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住的地方离小不列颠离印刷所太远了，所以我就在公爵街另外找了个住的，就在天主教堂的对面。他位于一栋意大利两层楼货栈的后面。那个货栈由一个寡妇打理，她有一个女儿，一个女佣，还有一个看守货栈的工人。不过，那个寡妇却住在外面。她到我最后住的那个地方打听我的人品以后就同意我租住在那里，租金是每星期３先令６便士。就像她所说的那样，有个男人住在这里她可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保护，所以她要的租金很便宜。她是一个老寡妇，是牧师的女儿，曾经是个新教徒，但后来随她的丈夫该信天主教。他提起他的丈夫的时候是满怀尊敬的。她在上层社会中生活了好一段时间，因此知道许多有关他们的奇闻逸事，甚至是查理二世那个时期的事情。她因为膝盖害痛风病，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因此，她很少走出自己的房间，所以她有的时候想有个伴。和她在一起是很开心的，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她愿意我就会去陪她。我们的晚餐是每人半条风尾鱼，一小块面包和黄油，以及半品脱的淡啤酒，乐趣就在和她的谈话中。我的作息时间很好，基本上不会打扰她们，这就让她不愿意我离开。当我对她谈起我听说离我工作不远的地方有个住处（我是想省点钱，所以才向她提的），每周只要２个先令的租金的时候，她就叫我不要考虑那个地方，她会在以后的租金里给我减掉２个先令。这样在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就一直呆在那里，每周的租金是１先令６便士。

　　在她屋子的顶楼，幽居着一位７０岁的老处女，她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房东告诉了有关她的事情。她是个罗马天主教徒，当她年轻的时候被送到国外，住在一个修道院里成为了一名修女。但那个国家不欢迎她，所以她就回英国来了，但是英国又没有修道院，她就发誓要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过一种修女的生活。因此，她把她的所有的财产捐出来做慈善，只留下每年的１２镑生活费，这其中的大部分她还拿出来做善事，自己只喝稀饭度日，火只在煮粥的时候才用。她在那个阁楼住了好多年了，房东也信天主教，她认为让她住那里是她的福气。一个神父每天都来听她的忏悔。房东说：“我问过她，她做的那样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向神父忏悔？”她说：“是这样的，人不可能没有坏的思想。”我得到允许去拜访她，她很高兴我的到来，很礼貌地对我，愉快地同我交谈。房间很干净，但除了一垫子、一张放着十字架和书的桌子、一张她让我坐的凳子就没有什么东西了。还有一张画，在壁炉上面。画里圣维朗尼正在展示她的手巾。画里的基督脸上流着血，她很严肃地向我解释那幅画。她看起来脸色很苍白，但却从来没有病过。我把这当作另外一个例子来证明无论收入多么少都可以过一种健康的生活。

　　在瓦茨印刷所里，我认识了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就是威盖特。他有很富有的亲戚，比印刷所里的其他人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会说法语，拉丁文也还过的去，并且酷爱读书。我教过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学游泳，学了两次，他们就游得很好了。他们俩个人就把我介绍给乡下来的一些乡绅们，他是坐船去切尔西参观大学和丹·沙特罗的珍品收藏。在我们回来的路上，威盖特讲的有关我游泳技术的事情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在大家的要求下，我脱掉衣服跳进河中，从夏尔西附近一直游到布来克夫里亚，一路上玩着水上水下的各种花样，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新奇花式，所以感到很惊讶也很开心。

　　我还是在孩子的时候就很喜欢这样的运动，并且曾经研究和实践过色文若提到过的各种动作和姿势，还加入些自己创造的动作。这样对游泳很实用并且游得很优美。所有这些东西我都趁这个机会显示给我的伙伴们看，他们的赞赏使我很开心。威盖特很想在这方面成为一个能手，加之我们所学的东西很相近，我们就走得越来越近。最后，他向我建议一起游遍欧洲，所到之处，靠我们的手艺赚钱维持生活。我一直就有这样的想法，但当我向我的好朋友德纳姆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经常有空就去他那里呆上个一个钟头），他我不要这样，建议我只想着回宾西法尼亚的事情。他正要回宾西法尼亚。

　　我得讲讲德纳姆这个好人性格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以前在布里斯托尔做生意，但是生意失败欠了许多人的债，他就还了一部分就去美洲了。在美洲，他专心做生意，几年之内就赚了一大笔钱。他和我同船回到英国以后，把他原来的债主都请来，大加款待，感谢他们昔日对他们宽大处理的恩惠。他们原来以为不过是款待他们一顿而已，但当他们移动自己的盘碟的时候，下面都有一张支票，除了还清他们的欠款外还有利息。

　　他告诉我他打算回到费城去，并且要带很多货物过去在那边开个商店。他建议我去给他做店员，管帐（他会指导我），抄写信函以及照看商店。他还说，当我熟悉这些生意以后，他会升我的职，让我运一船面粉和面包等货物去西印度群岛，让我从其它方面获得佣金，那是很可观的数目。如果我做的好，会奠定我自己事业的基础。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已经开始厌倦了伦敦，不由得想起来在宾西法尼亚的快乐生活。我希望马上重温它。因此，我立即同意了一年５０镑宾西法尼亚币薪金的协议，它确实比我当排字工人的工资少了些，但是前景更好。

　　我现在离开印刷业了，我当时还以为是永远离开了。我每天忙着我的工作，每天和德纳姆出去，在各种各样的商人间周旋，购买各种各样的商品，查看货物的包装，出差，叫工人发运货物等等。当所有这些货物都运到上商船以后，我有几天的休假。在这些天里，有一个我只闻其大名的人，威廉·温德姆，他派人邀请我去他那里。我很惊讶，就去拜访他。原来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听说我能从夏尔西游到布来克夫里亚，并且在几小时内教会了威盖特和另一个年轻人游泳。他有两个儿子，打算不久要去旅行。他希望在他们旅行之前让他们学会游泳。如果我能教他们的话，他会重谢我的。他们现在还没有来伦敦，并且我也不能确定自己在伦敦还能呆多久。所以我就应允这件事。但是，从这件事情我想如果我留在伦敦的话我可以办个游泳学校，应该可以赚到不少钱。这种想法使我很动心，如果这个建议早点提出来。可能我就不会这么早返回北美去了。许多年以后，你和我和威廉·温德姆爵士两个儿子中的一个联系过比游泳更重要的事情，那个时候，威廉·温德姆爵士已经是挨格蒙的伯爵了，这件事情，我会在以后再谈。

　　就这样，我在伦敦呆了１８个月，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努力工作，小部分时间花在看戏和读书上。我的朋友拉尔夫让我很穷，他欠了我大概２７英镑，现在我不可能收回这笔钱了，在我微薄的收入中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尽管这样，我仍然喜欢他，因为他有许多好的品质。虽然我没有在这里赚下大钱，但是我结识了一些聪慧的朋友，和他们的谈话使我受益颇多，并且我在这里还读了不少书。

　　１７２６年７月２３日，我们从格拉尔夫森德开始出发。关于我旅程中的事情，我会在我的日记中提到，我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那些事情。也许日记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对我未来生活的规划，那都是我在海上的时间规划的。我做出那个规划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是我一直到年老的时候都忠实地执行那个规划，所以值得你特别注意。

　　我们是１０月１１日抵达费城的。我发现费城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基思已经不在是州长了，他已经被戈登少校取代了。我见他像一个普通公民那样在大街上走路。当他见到我的时候，似乎有些惭愧，但什么也没有说，径自走过去了。我见到里德小姐的时候也应该是一样的惭愧。在接到我的信后，里德小姐的朋友们觉得我没有理由可能回来，所以她们就劝她嫁给另外一个人，一个叫做罗杰斯的陶瓷工。但是，和他在一起，里德小姐从来没有开心过。不久，里德小姐就和他分开了，拒绝和他住在一块，拒绝使用他的姓。现在外面都传他已经有了另外一个老婆。他是一个卑劣的人，但手艺不错，这就是让里德小姐的朋友们痛心之处。罗杰斯陷入债务危机，他在１７２７或者１７２８年的时候逃去西印度群岛了，后来死在那里。凯默的铺子扩大了规模，又开了家商品丰富的文具店，购进了许多新的字盘和技术不行的新伙计，生意好像很不错。

　　德纳姆把他的店开在水街，货物也陈列在店里。我勤恳地工作，学习会计。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就很擅长于销售了。我们在一起吃住，他向父亲一样教导我，对我很真诚。我也很尊敬爱戴他。我们本来可以愉快地合作下去，但是，１７２６或者１７２７年的２月，当我刚过完我２１岁的生日的时候，我们两个都病倒了。我得了肋膜炎，差点没有命了。我痛苦之极，心里已经放弃了生存的希望。所以，当我病好的时候，我都有些失望，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后悔，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还要遭受死亡的痛苦。我忘了德纳姆先生得的是什么病，他病了很长时间，最后病死了。他在他的口头遗嘱了给我留下了一笔小遗产，算是他对我的友谊的表示，然后他就走了，再一次我要独自面对这个广阔的世界。他的店由他的遗嘱继承人接管，我在他那里的工作结束了。

　　我的姐夫霍姆斯那个时候正在费城，他建议我重做我的老本行，凯默也以可观的年薪来诱惑我为他管理印刷厂，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把精力投入文具店。我在伦敦的时候，从他夫人和他的朋友那里知道他的品德不好，我不喜欢再给他做事。我想再找个店员的工作，但是，却不是那么容易找到，我只好再次走近凯默。他的印刷所里有这些人，他们是：休·梅雷迪斯，宾西法尼亚的威尔士人，３０岁，从小做农活，诚实，聪明，有敏锐的观察力，喜欢读书，但是酗酒；斯蒂芬·波茨，一位年轻的乡下小伙子，也是从小开始干农活，天生聪明，富有智慧和幽默感，但是就是有点懒。凯默和他们约定一个非常低的周薪工资，但是每隔３个月加１个先令的工资，这就由他们的技术进步所决定。他用这种逐渐涨工资的办法来吸引他们。休·梅雷迪斯负责印刷，斯蒂芬·波茨负责订书。根据凯默和他们的协议，凯默要教他们，尽管凯默对这两者都不一窍不通。约翰，一个野蛮的爱尔兰人，他什么事情都不会做，他是凯默从一位船长那里买来的，他要为凯默做４年的事，他也要做印刷工。乔治·韦布，他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凯默也买了他４年的服务，凯默打算让他排字，我以后还要讲到他。戴维·哈里，也是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凯默收他当学徒。

　　不久我就发现凯默出比以前高的工资给我的目的。他就是要我来训练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当他们掌握了这些技术以后，他就可以不要我了。因为这些人和他都是师徒关系，是有合同的。然而，我还是开心地做事，把印刷所搞得井井有条，原来这里可是一团糟。我使工人专心工作，他们的技术也不断有提高。

　　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卖身为奴，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他还不到１８岁，他告诉了我他的身世。他出生于格洛斯特，在那里的文法学校学习。当他们演出戏剧的时候，由于他非常突出的演艺才能，他在同学中声名远播。他是那个地方“幽默社”的成员，他写过不少诗，并印在格洛斯特报上，然后他就因此被送到牛津大学学习。他在牛津大学呆了一年，但是没有什么满意的，他只想去伦敦和做演员。后来，他获得了１５幾尼的季度奖学金，他没有用这个奖学金来还债而是离开了学校。他把自己的校服藏在荆豆丛里面，然后徒步到了伦敦。在伦敦他没有朋友指点，又结识了坏人，不久就花光了他的１５幾尼的季度奖学金，又没有找到进入戏剧界的路子，成了个穷鬼，就把衣服当了，面包也没有吃了。当他空着肚子在街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时，一张兵贩子的传单塞到了他手上，传单上说凡是愿意去美洲服务的人立刻就可以得到食物和奖励。

　　他马上去签了合同，就上了船。他从来没有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们有关他的事情。他聪明、活泼，品性良好，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但是他也有某种程度上的懒惰、轻率和不审慎。

　　约翰，那个爱尔兰人，不久就逃跑了。我和其他人都相处愉快，当他们发现凯默不能教导他们以后，而从我这里他们每天都能学到东西，他们就更加尊敬我了。由于凯默要做礼拜，所以我们星期六不用上班，因此，我每星期有两天读书的时间。我认识的聪明的城里人越来越多。凯默他自己对我很有礼貌，带着显而易见的尊敬。我现在没有任何忧心的事情，除了我欠弗农的那笔钱。由于我不善于理财，我现在还没有能力还。不过，弗农倒是还没有向我要过。

　　我们印刷所里的铅字经常不够，并且那个时候在北美也没有浇铸铅字的人。我在路伦敦詹姆斯的住所看过人们浇铸铅字，但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太注意。不过，我现在做了一个铸模，用字母做打印器，打在铸模的铅上。通过这种方式就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所有的空缺铅字。我也偶尔刻几块铜板，制造油墨，我还是仓库的管理员等等，总而言之，我就是一个打杂的。

　　但是，不管我怎么任劳任怨，我发现当其他人的技术不断进步的时候我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不重要了。当凯默付给我第二季度工资的时候，他就让我知道他的负担很重，应该减少点工资。他变得对我没有原来那样客气了，老摆他的老板架子，经常挑我的错，吹毛求疵，我们之间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尽管这样，我想他这样部分可能是因为他经营困难，因此不断忍耐，继续我的工作。但是，我们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因为一件小事爆发了。那天，法院旁边突然吵吵嚷嚷的声音，我就把头伸出窗外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凯默那个时候正在大街上，他看到了我，他大声地对我嚷嚷，叫我好好做自己的事情，并说了些责怪的话。他在大家的面前这样对我，我很生气，这时候，所有往外面看热闹的邻居都看到了他是怎么对待我的。他立即跑到印刷所，继续和我争吵。我们两个人都高声争吵。他按照我们签定的合同给我一个月的解雇预先通知，并且说他很后悔给我这么长的预先通知时间。我告诉他，他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我马上就会走。然后，我戴上帽子，就走出门了，在楼下，我碰到了梅鲁迪斯，我希望他收拾下我的东西，并且把它们送到我的住处来。

　　梅鲁迪斯晚上就到我这里来了，我们谈论下我以后的去路。他对我很尊敬，他不想我离开印刷所而他还留下来。当我想要回老家去的时候，他劝我不要去。他提醒我，凯默已经资不抵债了，他的债权人已经不安起来。他的文具店也经营的很差，为了钱文具店的东西经常没有利润就卖了，经常赊卖东西却不记帐，因此他必然要破产，那样我就可以乘虚而入了。我说，但是我缺少资金。他就说，他父亲对我评价很高，很看好我，他从他和他父亲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如果我愿意和他一起合伙的话，他父亲会出钱帮助我们开业。梅鲁迪斯还说：“到明年春天我和凯默的合同就到期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伦敦订购印刷机和铅字。我很清楚我自己不懂技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出技术，我出资金，我们平均分配赚到的利润。”

　　他的提议很好，我就答应了。他的父亲就在城里，也同意了这个事情。特别是他看到我对他儿子的影响很大，成功的说服他戒酒了。他希望我们的亲密相处会帮助他儿子改掉所有的不良习惯。我交给他父亲一张清单，他父亲又将之交给了一个采购商。东西就由那个采购商代买。在东西运来之前，一切要处于保密状态。同时，有可能的话，我还要去另一家印刷所找事做。但是，我没有找到有地方要人，因此就闲了好几天。凯默那个时候有可能获得为新泽西州印钞票的时候，那需要雕版和各种各样的铅字，而这只有我才会。凯默怕我被布雷福德请去而抢了他的生意，就给我写了一封措辞谦恭的信。他在信中说，朋友不应该吵了几句嘴就成了陌路人。他希望我回到他的印刷所去。梅鲁迪斯也劝我过去，这样他就能在我的知识下获得更多的进步。所以，我又回到了印刷所。情况比原来好多了。新泽西州印的那个生意接到了，我为之设计了一部铜版印刷机（这在那里还是第一次），还为钞票设计了一些花纹和字码。我们一起来到伯林顿，在那里，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各方都满意，凯默因此得到了一大笔钱，使他很长一段时间免于破产。

　　在伯林顿，我认识了这个州的许多重要人物。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议会任命来监督印刷工作的，钞票的印刷数量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因此，这些人经常轮流和我们在一起，一般总是带一两个朋友来做伴。由于书读的多，我的见识因而比凯默广，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更喜欢和我谈话。他们把我带到他们的屋子，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对我很客气。然而，我的老板凯默却有点被忽视了。事实上，凯默是个怪人，他不懂的社交，喜欢粗暴地反对大家都接受的观点，衣冠不整，邋遢到了极点，是某些宗教观点的狂热信徒，并且有点流氓习气。

　　我们在那里呆了将近３个月，在那段时间里，认识了一些可以称为朋友的人。他们是法官艾伦；州秘书塞缪尔·巴斯蒂尔；艾萨克·皮尔逊；约瑟夫·库伯；和几个史密斯家的人。他们都是州议会议员。还有测量局的局长萨克·德科。他是一个精明睿智的老人，他告诉我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独立生活了——给烧砖工运土。当他长大以后他就开始写作。他为测量员拿测量链，测量员就教他如何测量。由于他的勤奋工作，他现在已经拥有了不菲财富。他还说：“我可以预计，你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将这个人挤出这一行，并在这一行在费城获得一笔财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已经打算在这里或者别的地方开业。这些朋友日后对我帮助很大，我也不时帮助他们。他们终其一生都敬重我。

　　在我讲述我正式开业前，我最好让你知道我那时候对伦理道德的看法，你也可以看得出，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未来生活。我的父母很早就让我对宗教产生了深刻印象，使我整个童年都虔诚地反对英国国教。但我那个时候只有１５岁，当我发现在我读的不同的书里有不同观点以后，我就开始怀疑圣经本身了。一些反自然神论的书籍被我碰到了，据说博依尔布道的要旨都在里面。它们对我的影响恰恰和它的原意相反，为了反对自然神论它们引用了自然神论的观点，但那些在我看来，却比驳斥人的理由更有道理。总之，我不久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自然神论者。我的观点把一些人，尤其是柯林斯和拉尔夫引入歧途，但是这两个人毫无良心地使我大吃苦头。再想起基思对我的行为（他也是自由思想者），还有我对弗农和里德小姐的行为，那些都不时引起我的愧疚。我开始怀疑自然神论的教义。自然神论的教义可能是真理，但却是没有什么用途的。我在伦敦写的小册子中，引用了德莱顿下面的诗句作为格言。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尽管半盲的人

　　只看见链条的一部分，最近的那部分

　　他的眼睛却看不见

　　那在一切之上的公平那杆秤

　　这本小册子还从上帝的品性，他的无边智慧，他的仁慈与力量得出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可能有错误的东西，善和恶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并不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是明智之极的。我开始怀疑，有些错误可能不知不觉得加入了我的观点，以至影响了随之而来的结论，这种情况在推理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

　　我渐渐地相信，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对于人的幸福最重要的是真诚与正直。我于是写下了决心书，决心书还留在我的日记里。我决心终生侍奉它们。圣经本身对我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是我有个想法，深以为然，我们不能认为某件事情因为被禁止去做就认为那是不对的，不能因为某事要求人们去做就认为它是对的。然而，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来的话，某些事情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是有害处的，某些事情之所以要求人们去做，是因为那是对人们是有益处的。这种信念，靠着上帝的赐福或者守护天使的保护，或者偶然的有利情形或者环境，或者三者的合力，保护我度过青年时代的危机；在父亲不在身边，得不到父亲的劝告的时候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危机。没有因为任性而产生严重的缺德和不义行为，而这些，本来因我缺少宗教信仰而产生。我说“任性”这个词，是指在前面我所提到的那些事例中，我由于年轻，没有什么经验，包括别人的无赖行为，都包含了必然性在其中。在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品德还是可以的。我很珍视它们，并且决心保持它们。

　　我们回到费城不久，新的印刷机就运到伦敦了。我们在凯默知道之前和他算清了帐，得到他的同意离开了他。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一间出租房，把它租了下来。那个时候房租一年只要２４镑，后来听说要７０镑一年，为了减少房租，我们就让安装玻璃的工人托马斯·戈弗雷一家和我们一起住，他要负担相当一部分的房租，我们还把伙食包给他们。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放还印刷机，拆开铅字盒，我们的一个朋友乔治·毫斯就带了一个乡下人来，他在街上打听印刷东西的地方。我们所有的现金都用于购置各种东西了，我们已经身无分文了，这个乡下人的五先令是我们赚到的第一笔收入，它拿的正是时候，它比我以后赚的任何一个５先令都令我开心。由于对毫斯的感激我更乐意帮助那些刚开业的人，要不是他，我可能不会怎么热心。

　　在每个国家都有预言世界即将毁灭的人。那个时候，在费城就有这样一个人，一个很有名的老头，看上去很有智慧的样子，讲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他的名字是塞缪尔·米克尔。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他，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门前，问我是不是那个最近开了一家印刷所的年轻人。我回答说是的，他说他很难过听到我这么说，因为开印刷所要很多钱的，我所花费的这些钱都会没有的。因为费城即将完蛋，人们都处于半破产状态。所以和它相反的现象，像新建筑物的不断建成，房租不断上涨，这些他认为都是假象。所以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属于要毁掉我们的东西。他非常详细地向我讲述了现存的或者即将出现的一些不幸之事，他说的这些让我十分忧郁。如果我在创业之前碰到他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做生意的。这个人继续住在这个不断走向毁灭的地方，重复同样的论调。但是，后来，他买了他第一次悲观预言地方的一所房子，价格是他预言时候的五倍，这让我很高兴。

　　我本应该早就提到一件事情，在上一年的秋天，我把我所认识的大部分聪明的人集合在一起，开了一个俱乐部，它的名字叫“讲读俱乐部”，俱乐部的宗旨在于相互提高。我们每个星期五的晚上聚在一起。我制定了俱乐部的规则，要求每一个人应该轮流提出一个或者数个有关道德、政治、自然哲学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没３个月提交一篇自己写的文章，可以是他喜欢的任一问题。我们的讨论在社长的指导下进行，本着探求真理的真诚精神，不应该有爱争辩或者求胜的心态。为了防止激动，一切过于自信的肯定表述和针锋相对的争辩都是被禁止的，如果违反规定就要处于小额罚金。

　　“讲读俱乐部”的第一个成员是约瑟夫·布赖特纳尔，他是公证事物所的契约抄写员，脾气很好，对人友善，已经人到中年，特别喜欢诗歌，凡是他能碰到的书他都要拿来看，写了些还行的作品，善于做些小东西，通情达理。

　　托马斯·戈福雷，一位自学成才的数学家，他对数学方面很有研究，后来他成为“哈德里像限仪”发明者。但是除了数学，他对别的基本不知道。他不是一个另人愉快的伙伴，就像我碰到的大多数伟大的数学家一样，他要求对谈到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求精确到底，无休止的区别和否定那些琐碎的事情，这样就防碍了大家谈话的进行。不久，他就退出了俱乐部。

　　尼古拉斯·斯卡尔，一个测量员，后来成为了测量局长，他喜欢读书，有的时候也写点诗。

　　威廉·伯森斯，一个做鞋的，喜欢读书，数学知识挺丰富。他开始学数学是为了学习星象学，但最后他却嘲笑星象学。他也成为了测量局长。

　　威廉·麦格里奇，一个工匠，一个技艺非常精巧的工匠，老实聪明。

　　林·梅雷迪斯，斯蒂芬·波茨，乔治·韦布，这些人我前面都谈过。

　　罗伯特·格雷斯，一个家境富裕的年轻绅士，慷慨大方，活泼聪明，爱讲双关语，爱朋友。

　　还有个叫威廉·科尔曼的，他是一个商店的店员，大概和我年龄差不多，他是我所见过的人里面头脑最冷静，心肠最好，品行最端庄的人。他后来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商人，也是我们州的一个法官。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后有４０年的时间，“讲读俱乐部”也延续了那样长的时间，它是我们州最好的一个研究哲学、道德和政治的学术团体。我们讨论前的一星期提出问题，围绕提出的几个问题去阅读，这样在讨论中就可以针对问题发言。我们也在讨论中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所有的事情都控制在规则之内，这就防止了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因为这样，这个俱乐部才能长期存在，关于它，我以后还会不时提到。

　　我在这里讲这个俱乐部的事情是为了让你知道我当时的目的是什么。俱乐部里的每一个人都尽力为我招揽生意。布赖特纳尔特别从教友会为我们拉到一笔印刷４０印张教友会历史的活，其余的则由凯默印刷。这笔生意我做的非常辛苦，因为它的价格很低。要用１２点活字印成《为祖国》式的对开本，还有很长的用小字号印刷的注释。我每天排一张的版，梅鲁迪斯就在印刷机上把它印出来，等我为第二天工作做好排版的时候，这样常常工作到晚上１１点，有的时候甚至更晚，因为我的朋友们不时给我们介绍的小生意耽误了进度。

　　但我决定每天完成一张。一天晚上，当我排好版的以后，我以为今天的工作总算结束了，可是一不小心弄乱两个字版中的一个，有两页的铅字乱成了一堆，我马上拆了版，重新再排，然后才上床睡觉。我的勤劳都看在邻居们的眼里，我的名声和信誉也就随之而增加。特别是当我听说，商人的晚间俱乐部提到我们这家新开的印刷所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这家印刷所一定会倒闭，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两家印刷所了，凯默印刷所和布雷福德印刷所。但是，贝尔德博士（许多年以后，我们在他的家乡圣安德鲁斯见过他）持相反的意见，他说：“那个富兰克林的勤奋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当我晚上从俱乐部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他还在工作。周围邻居还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他已经起来工作了。”他的话打动了大家，不久，一个文具商要供货给我们代销，但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决定开文具店。

　　我这样详细地强调勤劳，好像我在自己吹嘘自己，我的目的是当我的后代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能够了解勤劳给我带来的好处的时候能够明白这一美德的价值。

　　乔治·韦布，她有个女朋友，她借给韦布一笔钱，这样韦布就用这笔钱买回同凯默签定合同时限定的时间。现在韦布来找我，希望来我这里工作。我那个时候不能雇佣他，但我愚蠢地告诉了他我不久打算办一张报纸的秘密，那个时候也许我可以用他。我告诉他，我有希望成功，因为布雷福德印刷的城里的惟一的那张报纸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管理的很差，枯燥无味，但是却有利润。因此，我想到办份好的报纸一定可以赚大钱。我叫韦布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却告诉了凯默。凯默就抢在我之前，登出了他要办报纸的事情。韦布也因此被雇佣。我很生气这件事情，但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力量办报纸。为了对付他们，我写了几篇有趣的文章发表在布雷福德印刷的那个报纸上，文章署名“爱管闲事的人”，后来布雷福德把它延续了好几个月。这样，公众的注意力都转到这个报纸上，凯默的办报计划由于我们的冷嘲热讽就没有人注意了。然而，他还是开始办他的报纸，９个月以后，他的订户最多也只有９０户。最后，他只好把这份报纸贱价卖给我，我早就准备好了要接管这个报纸，就马上买过来了。在几年之内，这份报纸就成了我十分赚钱的生意。

　　尽管我和梅鲁迪斯的合作还在进行，但我感到我说话的时候更倾向于只提我自己。原因在于，事实上，所有的经营和管理都是我在负责。梅鲁迪斯不懂排版，印刷也不在行，头脑也很少有清醒的时候。朋友们都很很惋惜我和他合作，不过我还是尽量搞好我们的合作。

　　我们出版的首张报纸和这里以前出版的报纸有很大不同。字迹更清楚，印刷更精美。我针对伯内尔州长和马塞诸塞州议会之间正在进行的争论写了一篇观点偏激的文章，引起了一些重要人物的关注，使得这个报纸和他的主办人成了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几个星期以后，他们就成了我们的订户。

　　他们成为了其他人的榜样，大家都来订我们的报纸，我们的订户在不断地增加。这是我学写小文章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小成果。另一成果是，一些重要人物看到报纸掌握在一个能动笔写文章的人的手里，应该给予资助和鼓励。布雷福德还在印刷选举票、法律文本以及其他的公家生意。他印了一份给州长的呈文，印刷的很粗糙，有很多错误。我们精美而又正确地重印了它，然后发给每一个人。这样差别就一目了然了，就增加了我在议会中的支持者说话的份量。所以，议会就通过了决议，把下一年的印刷业务给我们做。

　　在这些议会的朋友们里面，我绝对不会忘记的是我前面提到的汉密尔顿先生。他是州议会的议员，他那个时候回到了英国。他在这件事情上大大地帮了我一把，像他以后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他一生都在帮助我。

　　弗农先生这个时候提醒我欠他的那笔债，但并没有催我还。我写了一封坦率的信给他，希望他再宽限一点时间，等我有钱还的时候，我会连本带利还给他，并不断地表示感谢，他同意了。我的错误预算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纠正。

　　但是现在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麻烦来了。梅鲁迪斯父亲按照他对我们的承诺，他要为我们支付开办印刷所的费用。他预付了１００镑也只能付１００镑，我们还欠设备商人１００镑，商人变的没有耐心，等不及了，就去法院告了我们。我们交纳了保释金，但是我们不能按时还钱的话，法院就要宣判强制执行，我们的美好愿望也就要完蛋了，因为印刷机和铅字都要卖了抵债，也许只能卖个半价。

　　在这个生死系于一线的时候，我两个真正的朋友分别来找我。他们的情义我永远不会忘记，只要我还能记起任何事情我就不会忘记。他们相互间并不认识，也没有我的要求，他们志愿为我垫付所有的款项，这样我就可以单独经营这个印刷所，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不喜欢我继续和梅鲁迪斯合作。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梅鲁迪斯经常在大街上醉熏熏的，在啤酒店里玩些低级游戏，这对我们的名声不好。这两个朋友是威廉·科尔曼和罗伯特·格雷斯。我不能提出单独干的建议，如果梅鲁迪斯他们能根据协议完成他们那一部分任务的话。因为，我认为只要他们能履行合同的话，我就有义务遵守合同。如果他们不能履行合同的话，那么我们的合作关系就可以解除，那我就可以自由地接受我朋友的帮助。

　　事情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对我的合伙人梅鲁迪斯说：“也许你父亲并不想你参加我们的这个生意，他可能不愿意为你和我垫钱，也可能他愿意为你出钱，但不愿意为我出。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告诉我，我会把整个生意给你，我去做我自己的生意”。梅鲁迪斯说：“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父亲确实很失望，他是真的没有钱。我也不愿意为难他老人家。我知道这个生意不适合我做。我从小就是干农活的，我３０岁的时候到城里来当学徒，简直就是对我的嘲弄。我们许多威尔士的人都去北卡罗莱那州定居了。那个地方地价便宜，我想和他们一起去那里，干我的老本行。你可以找你的朋友帮你一把，如果你能负责印刷所的债务，还我父亲原来垫付的１００英镑，还掉我的那点私人债务，给我３０镑和一副新的马鞍，我就退出我们的合伙，整个印刷所就是你的了。”我同意了他开出的条件，我们就起草了一份协议，然后签字。我把他所要求的东西都给了他。不久以后，他就去北卡罗莱那了。第二年，他寄了两封长信给我，其中一封是有关那地方的最好叙述。信里提到了当地的气候、土壤、农业等，他对这些很熟悉。我把他的信在报纸上发表了，公众对之很满意。

　　他一走，我就去找那两位朋友。我不想显出对谁有偏爱，所以从他们给的钱中各取了一半，还清了债务，公开对外宣布结束合伙，开始由我独立经营。我想这大概是１７２９年的事情。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人们要求发行更多的纸币，因为当时州里只有１５０００镑的纸币，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富人反对纸币的任何增加，因为他们担心那样的话会像新英格兰那样，纸币增加而导致纸币的贬值。我们在我们的“讲读俱乐部”讨论了这一观点。我站在增加纸币的那边，因为１７２３年第一次发行了数额不大的纸币以后，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增加了就业机会，州里的居民人数也增加了。我看到所有的老房子都住了人，许多新的房子也在建造之中，我很记得很清楚，当我第一次走在费城大街上的时候，我啃着我的松卷，看到胡桃街，第二大街，前大街的房子上都贴着招租的条子，我那个时候就想，这个城市的居民在不断地逃离这个地方。

　　我们之间的争论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问题上去，我还写了一篇匿名的小册子，名字就叫《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它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凡响，但是富人不喜欢它，因为它增强了增加纸币的呼声，他们之中恰好又没有人写文章来反驳它，所以反对增加纸币的意见的声音就小下去了。我的观点得到了议会多数的赞同。我在议会中的朋友们觉得把印刷纸币的业务给我是我应得的奖赏，那是个非常有利润的生意，对我帮助很大。这是我写作带来的又一个好处。

　　增加纸币的效用随着时间的过去是如此的明显，以后就再也没有争辩了。纸币的数量很快增加到５５０００镑，１７３９年则增加到８００００镑，在战争时期则达到了３５００００镑。商业、建筑、居民人数都在增长。虽然我现在想，发行纸币也有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也可能是有害的。

　　不久，我通过朋友汉密尔顿的帮助拿到了印刷纽卡斯尔纸币的业务，在我看来，那又是一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对于做小本生意的人来说，一些小事情也显的很重大。这些生意使我大受鼓舞，也确实利润不少。他还帮我得到了印刷那个州的法律文件和选票的业务，这项业务一直持续到我从事印刷业的所有时间。

　　我现在开了一家小小的文具店。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发票，在当时，是式样最齐全的。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多亏了朋友布赖恩特纳尔的帮助。怀特马施是我在伦敦的时候认识的排字工，一个非常优秀的工人，他这个时候来到了我这里，和我一起工作，人很勤奋。我还收了一个学徒，就是阿奎那·罗斯的儿子。

　　我现在开始逐步偿还印刷所的债务。为了商人的信誉和品行，我小心谨慎，勤俭节约，避免一切于之相反的东西。我穿着朴素，我从不在无益的娱乐场所出现，也不出去钓鱼或者打猎。确实，有的时候，因为读书使我耽误了工作，但那是极少数情况下的事，而且是秘密的，没有闲话。为了显示我并不是高高在上，我有的时候就推着一辆小车把买来的报纸运回家。这样大家认为我是一个勤劳上进、又守信用的年轻人。我从不拖欠，所有文具批发商都拉我做他们的生意，其他商家也主动要求我替他们代销书籍。我可真是一帆风顺。同时，凯默的信用和生意却每况愈下，最终被迫把他的印刷所卖了来还债。他去了巴巴多斯，在那里住了些个年头，穷困潦倒。

　　凯默有个学徒，他的名字是大卫·哈里，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指导过他。他买下了凯默的机器设备，在费城开起了印刷厂。我开始担心他会成为我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他的朋友能干又有势力。因此，我提议和他合伙，幸运的是他轻蔑地拒绝了我。他这个人很狂傲，穿的像个绅士，生活奢侈，经常在外面寻欢作乐，债务缠身，疏于管理他的生意，因此也没有业务可做，最后他带上他的机器，也和凯默一样去了巴巴多斯。在巴巴多斯他雇佣了他原来的老板做工人。他们经常吵架。哈里仍然不断地负债，最后被迫把机器卖了返回宾西法尼亚种田去了。那个买下哈里机器的人继续雇佣凯默操作这些机器，几年以后他就去世了。

　　现在，费城除了一个老对手布雷福德就没有人和我竞争了。布雷福德现在生活富裕舒适，他只是雇些零工偶尔干些散活，对生意不是很担心。但是，由于他负责管理邮局，人们认为他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新闻，他的报纸在投放渠道上也比我有优势，他的广告业务也比我多，这对他很有利却对我不利。事实上，我也通过他的邮局收发报纸，但是大家并不知道，我们是私下里秘密进行的，我是通过贿赂邮局的骑师来进行的。布雷福德知道了就会毫不留情地禁止，这种行为使我大为恼怒，也因此有点鄙视他。因此，当日后我处在他的位置时我从不学他的样。