我很热情，他一直对我很爱护。他有位朋友叫佛农，有人欠他３５英镑，那人就住在宾西法尼亚州，哥哥要希望我代佛农收这笔债，并代为保管，直到我接到通知告诉我怎么汇给他为止。然后，哥哥就给了我一张单子。这件事情后来带给我很多不安。

　　在新港，又上了很多去纽约的乘客。其中，有两位年轻的妇女和一位严肃但精明，像管家婆似的教友会妇女，还有她们的仆人。我对那妇人很有礼貌，乐意为她们帮点小忙。我想这给她留下了好印象，因此，当她看到我和两个年轻女子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热，她们好像也在鼓励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她就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年轻人，我很担心你。你没有朋友在身边，好像对这个世道了解也不深，不知道一些人对年轻人所设的圈套。相信我，这两个女子不是什么好人，这我可以从她们的举止看出来。如果你不当心的话，她们就会陷害你。你根本不认识她们，我劝你还是不要和她们来往。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的安全，是出于好意的。”我开始并不相信那两个年轻女子像妇人说的那样坏。她就提醒我她观察到的她们的一些可疑的言行和举止，这些我都没有注意到。现在想来，妇人说的都是对的。我感谢她对我的忠告，并且表示会按她讲的去做。当船到达纽约的时候，那两个女子邀请我去拜访她们，并告诉了我她的住处，我没有答应。幸亏我没有去，第二天，船主就丢了一把银勺子和一些其它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从舱房里偷去的。船主知道那两个女人是**，就领了搜查令去搜他们的住所，结果找到了失窃的东西，小偷也受到了处罚。这次，船在途中幸运地避开了暗礁，但在我看来，我能避开这两个**对我意义更重大。

　　在纽约，我找到了柯林斯，他比我先到几天。我们从孩提时代开始就是好朋友。我们经常一块儿读书，但他看书和学习的时间比我多，他还是个数学天才，远比我厉害。当我还在波士顿的时候，我有空就和他呆在一起聊天。他从来不喝酒，头脑清醒，还相当勤奋，深得一些牧师和绅士的尊敬。他看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但是，在我离开波士顿的日子里，他染上了喝白兰地的恶习。我从他本人和其他人那里得知，当他到纽约以后就天天喝得醉熏熏的，举止行动十分古怪。他还赌博，输光了自己的钱，以至于我不得不替他付房租，和负责他到费城的路费以及他在费城的生活费，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麻烦。

　　那个时候纽约的州长是伯内特（伯内特主教的儿子），他听船长说他的旅客中有个年轻人带了很多书籍，他就要求见见我。这样我就去见他了。如果柯林斯没有喝醉的话，我会带他一起去的。州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领我参观了他的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真大啊。我们针对书和他们的作者谈了很多。这使我获得了州长的青睐。对我这样一个穷小子来说，这是十分让人激动的。

　　我们继续前往费城。在路上的时候，我收到了别人欠佛农的钱。如果没有那笔钱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完成我们的旅程的。柯林斯希望在某地当个会计，不知道别人是从他的呼吸还是从他的举止中知道他是个酒鬼，所以尽管他有推荐信，但他还是没有找到工作。他继续和我吃住在一起，由我付帐。当他知道我有佛农的钱以后，他就不断地向我借。他还承诺等他一找到工作就还钱给我。最后，他借了那么多，以至于我都发愁，如果人家叫我汇钱过去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才好。

　　他继续喝酒，为这件事情我们经常吵架。因为他只要有点醉，人就变得很暴躁。有一次，当他和几个年轻人在特拉华州一块划船玩的时候，轮到他划，他却不划。他说：“你们得把我划到我家里去。”我说：“我们决不替你划。”他就说：“你们必须得划，要不就在水上过夜。你们看着办吧。”“让我们划吧。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他人就说。

　　但是他的行为让我很生气，我坚决不同意。所以他发誓要我划，要不然他就把我仍到河里去。然后他就站到横板上，看着我。当他跑过来抓我的时候，我就伸手抓住他的腿，然后站起来，把他头朝下仍到水里去了。我知道他游泳技术很好，所以一点都不在意他。所以，在他靠近船帮的时候，我们就连划几下，让他没有办法靠近船。每当他靠近的时候，我们就一边问他划不划船，一边连划几下让船从他身边滑过。他气的都快死了，固执得死也不答应划。后来，看他有点累了我们就把他捞了上来。晚上，我们把浑身湿淋淋的他送回了家。这以后，我们之间难得有一句好话。后来，一位来自印度群岛的船长受一个叫巴巴多斯的绅士的委托，要给他的儿子找有一位老师，他偶然碰到了柯林斯，就答应送柯林斯去巴巴多斯那里。柯林斯走的时候答应他一领到钱就汇给我以还清债务。但从这以后，我就一直没有他的音信。

　　动用佛农的钱是我一生中所犯下的重大错误之一。这件事情表明，父亲认为我还年轻，不能管理重要企业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当威廉·基思爵士读到我父亲给他的信的时候，他说父亲太谨慎了。他说，人不能一概而论，谨慎不一定和年龄相生相伴。年轻人并不一定就不谨慎。他说：“既然他不帮助你。”“那我就来帮你。你需要从英国买什么东西，给我张清单，我去买。你以后有能力再还我。我决定要让本地有一家好的印刷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很诚恳，我丝毫不怀疑他说的话。我迄今为止一直把我想在费城开印刷厂的秘密藏在心里。如果某个深知州长为人的朋友知道我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的话，他们肯定会告诉我州长这个人并不可靠。后来，我才听别人说，他这个人从来都是光许愿，而从不去做的。但我根本没有要他帮助我，我怎么能认为他的慷慨帮助是没有诚意的呢？我相信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

　　我给了他一份开办一个小印刷厂所需物品的清单。照我估计，大概要１００英镑。他很高兴，但是问我，要是我能够去英国亲自挑选铅字并检查各种机器的部件是不是更好。“而且，”他又说，“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结识一些人，可以在卖书和文具方面和他们建立联系。”我认为这样做是有益处的，就同意了州长的建议。“那么，”他说，“做好准备坐安尼斯号去。”那艘船是那个时候惟一的一艘一年一次往来于伦敦和费城的船只。但是离安尼斯号启程的日子还有几个月，我就继续在凯默那里做事。同时，心中为柯林斯借钱的事情焦虑不安，每天担心佛农叫我汇钱过去。但是，这种事情几年之内都没有发生。

　　我想我还忘了告诉你，当我第一次坐船从波士顿去费城的时候，我们的船停靠在布来克岛。旅客们开始捉鳕鱼吃，并且捉了很多。迄今为此，我坚守不吃荤食的信条。这种时候，我和我的老师屈里昂站在一条线上，他认为捉一条鱼就等于杀一次生。因为鱼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伤害我们，所以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杀害它们。这些似乎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这之前，我是很喜欢吃鱼的，当热气腾腾的鱼刚从炸锅里拿出来的时候，闻起来真香啊！我在爱好和原则之间犹豫了好长时间，直到我想起有人在鱼肚子里发现小鱼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你可以吃小鱼，我为什么不能吃你啊。”因此，我就痛快地吃了一顿鳕鱼。从那以后，我就和别人一样吃荤，只是偶尔吃素食。做一个有理智的生物是如此方便，它可以为你找到或者建构一个理由去做你心里想做的事情。

　　凯默和我相处的很不错，意见也相投，因为他还不知道我要独自开办印刷厂的事情。他一直保持着很多往日的热情并且喜欢辩论。因此，我们经常在一起辩论。我经常使用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术，使用一些看起来显然离我们的辩题很远的问题，但渐渐地把他引入矛盾和困境之中。我用这种方法常常使他上我的圈套。最后，他的谨慎都变的很滑稽了，他总是先问，“你到底想干什么，”然后再回答我再普通不过的问题。但是，这件事情却使他对我的辩论才能有了很多的评价，因此，他很认真地提议我和他一起建立一个新的教派。他负责布道，我负责和对手辩驳。不过，当他向我解释教条的时候，我发现其中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正是我所反对的，除非我也可以加入点自己的意见或者介绍下我的一些看法。

　　凯默留着长长的胡子，因为在摩西法典里说，“不许损毁胡须一角”。也因此也把安息日定在星期六，这两点对他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两点我都不喜欢。但是，在他答应不吃荤食的情况下，我可以同意他的那两点。“我怀疑”，他说：“那样的话，身体会吃不消的。”我向他保证，身体可以受得了，而且那样对身体还更有好处。他平常都吃的很多，我因此想，那吃得半饱的时候一定很有意思。如果我能陪他的话，他说他可以试一试。我同意了，并且继续了３个月的时间。我们的饮食固定由一个邻居妇人送来。她从我这里拿走一份４０种菜肴的菜单，按照不同的时候给我们送来，在这些菜单上没有鱼肉也没有鸡鸭。这种理念那个时候非常适合我，因为那样很便宜，每周每人不会超过１８个便士。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连续好几个四旬斋都严格按照规则来办，从平常饭到斋饭，从斋饭到平常饭，这种突然的变换没有给我到来一点不适应。因此，我就想，那种所谓的改变要循序渐进的建议没有一点道理。我快乐地过着我的日子，但是可怜的凯默却感到难于忍受，他已经厌倦了这个计划。他一直渴望大吃一顿，所以他就叫了一份烤猪，并邀请我和他的两个女性朋友和他一起去吃。但烤猪上的太快了，他抵制不了那个诱惑，在我们到之前他就把它吃完了。

　　这段时间，我连续向里德小姐求了几次爱。我对她很倾慕，我也有理由相信她对我也有相同的情感。但是，她母亲认为我们不用太急躁，因为我们都很年轻，才１８岁多一点，我又要进行长途旅行，如果要结婚的话，还是等我回来以后，当我像我所期待的那样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以后，那样会更加合适一些。也许，她认为我的期待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十拿九稳。

　　这个时候，我主要的朋友是查尔斯·奥斯本、约瑟夫·沃森和詹姆斯·拉尔夫，他们都是喜欢读书的人。前两个人是镇上著名的公证人查尔斯·布罗格顿的书记，后面那个是一位商店职员。沃森是一个十分诚实正直的聪明年轻人。其他两个人对宗教信仰观念很淡薄，特别是拉尔夫。拉尔夫就像柯林斯那样，老是不能让我安生，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奥斯本则是个聪明坦率的人，对朋友真诚友爱，但是，在文学方面他太挑剔了。拉尔夫仪表堂堂，人很聪明，口才相当好，我还从来没有遇到像他这样好口才的人。这两个人都很喜欢诗歌，并开始写些小的作品。星期天的时候，我们４个人经常一起到斯古尔克河附近的小树林里快活的散步，在那里我们轮流朗诵我们的作品给大家听，谈论我们读过的作品。

　　拉尔夫喜欢研究诗，他不怀疑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诗人，并且会因此而致富。他认为即使是最优秀的诗人刚开始写诗的时候，也会像他那样有很多瑕疵。奥斯本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他确定拉尔夫没有写诗的天赋，劝告他把不要想别的东西，把心思都放到他的本行上去。虽然拉尔夫没有资本，但是凭着拉尔夫的勤奋和本份，他可以先做代理商，然后逐渐地自己开业。我赞成偶然写点诗娱乐一下，同时改进自己的语言风格，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想法。

　　为了提高我们的水平，于是大家建议，下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每人拿出一篇自己的作品，大家相互观摩、批评、改正。由于我们的目的只在于语言和表达方式，大家一致赞成改写赞美诗第１８篇，这篇是描写上帝降临的。当我们聚会的日子临近的时候，拉尔夫来找我，告诉我他的诗已经改好了，我告诉他，由于我一直没有空，也没有兴趣，所以我还没有写。然后，他就让我看他的诗，并征求我的意见。我读了一下，对之十分赞赏，在我看来，那真是一首好诗。“现在，”他说：“奥斯本经常说我的作品没有任何长处，由于嫉妒，他总是会把它批得体无完肤。他对你并不嫉妒。因此，我希望，你就把这首诗拿去，就说是你写的。我会装着没有时间，所以没有写。我们来看下他会说什么？”我同意了他的请求，就立即重抄了一遍，这样看起来就是我写的了。

　　我们聚会的时候到了。先读到沃森的作品，虽然里面有些好句，但瑕疵更多。然后就读到奥斯本的诗，比沃森的好多了。拉尔夫对它们做了个公正的评论，既批评了它们的不足之处，也称赞了它们的优点所在。然后他说他自己没有写。我很扭捏，好像请求他们放我一马的样子，声称时间不够等等，但他们都不允许我有任何理由，一定要我把诗拿出来。所以，我就把拉尔夫的诗拿出来读了一遍，并且重复了一遍。沃森和奥斯本甘拜下风，对之称赞不已。拉尔夫对之作了些批评，并建议做一些修改。但我却对之进行了辩护。奥斯本这个时候又跳出来反对拉尔夫，说拉尔夫的评论和他的诗一样好不了多少。于是拉尔夫就不再争辩。在他们一起回家的路上，奥斯本表达了他仍然想对我的诗表示赞赏，并且说他当着我的面不好这样说，以免我觉得他在奉承我。“但是，谁能想到”，他说，“富兰克林能写出这么好的诗来，这样绘声绘色，刚强有力，热情奔放。他甚至做的比原诗还好，他平常讲话的时候好像并不会用词，苯嘴拙舌的。天啊，他的诗写的太好了！”当我们第二次聚会的时候，拉尔夫说出了我们对奥斯本设的陷阱，大家笑了奥斯本一阵子。

　　这件事情坚定了拉尔夫做一名诗人的决心。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阻止他，但是他不听，一直到波普的出现为止。然而，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散文家。我以后还会谈到他。但是，对于其他两个人，我以后可能几乎不会有机会谈到他们了。沃森几年以后就死在我的怀里，我相当难过，沃森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奥斯本去了西印度群岛，在那里，他成了很有名的律师并且赚了很多钱，但他也在正当年轻的时候去世了。我们两个曾经有过庄严的约定，如果谁先死的话，如果可能，他应该对对方做个友情访问，告诉他他在那个世界怎么样，但他却没有遵守他说过的话。

　　州长好像很愿意和我在一起，他经常请我到他家里去做客。帮助我开业是一个必谈的话题。他除了要给我向银行贷款的信用证，以便我可以购买印刷机、铅字和纸张等等，还说要给我写一些介绍信给他的朋友们。他好几次说好了写好那些信的时期，叫我去拿。但每次我去的时候，他就定了一个更远的日子。就这样一直推到了船开的时候，这个船期也是推了几次才定下来的。当我前去向他告别并取信的时候，他的秘书，巴德博士出来对我说州长正在忙着写那封信，他会在开船前赶到纽卡斯尔把信交给我。

　　拉尔夫，尽管他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一个小孩，他还是决定和我一起去。我认为他是想建立一种商业联系，并且拿点佣金。但是我后来发现，由于他和他妻子关系不好，他就想把妻子甩到这里，自己不再回来了。我辞别了自己的朋友们，并且和里德小姐进行了一番盟誓，然后坐船离开费城。当船在纽卡斯尔停靠的时候，州长果然在那里。但是，当我去他的住处的时候，他并没有见我，他的秘书出来了。他秘书说他正在做一项非常重要的公务，但会把信送到船上来，并衷心祝愿我一路顺风等等。我有点疑惑地回到了船上，但还没有怀疑什么。

　　安德鲁·汉密儿顿先生是费城一位著名的律师，他和他的儿子和我同船旅行。还有教友会商人德纳姆先生。奥奈和拉塞尔先生也在，他们是马里兰一家铁厂的老板。他们订了头等舱。我和拉尔夫不得不坐三等舱，那里没有人认识我们，大家都把我们当作普通人。但是，安德鲁·汉密儿顿先生和他的儿子（名字叫詹姆斯，他后来当了州长），从纽卡斯尔回费城了。汉密儿顿先生被人用重金请去给一艘被逮住的船辩护。正当我们要启程的时候，弗伦奇上校到船上来了，他对我们的热情关注被大家看到了，那些绅士们就邀请我们去头等舱，因为正好那里空出了两个位子来。所以，我们就到头等舱去了。

　　我知道弗伦奇上校上船的时候把州长写的信带来了，我就请船长把那些委托我管的信给我。船长说所有的信都放在一起，他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挑出来。但是，在船到达伦敦前，他会给我机会让我把那些信分拣出来。我因此就安心了。我们的旅行在继续进行。船舱里的人们很友善，加之安德鲁·汉密儿顿先生留下的东西，因此我们的东西很丰富，生活得很美好。在这次旅行中，德纳姆先生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友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次旅行又是令人不愉快的，因为天气实在太糟糕了。

　　当我们到达英吉利海峡的时候，船长实现了他的允诺，他让我在信包里找州长写的信。但由我转交的信一封都没有找到。我按他的笔迹找出了六七封信，我想那可能是州长答应为我写的。尤其是其中一封写给皇家印刷所巴斯克特的信和另外一封给一个文具商的信。我们在１７２４年１２月２４日抵达伦敦。我先拜访了那个离我近的文具商，并且递上了基思州长的信。他说：“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然后他就打开了信。“哦，原来是里德尔斯登写的。我最近发现这个人完全是个大骗子，我将断绝和他的来往，并且拒绝收受他的任何来信。”然后，他就把信退回给我手上，转过身去招待他的其他顾客。我这才发现这些信不是州长写的。经过回忆和比较前后的事实情况，我开始怀疑州长的诚意了。我找到朋友德纳姆，把这件事情的情况讲给他听。他告诉了我基思的为人，他说基思绝对不可能给你写信。了解他的人都不会对他有丝毫的信任。他对基思会给我信用证的想法一笑了之，他说，他根本没有信用可给。当我对他说我对日后怎么办表示担忧的时候，他建议我尽力在我这一行找个工作。他说：“就在这里的印刷行业做，你会得到提高的。这样，当你以后返回新大陆开印刷厂就会更好些。”

　　我们两个人同那个文具商一样恰巧都知道里德尔斯登律师是个大流氓。他曾经唆使里德的父亲和他签了份合同，几乎让里德的父亲破产。从这封信看来，似乎有一个不利于汉密儿顿先生的秘密计划正在进行。他们因为汉密儿顿是和我们一起来英国的。基思和里德尔斯登也牵涉到里面去了。德纳姆和汉密儿顿是朋友，他觉得应该让汉密儿顿知道这件事情。因此，当汉密儿顿来英国不久，部分由于对基思和里德尔斯登的憎恶，部分由于对汉密儿顿的好感，我拜访了他，并且把信给了他。这封信对他很重要，他很诚恳地感谢了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成为了朋友，后来他在许多方面对我帮助很大。

　　但是，我们怎么会想到一个州长会玩弄这种可怜的把戏，这样欺骗一个可怜无知的孩子。原来他想取悦大家，但又没有什么好给的，所以就给个希望。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除此之外，他倒是个聪明有智慧的人。他还是个好作家，人民的好州长，尽管他有的时候对有钱的选民的意思不理不睬。在他任期内，他制定通过了好几部良法。

　　拉尔夫和我形影不离。我们一起住在小不列颠，每星期的租金是３先令６便士，这是我们当时所能付的最高租金。拉尔夫找到了他的几个亲戚，但是他们都很穷，没有能力帮助他。拉尔夫这个时候让我知道了他想留在伦敦，不再回费城的意思。他没有带钱来，他能筹到的钱都已经花在路上了。我有１５块西班牙金币，所以他边找工作边不时地向我借点钱以维持生活。他先是想法子进入剧院，他觉得自己当个演员没有问题，但是那个剧院的老板，威尔克斯，觉得他不可能在那方面有所成就，所以就坦率地告诉他不要想吃这碗饭。然后，他就找佩特罗斯特街的出版商罗伯茨谈了谈，他希望在一定条件下为他那份类似《旁观者》的周刊撰稿，但是罗伯茨没有答应那些条件。随后，他又试图想当个作家助手，替出版社或者法学会的律师抄抄写写什么的，但人家那里不缺人。

　　我很快就在帕尔默印刷所找到了工作。那是在巴塞洛谬巷口的一家有名的印刷所。我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一年。我很勤快，但我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花在和拉尔夫看戏以及其他娱乐方面。我原来的西班牙金币也花掉了。现在我们只能勉强糊口。拉尔夫好像全然忘掉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至于我，某种程度上也忘记了我对里德小姐的山盟海誓。我只写过一封信，我在信里告诉她我不太可能马上回去。那是我这一生铸成的另一大错，如果，生活可以重来的话，我会改正的。事实上，我们两个的开支这么大，我们一直没凑够回去的路费。

　　在帕尔默印刷所，他们指定我给沃拉斯顿的《自然宗教》第二版排版。我觉得，沃拉斯顿的论证并不很充分。因此，我就写了一篇简短的哲学文章对之做了些评论。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论自由与贫困，快乐与痛苦》。我把这篇短文题献给我的朋友拉尔夫，并印了一些。这使帕尔默先生认为我值得尊重，他把我当成了一个聪明有才华的人，虽然他对我其中的一些理论提出了严肃地批评，他甚至有些厌恶它们。我印这本小册子又是一个错误。当我住在小不列颠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书商，他的名字叫威尔科克斯。他的书店就在隔壁。他收集了很多旧书，那个时候还没有对外开放的图书馆。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在合理条件下，具体的条件我已经忘了，我可以借走他的任何一本书，然后再归还。它对我真是一个好事情，我尽量利用它。

　　我的那本小册子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被一个叫做莱昂斯的外科医生看到了，他是《人类判断能力的确定性》的作者，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很看重我，经常来找我谈论这些话题。他把我带到平价街的霍恩斯，那是一家淡啤酒馆。在那里，他把我介绍给《蜜蜂的童话》的作者曼德威博士。曼德威博士在那里开了一家俱乐部，他是俱乐部的核心人物，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家伙。莱昂斯还把我介绍给巴特咖啡屋的佩姆顿博士。佩姆顿博士答应什么时候方便的话会给我机会让我见萨克·牛顿爵士。我很想有那一天，但那一天从来没有到来。

　　我从新大陆带了几件珍品，其中一件是用石棉制成的钱包，那是用火锻炼而成的。汉斯·斯隆爵士听说我有这样的钱包，就来拜访我，并且邀请我去布鲁斯伯广场的家里，让我看他收藏的珍品，他还劝我把我的钱包转让给他，成为他的收藏品中的一部分，并付给一笔可观的钱来买它。

　　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还有个年轻的女子住在那里，我想她是在修道院那里有个铺子。她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情达理，善解人意，活泼开朗，善于交谈。在晚上的时候，拉尔夫读剧本给她听，他们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她另租了地方住，拉尔夫也跟着去了。他们同居了一段日子，但拉尔夫仍然没有找到工作，而她的收入又不够维持他们和她的孩子的生活。所以，拉尔夫决心离开伦敦，试着去乡村学校找工作。他想他是能够胜任教师一职的，因为他写的一手好字，数学和会计都很不错。但是，他总觉得那是屈就。他觉得自己将来一定会时来运转，那个时候，他不想别人知道他曾经做过这么卑贱的工作，所以他改了个名字，叫“富兰克林”，以表示对我的尊重。因为，不久以后我就收到他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在一个小村子里教书。我想是在伯克村。在那里他教１０到１２个小孩子，每周薪金６便士。他还叫我照顾Ｔ夫人，并且希望我写信给他，收信人是那个地方的老师富兰克林。

　　他继续不断地给我写信，寄来他那个时候正在创作的一篇长篇叙事诗，并且希望我批评指正。我不时地给他一点建议，但更多的时候是劝他不要再在这条路上走了。那个时候正好班扬的讽刺诗出版了，我就抄了诗的大部分给他，那首诗强烈地讽刺了那些没有希望成功的年轻人愚蠢地追求诗神缪斯的行为。但我做的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他的诗仍然不断的寄来。同时，Ｔ夫人，由于拉尔夫的关系失去了她的工作和朋友，生活困苦，经常来找我，借走我自己所能节省的钱。我逐渐喜欢和她在一起，而且那个时候由于没有宗教的束缚，觉得自己在她心里很重要，我就想和她有亲昵的行为，但她愤怒地拒绝了我（又一个错误），并且把我的行为告诉了拉尔夫。这就使得我和拉尔夫之间产生了隔阂。当拉尔夫回到伦敦的时候，他告诉我，我们之间的恩惠从此一笔勾销。我也就知道我借给他的钱和为他预付的钱都一去不复还了。但是，那也不重要，反正他也没有还的能力。失去了拉尔夫的友谊，我倒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现在，我开始考虑存点钱。为了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我离开了帕尔默印刷所，来到了瓦茨印刷所，就在林肯酒店不远的地方，是一家比帕尔默印刷所更大的印刷所。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我离开伦敦。

　　我刚进入瓦茨印刷所的时候是做的印刷工作，我觉得在这里有在新大陆工作的时候所没有的那种体力锻炼。在这里，印刷和排字是在一起的。我只喝水，其他的人，大概接近５０个，他们都是酒鬼。有的时候，我可以每一只手拿一排铅字上下楼梯，但是，其他的人则需要用两只手拿一排铅字。他们对这和其他类似的事情感到很惊奇。我这个喝水的美洲人——他们是这样称呼我的，竟然比他们这些喝浓稠啤酒的人还要强壮有力。有一个经常来给我们印刷所送啤酒的男孩。和我一起印刷的一个人，他每天早饭前喝一品脱啤酒，早餐的时候和着面包和奶酪喝一品脱啤酒，早饭和午饭间喝一品脱啤酒，午饭喝一品脱啤酒，下午大概６点钟的时候又喝一品脱啤酒，做完工作后再喝一品脱啤酒。我觉得那时是很恶心的习惯，但他却觉得这些都是必须的。因为他觉得，喝浓啤酒才有力量干活。我尽力想让他相信，啤酒在身体中产生的力量只和酿酒时溶于水中的谷物和大麦成正比。在一便士的面包中所含的面粉更多。因此，如果他吃一便士的面包，再喝一品脱的水，那会比他喝一夸脱的啤酒所产生的力量更大。但是，无论我怎样说，他都照喝他的啤酒。每个周末的时候他都要从他的工资中拿出４、５先令来付他那个泥浆水。这笔费用我是不用掏的，这些可怜的家伙总是让别的东西主宰。

　　几个星期以后，瓦茨让我去排字间去工作，我就这样离开了印刷间。排字的工人却要我支付一笔５先令的啤酒费，这笔钱我在印刷间的时候就付过了，我觉得那是一种敲诈。老板也这样认为，他不让我付这笔钱。我坚持了两三个星期，他们想开除我的会籍，并在私下里搞了许多恶作剧。比如，当我离开一会儿的时候，我的铅字会被弄乱，页码会被改变。所以这些都被解释为印刷所里的魔鬼作祟。他们说，那些没有得到印刷所里的人认可的人就会受到鬼魂的作弄，就算他有老板的保护。我被迫服从，并答应付钱。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了得罪和你朝夕相处的人是很愚蠢的。

　　现在我终于能和他们和睦相处了，并且很快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建议对印刷的规矩做一些合理的改动，并且驳倒了所有的反对意见。以我为榜样，许多工人吃早餐的时候不再把啤酒、奶酪和面包混在一起吃。因为他们发现和我一样，吃隔壁邻居提供的一大碗热粥，洒上胡椒粉，把面包弄碎，然后涂上点牛油。这样的东西的价格等于一品脱啤酒的价格，也就是３．５便士。这样的早餐既便宜又吃的好，还可以保持头脑清醒。那些仍然整天酗酒的人，由于欠钱没有还，没有了信用，酒店就不赊酒给他们了，他们就来找我借钱，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我就等着发工资，收回我借给他们的钱，有的时候一个星期有３０先令之多。同时，他们也认为我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很会讲话。他们因之很敬重我。我从来不缺勤（因为我从来不用请假做礼拜，我不是教徒），老板也因之很喜欢我。由于我做事的速度很快，老板总是把急件交给我做，待遇经常要高一点。这样，我的生活就过得越来越舒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